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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公共服务和体力劳作，我们的国家更要靠宗教维持”：基督教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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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至少在4世纪70年代之前，拉丁基督教的社会形象处于不确定的状况。它的确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宗教，但其领袖在社会上并不居于统治地位。他们缺乏实打实的财富和从祖辈继承下来的身份。而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的传统领袖之所以能与其他人形成区别，正是靠这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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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通常会给那些推进罗马社会的文化事业和宗教事业的人发放特权。313年以降，君士坦丁也把这样一种特权赋予了主教和教士们。基督教神职人员只是加入了特权享有者的长长的名单。这个单子还包括多神教司铎（君士坦丁依然让他们免税）、教师、医生，还有犹太会堂的领袖。[14] 他们享有的特权是免除多种公共服务，甚至还有（但更加勉强）免除特定形式的个人税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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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权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经济上的好处；特权还意味着一种珍贵品：闲暇。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罗马帝国一直是一个“小政府”。它的运转是靠把尽量多的管理任务下放给地方——尤其是市议员和城市中的贸易行会（collegia和corpora）。[16] 他们的职责范围很广：从修建道路和城墙，到为公共浴场收集柴火和为罗马骑兵驱策、运送马群。帝国对劳力的索求侵蚀了市议员的时间——对于需要服劳役的普通市民来说，这甚至侵蚀了他们的身体。其程度之深，堪比帝国税收对他们的钱袋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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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被豁免这些义务，相当于步入了非常令人羡妒的闲暇绿洲。君士坦丁特地确保每一位基督教主教和司铎都能享受到这种可贵的闲暇，从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对上帝的崇拜之中。君士坦丁虔诚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361年颁布的法令中提到，之所以授予主教和教士豁免权，是因为“相比公共服务和体力劳作，我们的国家更要靠宗教维持”[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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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裁决。当基督教神职人员宣称其所获得的豁免权时，他们立刻受到了市民们的挑战。这并不令人惊讶。市议员和贸易行会成员对那些宣称有各种形式的豁免权从而逃避义务的人总是盯得很紧。因为税收和任务是分配给群体的。在每个群体中，享有个人豁免的成员的数量越多，剩下的人承担的“公共服务和体力劳作”就越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其令人困扰的“零和”处境。我们通过君士坦丁的法令了解到他赋予神职人员特权，但法令也显示出，它们频繁地遭遇挑战，因而需要频繁的界定和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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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君士坦丁赋予主教和教士的豁免权惹来了恐慌和嫉妒，但他们获得豁免权有一个很严格的上限。凡事分主次，除了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的最后几年，无论是基督教主教、神职人员，还是他们的教会，都没有获得过帝国的首要税收——土地税——的豁免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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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悖论就出现了。这些特权极大地提升了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但就其本身来说，它们并没有让基督教的主教和教士们接近罗马社会的顶层。简单来说，神职人员因为有特权而出众，而与之相比，绝大多数地方社会领袖属于元老和市议员阶级，他们获得特权是因为他们已经出类拔萃了，很多人在进入君士坦丁推行的帝国品位系统之前，就已经是很有实力的大地主了。基督教神职人员则并非如此。这个变化的时代让很多“新人”地位蹿升，基督教神职人员是所有这些“新人”中最新的。因此，在350年前后的拉丁世界中，基督教会处在一个很显眼的尴尬地位，就好像空有一具骨架，而真实的社会权力的筋肉还没在上面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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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基督教神职人员依旧只是尚未显示其力量的阶级的头领，他们领导的宗教共同体在罗马城市富人和穷人间的缝隙中成长。我们现在要考察的就是这些低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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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层”：基督教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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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8年，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史的大学者A.H.M.琼斯在伦敦的瓦堡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基督教的主体力量来自城镇的中低阶层，包括体力劳动者、职员、店主和商人。”[19] 尽管只是以一种略显印象主义的方式一带而过，琼斯的洞见却被之后的研究（尤其是对神职人员的社会来源的研究）证明大体上是正确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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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评估的是，这样一些“城镇的中低阶层”在4世纪的罗马社会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学术主流意见是，晚期罗马帝国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少数富人和大多数赤贫者之间存在急剧的两极分化。罗马古典时代贸易行会的富裕生活被认为在3世纪危机中不复存在。学者们曾经认为，到300年，“中间阶层”已经彻彻底底地从罗马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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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米歇尔·凯瑞近年的细致研究清楚地表明，贸易行会的成员依旧在晚期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镇的组织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1] 他们和古典时代没什么两样，远没有凋零的意思。他们被政府组织起来，提供劳力和金钱的储备，但贸易行会的成员从来不只是财政机器的螺丝钉。他们一起伴宴，一起参与城市游行，并把他们的成员不分宗教归属地葬在共同的墓园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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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团体正是在这些人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只须逛逛罗马的地下墓穴，就能对此有所体察。对于那些把基督教想象成“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的宗教”的人来说，这些地下墓穴会令他们感到惊讶。尽管这些墓穴常能激发现代的浪漫联想，但其中只有很少数能追溯到教会受迫害的年代。绝大多数现存的地下墓穴都被断代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罗马地下墓穴揭示的并非一个受压迫者的世界，而是基督徒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机勃勃的、存在社会分化的4世纪的都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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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穴的地道里，我们能够发现男男女女的墓志铭文。在这座以奢靡和赛会著称的城市中，有钱人的需要为这些墓主提供了生计来源。[23] 不像那些真正的富人的豪华大理石石棺，这里的坟墓是由凝灰岩质地的简单石板覆盖的，算不上奢侈。用刻在一块这样的石板上的话来说，建造这些坟墓用的是墓主的“微薄财产”[24] 。这些石板的主人包括工匠、商人和小吏。我们还遇到了女丝绸职工、制作镜子的男匠人、佩带工具的理发师，以及负责引领骏马的马夫。[25] 最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居然在基督教的墓地里遇见了一位表演哑剧的喜剧演员，他名叫维塔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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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死亡，我该拿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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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点儿也不懂得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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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懂欣赏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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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这些笑话里我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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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全世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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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笑话里我得到了很不错的房子和收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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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外阿庇亚大道上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附近，中世纪朝圣的修士很困惑地发现了这个自信满满的4世纪残篇。他们认为维塔利斯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宫廷小丑加图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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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罗马或许能被视为一个例外。但外省小城萨洛纳（今索林，位于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斯普利特港略北）的基督教石棺展现了一个与此非常相似的由小吏和商人构成的群体。石棺并不便宜：售价是10～15索里达，相当于一个拉丁语法教师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7] 那些拥有石棺的人一定是处在他们从属的贸易行会金字塔的顶端——雕工、玻璃工匠、烛台匠、商人、律师以及政府部门成员。[28] 其中很多人想必是雇主，而不仅仅是工人。[29] 但他们依然存在，没有在3世纪的危机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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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些人在地方上成为基督教社团神职人员的来源。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就公共服务和体力劳作的问题，城市里发生了最为激烈的“零和”斗争之一。市议员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种姓团体，他们常常从外面招募比较有钱的市民阶层的成员，从而保证有更多人来共同负担税收和承担其他职责。整个帝国的市议会都在搜寻那些处在财富上升期的富裕市民（既包括农村人，也包括市镇居民）。这些人的收入使他们通过选举，被迫进入当地的市议会。尽管这种拔擢可能会让人扬扬自得（就像我们在“马克塔尔的收获者”的例子里看到的），但市议会借此来动员本地区每一个财富拥有者去执行收税、执法和维持秩序等灰色任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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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市议会并不是对富裕市民感兴趣的唯一群体。基督教社团同样希望把他们变成神职人员。和他们的主教一样，很多神职人员追求神职是为了逃避公共职责。[31] 但神职授予也绝不只是为了避税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对个人在基督教社团中的地位的认定。基督教社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加入了贸易行会的市民阶层，富裕市民自然而然就是其中的领袖。晚至5世纪20年代，奥古斯丁写道：在非洲的城市中，当行会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职人员也会遇到困难。在好一些的年头，行会乐于让一些成员去地方教会服务，但当税收和公共强制劳役变得沉重时，行会就不再准许成员为地方教会服务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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