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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一种传统罗马的机制能够把分裂的精英阶层捏在一起，这种机制就是久经考验的庇护制。只需要看看罗马元老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的书信，我们就能了解到一个大庇护人是如何工作的。西玛库斯四分之一的书信都是举荐信。通过书信，西玛库斯得以编织一张关系网，使他从他在罗马的宅邸通向西部帝国上层阶级的各个阶层，其中既有毛里塔尼亚的主教，又有西班牙的马匹饲养员；他还为汲汲营营的修辞家和医生给高阶廷臣和令人生畏的蛮族将军们去函。西玛库斯的书信展示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精英阶层的微观世界。[88] 然而，西玛库斯努力用书信罩住的社交圈所表现出的彻底的多样性，造成了这个机制的一个弱点。在4世纪，存在太多的庇护人，他们来自彼此间有潜在冲突的群体。不再存在一个单一的庇护链，能够从上到下地满足一个单一、固定的群体。因此，对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来说，现实已不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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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地方富人的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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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期罗马帝国中分属不同富裕层级的成员来说，一个显著而鲜明的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为帝国服务的共同经验给他们施加了一种在穿着和生活风格方面十分罕见的同质性。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而也得满足一种社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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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兴的有钱有势的阶层共享了一种极端新潮的衣着模式。晚期罗马帝国的服装打破了传统罗马衣着的古典限制。精英阶层的新衣把宫廷和军队的价值元素带到了各地，基于军事制服，他们刻意淡化了军事的和民政的、罗马的和蛮族的之间的区别。一种紧身的束带上衣——饰有编织丝绸的大片镶饰，被穿在带有精致刺绣的裤子上面；一件同样绣有亮眼的彩色条纹和斑点的厚重的披风，被披在身上，用一个蛮族工艺的领针别在右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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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种服饰风格的，是一种表达社会区别的新方式。然而，有精致褶皱的罗马外袍须配合一种古典的仪态。外袍强调了——在这样一个纵然是热衷于战争的社会中——公民价值的至高地位，这体现了古典教育在精英培养中的重要性。这些精英在公共场合的自控力和仪态维持着优雅的平衡，就像他们已经彻底吸收的古代作者的句子。披挂在昂贵但简单的布料外面的罗马外袍的褶皱，反映了一种相似的处变不惊的仪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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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新式服饰的人可不是这样。这种服饰表现了那些步入艰巨角色的新人的能量，它包括有强烈对比性的不同层次。束带上衣和紧贴身体的裤子，把身体裹在厚重的质地里；但大披风扣在领针上，以一种毫无约束感的幅宽从肩上垂下；披风在追逐中的猎手的身后飘扬，当大人物掠过荫庇在他们之下的门客时，它也飘扬在大人物的周身，像帆布全张的帆船一样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漂浮的刺绣丝绸织成的“大画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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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服饰确保了无论是在外省还是在罗马，有钱人都会看上去和别人不同。这种想要模仿军队的蛮族趣味的欲望是男性特有的，上层妇女的服装并没有受其影响。事实上，她们的服饰突出的是炫目的珠宝和对珍贵织物的使用——吊坠耳环、手镯、项链，以及落在色泽鲜亮的丝绸和金线布料上的沉重金链。考虑到女性在支配财产上的限制，对于妇女来说，最易于利用的财富形态就是包裹其身体的绚烂衣饰。在这个意义上，妇女代表了一种可支配财富，这种财富处在最令人担忧的流动状态中，即便是那些有意逢迎基督教女性庇护人的教士也对此有所批评。妇女把流动的财富携带在自己的身上，并把财富储藏在自己闺房的大箱子里。出身贵族阶层的基督教女性，她们的私人衣橱里的织物就能为一所教堂提供足量的丝绸罩布和祭台布；一个贵族女性单单通过变卖她的珠宝，就足以资助在罗马城中央修建一整座方形教堂。[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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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不分男女，有钱人被期待在外观上出众，就好像天堂鸟在一群八哥中一样。看一看6世纪拉文纳城镇居民的动产清册，就能够立刻以晚期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辨别谁有钱谁没钱。斯蒂芬努斯有一件丝绸和棉线质地的衬衫（深红和鲜亮的葱绿色）、一件丝绸的花绿长袍、亚麻裤子、两个织毯，还有一个名叫“被抛弃者”的奴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名叫古戴利特的被释奴。他有一件老旧的染色衬衫、一件有装饰的衬衣，以及一件厚布质地的老旧的短外套。古戴利特可不是个乞丐，他拥有少量的财产，在罗马这个大城市也有一个住所，但他是一个缺乏色泽的人。晚期罗马帝国在穷人和富人之间有一条明白无误的边界，古戴利特是属于色彩灰暗的那一面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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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需要记住，服饰和其他惹眼的财富标志并不只被看作对私人财富的宣扬。奢侈和戏剧性的表演是满足公共需求的。从3世纪开始，辉煌的庆典趋于取代大型公共建筑。当民居连同其影响力趋于衰弱的时候，公共演出依旧在继续。自皇帝——他那嵌满珍珠的王冠和紫色长袍像教会用的法衣一样，负载了宗教般的威严——向下，那些执掌公共权力的人把这种权力浓缩在自己的身体之上。相比那些在之前的世纪里簇拥而起的、展现了城市荣耀的沉默的古典建筑群，皇帝、总督和城市领导们的公共外观不过是纳秒量级的展示。但是，这些高级的庆典场合被看作“绚烂”的爆发，它们以一种彻底公共的方式展示了城市和帝国的威严，目的就是让旁观者震惊。[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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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还有，晚期罗马帝国的财富标志能够根据其拥有者资产的多寡来调节。晚期罗马帝国的服饰趋于俗丽。它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宽大的镶边，以及被缝进厚重衣料中的圆形饰物、衣用珠宝做成的胸针和花式衣带。然而，恰恰是因为如此艳丽，这种服饰能够用并不贵重的材料仿制。在行省的小贵族当中，精心染色的羊毛和亚麻被用来替代真正有钱人使用的丝绸和金线。[94] 以同样的方式，在外省显贵的庄园和城内宅邸里，精致的粉刷、饰有壁画的墙面以及精心铺就的地板镶嵌画，是对真正有钱人那闪耀着难以想象的财富的宅邸中装饰炫目的黄金和大理石的模仿。[95] 非洲的陶器——4世纪欣欣向荣的制造产业的杰作——廉价但做工精巧，展示了大人物所用银器上古典神话的精彩场景。在外省城市的显贵台面上，象牙和贵金属牌匾的陶制仿件构成了对罗马贵族专属的显赫和激动人心的大型竞技的回响。[96] 贵重材料使用上的差异，使富人阶层能够容纳不同的层级。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身处今天的葡萄牙南部地区的地主或许也在建造精美、装饰着优雅的小型雕塑的大厅里进餐。但他们进餐用不着展示。他们满足于使用地方陶器，这些陶器都是照着考究的非洲陶具的样子细心塑模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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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4世纪帝国西部地区的地方精英，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帝国宫廷绝没有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在碎片化和高度党派化的状态下，地方家庭竞相展示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在这种炫富竞赛中，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帝国范围内通用的语言，其通用程度令人吃惊。在帝国首都或庞大的帝国庄园发展出来的建筑风格，在各个行省中被采用，并流传开来，还常常被巧妙地迷你化，以适合地方客户的钱包。这种借用给市内宅邸和乡下庄园带去了“皇家的”庄严感和考究的建筑工艺，尽管有些庄园不过是扩展的农舍罢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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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仿效应在极微小的细节、极偏远的地区都有体现。在不列颠，某位皇后可能会以胡椒罐的形式出现在一位罗马军人的桌上（这位军人掩埋的器皿和囤藏的硬币在东盎格利亚的霍克斯尼被发现）。它由亮色的白银制成，黄金质地的薄涂层突出了皇后的皇冠和珠宝。[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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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在不列颠南部，我们能够最好地体会在4世纪帝国影响力的波及范围。赛伦塞斯特向西15英里，在伍德切斯特的一个大庄园，一座造型优美的神话主题的雕塑被发现。它矗立在一座宏伟的大厅之内，位于画有俄耳甫斯的大幅镶嵌画旁边。[100] 伍德切斯特庄园可能曾是西不列颠行省总督的官邸。这个行省从科茨沃尔德穿过塞文河地区，直到几乎尚未罗马化的威尔士山区。因此，这位总督在伍德切斯特的宅邸就坐落在由君士坦丁确立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秩序的最远端。而那座在庄园发现的有精确古典风格的大理石塑像是从地中海东岸一路被运来的，可能来自狄奥多西一世皇帝380年之后在君士坦丁堡开设的作坊。[101] 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这座伍德切斯特的塑像就提供了一张极不寻常的即时照片，让我们看到贵重物品跟随帝国治理人员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迅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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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伍德切斯特这样的庄园的荣光愈加让人感伤，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荣光在若干年之后就走到了尽头。在半个世纪之内，不列颠就不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了。罗马的帝国政府在410年之后撤出，那种在4世纪由国家创制的鲜明的阶层区分随着“后帝国”的不列颠社会迅速且粗暴的平均化而消失了。[102] 在欧洲大陆，5世纪蛮族入侵带来的帝国权威的危机，以一种与不列颠的处境相比或许不那么戏剧化和不可逆的方式终结了黄金时代。在这本书之后的部分里，从5世纪20年代往后，我们将进入一个不同的、没那么活力四射的时代。因为5世纪重演了3世纪的危机，但区别是帝国这次没能再从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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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都属于预想。在4世纪中叶，即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如此激烈的发展。在那个时候，来自上层社会的信息很直白：他们的服饰、他们精心装饰的家居，甚至是把他们与位于财富和权力最顶端的人物和礼仪连在一起的器皿与贵重艺术品——这一切都暗示了，有钱人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他们之所以不一样，在于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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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4世纪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帝国的时代。让财富和有钱人如此与众不同的，是两个因素的组合——以金币计算的巨额的可支配收入，和因为帝国服务或是皇帝的眷顾而获得的帝国特权。以此为背景，我们现在应该转而去考察4世纪社会中一个新兴群体的地位——在君士坦丁如此慷慨地向他的支持者派放特权的受益者中，这个群体最与众不同（自然也最令人意想不到）。让我们来看看基督教会的领导人物和他们的会众。作为著名的312年皈依的结果，君士坦丁决定赋予他们和平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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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Dessau，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no. 7457 （Berlin：Weidmann，1916），3：781-82. 我的同事布伦特·肖证明了这段铭文属于4世纪，参见Shaw，Bringing in the Sheaves：Economy and Metaphor in the Roman World （Toronto：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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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Brown，Power and Persuasion in Late Antiquity：Towards a Christian Empire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2），52-54；又见P. Garnsey，Social Status and Legal Privilege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0）；以及R. Rilinger，Humiliores-Honestiores：Zu einer sozialen Dichotomie im Strafrecht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Munich：Oldbourg，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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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Jacques，Le privilège de liberté：Politique impériale et autonomie municipale dans les cités de l’Occident romain （161-244）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76 （Rome：Palais Farnèse，1984）；H. Inglebert，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5），73-75；P. Gros，“La ville comme symbole：Le modèle central et ses limites，” in Inglebert，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romain e，155-232. 英语中最好的简短综述依旧是A.H.M. 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A Social，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284-602 （Oxford：Blackwell，1964），2：7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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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F.Bang，“Trade and Empire—In Search of Organizing Concepts for the Roman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195 （2007）：3-54 at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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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 Charles-Picard，“Civitas mactaritana ，” Karthago 8 （1957）：1-156；C. Lepelley，Les cités de l’Afrique romaine au Bas-Empire ，vol. 2，Notices d’histoire municipale （Paris：Études Augustiniennes，1981），2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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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 ，trans. B. Watson，Columbia Records of Civilization 6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499；Ying-shih Yü，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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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 Lendon，Empire of Honour：The Art of Government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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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ovella of Valentinian III 3.4 （A.D. 439）. 这条规定定了加入市议会所需资产的最低限，参见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7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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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arles-Picard，“Civitas mactaritan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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