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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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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4章 “天上的财宝”：基督教会中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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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民众并不叫嚷说穷人应该获得些什么”：赛会、民众和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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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构4世纪晚期拉丁西方世界中基督教对财富和贫穷的态度时，我们常常发现自己置身于基督教布道词的世界里。这毫不奇怪。在开创性的研究《基督教与帝国修辞》中，阿芙利尔·卡麦隆把基督教布道文称作基督教社区生活中“隐匿的冰山”[1] 。一周复一周，一个社区接着一个社区，常规性的布道对基督教会来说就好像呼吸空气一般寻常。基督教作家的正式作品如今填满了我们图书馆里那么多的书架，但实际上，基督教布道文创造的口头论述就像巨大且在通常情况下十分隐蔽的大陆架，而我们图书馆里的作品不过是大陆架那偶尔露出海面形成岛屿的部分而已。作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是这些布道者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根据计算，在他出任希波主教的三十五年时间里，他的布道应该至少有6000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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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之后会看到的（第21章），奥古斯丁的布道广泛涉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在那些布道文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把针对城市的慷慨行为（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和基督教针对穷人的赠予两相并置。新近在爱尔福特主教教堂图书馆发现的一系列布道文表明，奥古斯丁有就这个主题开展全面布道运动的计划。布道运动包括面向他自己的教士们的宣讲会，教授他们如何最好地布道，以反对赛会，支持基督教慈善。那些支持赛会的有钱会众要被“声讨、谴责，并被要求改邪归正”[3] 。这些对慷慨的野性展示的唯一用途就是，作为范例激励基督徒做出豪迈的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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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能够用来敦促我们教会的懒惰成员行动起来，因为他们甚至不会掰下一块面包喂给（穷人之中）饥饿的基督，而那些在剧场上挥金如土的人，甚至都没有留给自己的儿子一块面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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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布道发生在希波、迦太基和迈杰尔达河流域的小城中。身处拉丁西方世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的中心，也就是“对城市的爱”的传统被保持得最有活力的地方，奥古斯丁对城市公益现象迎面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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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选择目标时很小心。在他的布道文中，批评从未触及维持罗马民众食物供给的著名的城市配给制度，尽管（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体系直白地揭示了旧世界针对公民的善行与新兴的基督教针对穷人的慈善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城市食品配给制是一项帝国事业。它是由最大的城市恩主皇帝奥古斯都赐予罗马人民的礼物。[5] 每一年，为罗马准备的城市食品配给，其征收和运输工作都使希波和迦太基的码头挤满了满载谷物和油的船只。城市供给制是4世纪非洲大量财富的秘密所在。[6] 但就是鉴于这个原因，罗马的城市食品配给制是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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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赛会就不一样了。在迦太基和其他地方，它们依旧被充满热情地操办着，这赤裸裸地体现了如此多的钱是以何种机制流向了奥古斯丁眼中错误的方向——远离穷人和教会的方向。每次举办的时候，赛会都清楚地表明，有钱人只听从城市“民众”的声音，而不是他们的主教的：“他们充满厌恶地对待穷人，这是因为民众并不（在欢呼中）叫嚷说穷人应该获得些什么。”[7] 如奥古斯丁所见，和大约两个世纪前斯米拉德的马格里乌斯所在的时代相比，世界并没有发生改变：民众依旧是赛会的“主人”；民众不喜欢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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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对奥古斯丁的批评的原创性略做分析。在听众看来，他对赛会的许多批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赛会长期遭受批评，但并非仅仅来自基督徒，它们一直是高调的反文化的批评对象。哲学家们经常批评说，赛会存在感官刺激，蕴藏着暴力，促使资助者格外爱慕虚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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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奥古斯丁和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才从两种赠予相冲突的角度看待赛会，这是新现象；他们也从两种爱的冲突的角度看待赛会：“对城市的爱”和“对穷人的爱”互相竞争。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布道者们有意针对城市公益的神话。城市的恩主们用心经营这样一种自我意象：他们戏剧性的慷慨行为出自对城市的深爱。因此，赛会的赞助人可以被塑造成基督教布施者邪恶的复制品。对城市的爱和基督教慈善是一对孪生子，两者都被认为受到强烈的爱的驱使。就剧场本身来说，它并不像很多哲人抱怨的那样仅仅是残酷和堕落之地；它还是联结社会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剧场是一种“反教会”。用一位东部帝国的作家的话说，剧场在高光的场合召唤出的野性的热情和灼人的团结感，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撒旦的教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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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和竞技场：一场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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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如此布道，奥古斯丁有意设计了两个世界在头脑中的冲突。他把城市和教会并置，将其描述成两种截然不同、看似无法并存的赠予方式。通过这么做，他和与他同时代、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帝国的其他区域布道的基督徒，创造了一种关于晚期罗马社会中教会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表征”。在这种“表征”中，教会与城市存在经常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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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布道引出的生动对比常常误导学者。在论及晚期罗马城市的变化（以及整个帝国的变化）时，学者习惯于描述教会和城市之间为争夺对财富的控制而进行的直截了当的角力。用阿纳尔多·莫明利亚诺明快的语言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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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用来修建剧场和水渠的钱，如今被用来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社会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修士和司铎的精神与物质条件更有利，而对帝国的古老制度更不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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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需要一直铭记，在晚期罗马帝国中，实际生活的变化并不像基督教布道者们期望的那样迅速。教会和城市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被缚在一种零和争斗中，通过掏空有钱人的口袋而从中渔利，教会最终从斗争中胜出——这样一种观念因为两点而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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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的都只是赛会的自我意象。但我们需要谨慎，不能把这种自我意象混同于它们的实践。对公民生活公开呈现方式的预期是，赛会应当非常昂贵。一位恩主被预期会为了他的城市而耗尽个人财产。但在现实中，这极少发生。赛会往往经过长期的预先筹备，操办时也精打细算，很少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是“地位的血的洗礼”[11] 。在有钱人的总体财务预算里，城市竞技活动的花销相对来说是个小头，最好的类比可能是18世纪英国议会候选人选举时的花费。除了少数例子，那些花销不会达到过分的程度。真正关键的是，候选人需要在选举时声称自己已经为了讨好选民而极尽其能事了（就像在晚期帝国的赛会中一样）。这是因为一场争夺激烈的选举（连同与之相关的所有闹哄哄的宴请和赤裸裸的贿赂）和罗马的赛会是类似的。两者都浓缩了社会意象的整体：英国自豪于自己是一个有“自由选举权”的国度——这种“自由选举权”需要拉票；晚期罗马城市自豪于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民”的聚集地——这些自由“人民”需要用娱乐招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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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越是深入研究全帝国有钱的基督徒的行为（例如我们从博尔塞纳的圣克里斯汀地下墓穴的墓碑上窥见的），越是会意识到他们中很少有人把教会中的施舍和对城市的慈善看成决然对立的，即便教士阶层坚持这种看法。毫无疑问，很多有钱人两样都做。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奥古斯丁时代的非洲宗教会议，谴责了安排赛会的主教之子。作为市议员阶层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从他们的父辈那里继承了对城市慈善的义务和兴趣。[13] 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城市中扮演的公共角色与自己的基督教虔信之间存在什么不协调。他们对教士阶层呈现给他们的“二选一”毫无感觉。这个选择题与他们合乎赠予者阶层成员这一身份的实际生活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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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眼中他们可能没价值，但在上帝眼中他们有”：穷人和社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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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基督教在晚期西罗马世界的崛起，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施舍取代城市公益。与公共赠予的受益人从市民变成穷人这种直白的替换相比，我们面对的变革要更为深远。穷人作为一个负载了重要意义的关注对象，其出现涉及一场想象的革命。让我们花点儿时间，对这里面可能涉及的方面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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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研究时对基督教对晚期罗马社会的影响有相当清楚的意识，但很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基督教归根结底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佛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进入中华帝国这一有些淡漠的世界（在5～7世纪）类似，基督教也是一种“对不可通约性充满渴望”[14] 的宗教。基督徒需要在与其信仰的巨大精神抱负相称的尺度上，创造其自身的社会意象。他们倾向于通过在社会中放置一系列鲜明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标记”来实现这一点。这些标记的功能就好比起床铃声。他们会一并挑战信徒和非信徒，让他们意识到基督教信息所打开的、宽广得无法想象的、通向人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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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那些声音最响亮的基督教鼓吹者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性状况的极端处境上。和基督教扩展到穷人的布道洪流同时出现的，是对禁绝性欲的各种形式的急速抬升，包括守贞、退隐修道院，甚至还有对特定群体中教士的独身要求。这并非巧合。阐述这两个主题的，往往是同一批作者，比如哲罗姆，他把对藏在贵族宅邸深处的贞女的颇具张力的勾勒，[15] 与对元老身份的基督徒式的赞扬——他们穿过成堆的乞丐，在走向元老院时向他们施舍，并在自己建立的收容所里为穷人的伤口擦药——结合在了一起。[16] 向穷人的扩展与对守贞和独身的采纳，均被当作逆着人性的正常取向而行，两者都带着一种出格的英雄主义色彩，展示了基督教超自然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能够激励基督徒去做像禁绝性欲和爱穷人这种非凡的事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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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赠予穷人倾向于被呈现为一种最纯粹，也最有挑战性的利他活动。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种利他主义想象的影响力。晚期罗马社会（就像其他任何古代社会一样）的世界，在各个层面上依靠高密度的互惠性礼物网络得以聚合在一起。互惠性礼物的范围，从邻里、协会内部友好的互相服务，到城市里的恩主与他们的“民众”的欢快对话，而通过这种对话，公民的欢愉这项礼物会旋即得到荣耀和欢呼作为回报。这个世界看上去遵循着铁打不变的互惠法则，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梦到对乞丐施舍被认为是一种噩运，这种梦境预兆了死亡：“因为死亡就像一个乞丐，只接受却丝毫不给予回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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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基督教作家和布道者附着在终极的、非互惠的礼物——给穷人的礼物——之上的那种刺激感。用拉克唐修写于君士坦丁统治初年的、富有挑战性的话说，这种赠予表明：“唯一真正的、确实的义务就是去供养那些贫困的和无用的人……必须丝毫不去期待回报……在人眼中他们可能没价值，但在上帝眼中他们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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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很多基督教作家所呈现的针对穷人的慈善，与20世纪50年代存在主义作家所呈现的“慷慨”很相似。这几乎是关于潜在的无边界性的骇人宣言，但这同样是一种想象性的征服行为。把如此无用的人认作基督教共同体的一部分，无异于以基督之名宣称对整个社会的权利，直到它的尽头——那最黑暗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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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对穷人戏剧化的态度，在基督徒中间制造了一种想象的困境。在出色的研究《古代晚期意大利史料中穷人的形象》中，克里斯特尔·弗洛伊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困境。正如弗洛伊所指出的，在基督教布道中，穷人的形象令人炫目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穷人要么被当作“他者”，要么被当作“兄弟”。穷人究竟是“他者”（被看成活在基督徒认为应该冲破常识去到达的社会的最边缘，就像拉克唐修的作家暗示的那样）还是“兄弟”（被看成邻人和同为教会成员的伙伴）？基督教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根据穷人形象位于的不同的想象极点而变化的。[20] 让我们在4、5世纪的基督教布道者和作家那里跟踪这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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