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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古时的节制还没有被柔弱懈怠的生活方式浸染，还不存在对铺张宴饮和不正当的痴迷：上下一心，共同怀揣为国英勇捐躯的热情，将赴死看成前往某个平静安宁的港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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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阿努斯这种看似平凡的观点，具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尖锐性。这是因为上述追念对他来说并非怀旧。阿米阿努斯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节制在有钱人中决定性的丧失就发轫于不久之前，他毫不留情地把这种公民德行的衰落溯源到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和他的基督徒继任们的宫廷那里。堕落就是从新的“黄金时代”的有钱人那里开始的。这就有了他对著名的基督徒贵族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所有腐化的有钱人的最生动的代表——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刻画。我们会在本书中不断遇见这个人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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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阿努斯的观点清晰地描绘了罗马人在看到他们之中有人聚集巨额财富时一向的不安。但我们必须记住，关于财富的这种话语是在同一阶层中产生的。我们是在通过有钱人的眼睛打量有钱人。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有钱人应不应该有钱，而是有钱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果有钱人伤害了他人，受害者也不被认为是穷人：他们和伤害者一样是有钱人。在面对和他们同属一个阶级的、有极大势力的人物时，有钱人害怕在任何时候被迫感到“穷困”，也就是无助。晚期罗马世界的有钱人紧紧盯着彼此，并认定别人过度积累的财富会让自己首先受害。他们几乎不会考虑，危险的财富积累会以何种方式影响隔得很远、寂寂无闻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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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阿米阿努斯他们所接受的时代常识，并不是对财富本身的焦虑，它是一套关于有钱的坏人的成见，就像一套讽刺画那样带着恶意。对财富的思考，倾向于落实在对邪恶有钱人的奢侈、做作和贪婪的抨击上。还需要补充的是，对很多作家来说，邪恶的有钱人通常是新富群体（阿米阿努斯所斥责的那些青云直上的廷臣和过分雄心勃勃的元老院成员）。这些人在4世纪的崛起，被认为威胁到了有深厚家底的人更为审慎的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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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就是这种坏富人和好富人的模式化二分，给有钱人提供了重获侪辈青睐的机会。对有钱人的抨击通常都结束于提出一项针对可疑财富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所有人都同意，它就是慷慨——以隆重的给予姿态打开心扉和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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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帝国：从庇护到“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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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曾被称作“品位的帝国”（empire of honor）[16] ，但它同样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作“礼物的帝国”（empire of gifts）。和古典时代一样，在古代晚期，罗马帝国是通过个人纽带维系的，而这些个人纽带又通过大量的赠予来表达和巩固。元老院成员小普林尼的遗赠和礼物，足以构成这种恩惠的流动的著名例子。[17] 这在晚期帝国没有改变。君士坦丁的赏赐行为具有传奇色彩，而在他的批评者眼中，这则是灾难性的。[18] 有钱有势的人以皇帝为榜样，他们用礼物团结追随者，这正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在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做的。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描述，普罗布斯“通过派送礼物获得了极大的权力”[19] 。在普罗布斯死后，一位宫廷诗人专门赞美了他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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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在黑暗的地窖里藏匿他的财富，也不把钱财贬到黑暗的地下，而是挥洒他的财富，比大雨还充沛，让数不清的人变得富足。他的慷慨好似厚厚的云层，盛满了礼物。一波波的门客如海浪涌进他的宫殿，进去时是穷人，转眼就变得富足。他的手用力地挥洒金子，其力度胜过（因泥沙而色泽金黄的）西班牙的河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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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罗布斯敞开的门庭和敞开的双手的记忆，被认为足以洗白这位著名的元老院成员那来路可疑的巨额财富。用伊利亚斯·比科尔曼简洁的话语来说：“在维吉尔的地狱里没有强盗贵族，但有吝啬的百万富翁。”[21] 这个论断适用于包括4世纪在内的整个罗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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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慷慨该如何展现、社会中的哪些群体（包括穷人）可能从中获益，以及这种慷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此处，我们应该避免预设某种完全的对立，即基督教与犹太教鼓励对穷人表达仁爱，而多神教徒那里则没有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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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经习惯于谈论希腊罗马世界“严酷的道德风气”[22] 。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因为古典社会不像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那样，在慷慨行动中注入那么高的意识形态元素。但多神教时代和基督教时代之间的这种对比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强加的。一个没有基督教“慈善”理念的社会，在很多场合下同样为当时被希腊人称为“博爱”的行为留有空间。[23] 富人们觉得自己对一些可辨识的人群类别负有某种义务，例如门客、附庸、亲戚以及同城的公民。只要符合这些类别，穷困的人就有机会进入富人庇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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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安娜丽斯·帕尔金在论及古典罗马世界给穷人的捐赠时所指出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有关施舍的史料”[24] 。乞丐集聚在庙宇周围接受钱币，分享食物供品，吃献祭的肉，他们并没有被完全忽视。[25] 但是，这里欠缺一种感觉，即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救济穷人的方式中，人道是在一种纯然不对等的关系中获得体现的。施舍意味着照顾低下者，事实上，施舍行为本身就强调了接受者的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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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是在多神教徒中，还是在基督徒中，施舍从来就不是赠予的唯一形态，地位平等者之间的礼物和恩惠的交换同样重要，“博爱的”赠予为朋友和邻人提供了一张安全网。举例来说：在一个极少存在银行机构的世界中，为同侪提供的小额个人借贷常常起到了施舍的作用。[26] 并非所有仁慈的举动都采用礼物的形式。在乡下尤其如此，地主们通过给租金打折和延长还债期限来展示慷慨，尽管他们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仁慈，不如说是通过延长佃户的债务来维持对佃户的控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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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根据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慷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有门客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保护罩”，穷人可能难以接触到非常有钱的人。[28] 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晚期罗马的社会中存在这样的空间，其中能够容纳一个由相对富裕的人构成的广大阶层。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和周边的穷苦人生活得很近。[29] 不是所有人都铁石心肠。医生应该接待贫穷的病人。[30] 商人协会集资给乞丐（只求他们远离店铺）。[31] 孩童会被收容抚养。[32] 如果一位有钱的寡妇照顾和她一样身为寡妇但非常贫穷的妇女，她会因为这种“虔敬”行为而受到赞扬。[33] 好客之情也能够让陌生人感受到。一个贫穷的渔夫曾有一次遇到了一位海难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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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是一位拥有不凡容貌的人，他受到了同情心的触动……进而顺应自己的怜悯心，他脱下了自己破烂的小斗篷，裁下一半，分赠给了这位年轻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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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圣马丁在亚眠城门外切下一半斗篷给一位乞丐穿上的著名场景。这个场景出自一部3世纪的小说。它提醒我们，怜悯的剧情绝非仅仅属于基督徒的想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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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怕的奴隶制度也被认为应当偶尔加以软化。[36] 在帝国境内，上层阶级的社会给此种反主流文化留有空间，即奴隶和主人能够被想象成一起快乐地生活，就像一个家庭般，形成一首田园诗，这很像19世纪俄国地主和农奴间的理想关系。[37] 哲学家反对对奴隶施加暴力，[38] 但是他们的建议没能推动人道情感的传播。在对待奴隶的问题上出现的些许“人道主义化”，其背后有着一个令人战栗的原因：罗马政府很清楚地讲明，它不打算让奴隶主们分享它所垄断的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权。皇帝们规定，奴隶不应当被处以公法中规定的可怕酷刑。通过这种立法，皇帝们宣布，他们，且只有他们，打算用同等的野蛮手段压迫奴隶和“卑微的”自由民。奴隶和“卑微的”自由民构成了帝国臣民的大多数。[39] 尽管存在这些举措，奴隶主和奴隶间的暴力依然在继续。300年前后，在西班牙南部的艾尔维拉宗教会议上，基督教主教们审理了基督徒女奴隶主殴打奴隶致其死亡的案件。[40] 总的来看，奴隶制的残酷逻辑就好像一块沿边缘罩在晚期罗马社会上的巨大冰盖，保证了人道主义情感（既在基督徒中也在多神教徒中）始终处在冷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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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抛开奴隶制不谈，我们处理的这个社会在道德上并不像基督教作家们认为的那么冷漠。在很多地区，社会价值体系从多神教时代无中断地延续到了本书所处理的时段的末尾。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给它们贴上虚伪的标签而不予理会。“仁慈”“有耐心”“仁慈地对待奴隶”“可敬的善意”“充满值得称赞的人道精神”，载有这些短语的铭文被粗糙地刻在7世纪早期的罗讷河谷的墓碑上，使用的是非常朴素的拉丁语。这些赞美语言的渊源可以向前追溯若干世纪。[41] 这些语言说明，罗马社会直到终结都一直保留着待人友善的理念，这是希腊和罗马文明中传播最广、最不容忽视的方面之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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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护教者们可能会将基督教的仁爱与多神教的冷酷无情对照而观。但经验丰富的基督教布道者，如奥古斯丁，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人和多神教徒也有慈善行动，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慈善方面比基督徒还要热心。[43] 在一篇新近发现的、以“基督教礼物”为题的布道词中，奥古斯丁甚至表示，慷慨的人道行动在教会之外是常见的。这些行动出自“人道主义”，一种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共享的德行：“他们采用了人道的对待方式，这源于共享的人类本性带来的共同纽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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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如此大的恩惠”：向城市的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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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很少有史学家关注人格尊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将其视为理所应当，还因为人格尊严的体现往往很零碎。在罗马世界，它也遵循了所在社会的法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罗马社会把社会关系理解成无数个恳请者和施予者的正面相遇。施恩者做出自己的安排，以减少不幸的发生——无论遭遇不幸的是朋友、亲戚、门客、邻人，还是不具名的悲惨命运的受害者。正是由于被打碎成了无数个小小的善行，非基督教的人道实践缺乏一个明确的聚焦。广义的人道的理念广为传播，但由此理念衍生出的行动无规律地分散在整个社会之中。对穷人的施舍在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圈子里被持久地颂扬为最高级的虔诚行为，能够囊括每一个人将慷慨和人道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多神教徒的人道行动却从未凝结成类似的独特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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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时的人在别处寻找慷慨的完美情节，他们发现这些情节触手可及。多个世纪以来，最鲜活、最至高无上的赠予形式被认为发生在这样的场合，即一位有钱人在公众激昂的欢呼声中毫不吝啬地向本城赠予，其方式是修筑新建筑、维修旧建筑，或是向市民提供炫目的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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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公益捐赠，是对所在城市做“好事”的传统。这种公益被当作一种涵盖整个城市文明的、表达慷慨的方式。个别的善行，即使是在很大范围内施行，也只是像一场轻柔的细雨。与之相比，城市公益是强力的电闪雷鸣，照亮了传统社会图景的主要特征，让小规模的赠予形态（其中很多很可能源自同情心）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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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益紧紧抓住了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也紧紧抓住了现代史学家们的注意力。他们正确地将之视为希腊罗马世界最惊人、最特殊的特征之一。[45] 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个4世纪和5世纪，它也紧紧抓住了基督教主教们的注意力。事实上，他们对这种活动直言不讳的反对（因为其中没有同情穷人的元素）多少起到了夸大当时的城市公益程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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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这么关注城市公益是有道理的。他们看到了一个争夺有钱人财富的竞争对手。愿意听从主教们的有钱人日益增多，但这些人从小就习惯于认为针对城市的慷慨行为既是义务，也是令人愉快的事。位于沃尔西尼（今博尔塞纳，在罗马以北大约70英里）的圣克里斯汀基督教地下墓穴里，墓碑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其中一位（他在376年埋葬了他的妻子）曾是城市的财政官。另一位是马提乌斯·帕特尔努斯，他也曾做过财政官，并负责监督城市对军队的物资供给。他还用自己的钱修复过公共浴场（被称作图斯奇阿努斯浴场，以纪念一位先前的恩主）。“在所有人的认可下”，他曾接受过“城市庇护人”的称号。毫无疑问，他曾筹办过赛会和筵席。这些公职和荣誉被充满自豪地列在基督教徒的墓志铭上。铭文的结尾是“愿你和圣徒一起享有安宁”[46]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地位高的人属于一个给予的阶级。他们不应回避对所在城市的慷慨，就像一位中古时期的骑士不能体面地回避骑士阶级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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