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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帕尼亚的各个城市及其邻近地区旅行时，西玛库斯发现了令人高兴的证据，该证据显示古老的公民价值观仍然存在，城市公益仍然很好地存续着。他曾经经过贝内文托，当时恰好是一场地震过后，当地的显贵们正在修复这座城市。他很高兴地看到“热爱故乡的人”正在做着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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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本身是伟大的，它的显贵们更加伟大，他们真挚地热爱着文学。他们的行为是出色的……为了装饰他们的城市，他们竞相倾尽他们的私人财富……破裂的石块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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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忘记，这是西玛库斯的坎帕尼亚，这是一幅仔细构建起来的心中风景。正如米歇尔·萨尔兹曼敏锐地观察到的，坎帕尼亚为西玛库斯提供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变化的世界的镜像”。西玛库斯也曾经在其他地方旅行，他曾经到访过特里尔，并且经常越过亚平宁山脉前往米兰，不过这些旅程并没有触动他，他也不指望用这些旅程来触动他未来的读者。他的书信透露出：“不情愿去赞美，甚至不情愿去详细描述缺乏传统的地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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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远远不能够确定坎帕尼亚各地是否全都“闪耀着”自然的富足。对坎帕尼亚北部的考古勘探显示，要前往那不勒斯湾，西玛库斯和他的随行人员会经过一片空荡荡的地区，那里是一个贫瘠的农业区，在共和晚期曾经是兴旺的农贸中心，而在西玛库斯的时代，村舍零星地散布在过去的废墟上。西玛库斯以及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不能将坎帕尼亚当作一个安全的粮仓，他们的财富仍然需要依赖于大海对面更加遥远的西西里和非洲地产上的收益，而那里总是存在诸多顾虑和管理上的问题，这是因为地主们并不居住在当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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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描述的坎帕尼亚的庄园——包裹在打磨平滑的大理石中，装饰着激动人心的弧形廊柱以及看起来浮在半空中的楼梯[33] ——还没有被发掘出来。他的庄园可能并不像行省贵族和廷臣们在帝国其他地方所建立的庄园那样富丽堂皇，比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奥索尼乌斯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庄园，以及诺拉的保利努斯的庄园。实际上，西玛库斯并没有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特殊状态中，和4世纪其他“热爱故乡的人”一样，他处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体系中，这决定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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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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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适应更广阔世界的方式是不断写信。他写了大量的信。一些信是为有前途的年轻人写的，一些信是为处于困境中的行省人写的。这些信是这位大贵族最贵重的礼物。[34] 对西玛库斯本人来说，信就是他的生命线。这些信让他和最高的当权者保持联系，并且保证他的名字能够经常出现在高级官员、廷臣和将军们——任何皇帝的亲信——的眼前。正是通过这些信，西玛库斯扮演了一位老练政治家的角色。这些信就像蜘蛛网一样细密，它们在西玛库斯周围编织起了一张安全网；它们确保了这位自豪的罗马城贵族能够在政坛中屹立不倒（在4世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人都倒台了），或者，如果他倒台了，这张安全网确保了他能够东山再起。[35] 西玛库斯是一位幸存者。对于那些带着后见之明的读者，西玛库斯的书信能够在402年以后被当作一本生存技艺的教科书，阅读和模仿这些书信的贵族们将会从中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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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这些书信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用约翰·马修斯的话来说，西玛库斯将他的书信展现为一个罗马帝国晚期“友谊”的博物馆。他的书信是罗马式友谊的典范。[36] 对一位罗马人来说，“友谊”意味着通过互相帮助，不断和其他人保持联系。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的友谊，西玛库斯试图弥合罗马帝国晚期使社会上层分裂的许多裂痕。元老院中的同事、大区长官、宫廷中的宦官、蛮族出身的将军，甚至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米兰的安布罗斯），只要西玛库斯认为这些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他就会去联系所有这些人。他们像朋友那样见面，以古老的“友谊的协议”联系在一起。因此，西玛库斯会在书信中向收信者暗示，他们作为他的朋友应该立刻认识到他的要求的正当性，并且满足他的需求，没有比这个更自然的事了，几乎用不着去提醒一个“和友谊的职责协调一致的灵魂”哪些是应该做的。当然，他必定会在各种事务上为西玛库斯效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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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释了西玛库斯在和那些身居高位的通信者联系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老式的、表现得有点过头的同僚感。正是这种策略表明了他是一位贵族。作为罗马城的贵族，他是所有人的朋友，仅仅臣服于皇帝。他对自己在书信中总是保持着“老做派”而自豪，他在信中只写收信人的名字，而从不写收信人的官衔。“愿抬高官衔有助于他人提升自身地位”，但对于西玛库斯自己的朋友来说不必如此。[38] 根据4世纪的社会背景来看，这具有重要的政治考量。在西玛库斯的信中，罗马帝国政府授予西玛库斯通信者们的那种完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被悄然改变了。我们只须将西玛库斯在称谓上刻意保持老做派式的低调和这一时期的其他书信做一番比较，便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奥古斯丁作为主教时写信给当权者和与西玛库斯类似的贵族时，他问候的方式是极其拘谨的。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作为一个总是仰望着高层的行省人，他小心翼翼、恰如其分地关注着大人物们在身份地位和官衔级别间的细微差别。[39] 而西玛库斯并不是这样，对他来说，一个人要么是朋友，要么什么都不是。对我们来说，西玛库斯的900封信可能是枯燥的，但是他写信的方式能够使他的同伴或者他的后人永远不会从这些信中看出他曾经是卑躬屈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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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友谊”：西玛库斯世界中的多神教徒和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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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平静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曾经以神圣的友谊团结在一起）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基督教的出现。西玛库斯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多神教徒”，他甚至被我们现代学者看成罗马“最后的多神教徒”之一。可能称他为“第一位多神教徒”更加合适，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罗马贵族中，他第一个适应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环境。他被其他人贴上了告白式的标签——“多神教徒”，但这不会是他自己喜欢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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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这个词直到4世纪70年代才开始流行。这是一个只有拉丁基督徒才使用的宗教性词汇（希腊基督徒往往使用“希腊人”来称呼古希腊宗教的信徒）。最初这个词和宗教无关，“多神教徒”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只是“平民”——一个不享有皇帝授予的荣誉或者特权的人。基督徒使用这个词来羞辱那些没有为真正的皇帝——基督效力的人，这些人都是外人，他们并不完全是上帝的帝国中的一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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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也不一定是一个带有恶意的词。这个词经常作为一个中性词，作为一种对非基督徒的习惯性、方便的称呼来被使用。但这个词用在西玛库斯身上的确是非常不正确的。他不是一个“多神教徒”，他一如既往地崇拜所有的神，仅此而已。他只是没有以宗教派别的眼光把他的罗马人同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看成互相分开的自己人和外人。无论这些人的信仰是什么，他都希望将他这个阶层的成员们看成通过旧式的“神圣的友谊”而团结在一起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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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角度来看，西玛库斯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既不迟钝也不麻木。只是比起给他的朋友和同事贴宗教性的标签，他有更有意义的事要去做。我们现代人继承的是新兴的基督徒的看法，这种看法直到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才开始流行，当时西玛库斯已经30多岁了。我们很重视宗教上的差别，即使是在一个世俗时代，我们也往往重视宗教上的信仰（如果这个社会中存在宗教信仰的话），将之看成最深厚和最真实的感情。和现代人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在西玛库斯的世界中，情况绝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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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君士坦丁使基督教本身显得引人瞩目，甚至令人讨厌，但是在4世纪70年代的罗马城，就如同在帝国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样，基督教只是一个中下层宗教。这些人的意见对罗马城贵族们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西玛库斯的地位远在基督教会之上，他对基督徒们的宽容是由于距离上遥远的间隔，比如，他能够欣然庇护基督教的主教们。他写给他兄弟的信中提及了主教克莱门斯，克莱门斯来自毛里塔尼亚的凯撒利亚（今阿尔及利亚舍尔沙勒），西玛库斯正好在这个城市中拥有产业：“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在推荐一位主教，但说服我推荐的是他的事务，而不是他的教派。”克莱门斯主教并不是为了他的教会，而是为了他的城市前来恳求，为的是减免整个凯撒利亚城居民的税赋。西玛库斯希望他的兄弟能够赞成：“他作为一个好人应为凯撒利亚尽责——那是他的故乡。”[41] 在西玛库斯的世界里，一位基督教的主教首先是一位“热爱故乡的人”，教派领袖的身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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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我们对这一观念的考察脱离时代，我们要记住晚期罗马帝国中社会上层所保留的充满敬意的氛围，他们认为他们所传承的体制和宗教仪式是来自没有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往昔。这并不是说多神教徒都是不温不火的，而基督徒都是咄咄逼人的。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有一大群处于中间地带的人，他们可以同时具有多神教徒和基督徒的倾向。国家和城市仍然自有其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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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的存在绝不仅限于西玛库斯的罗马城内。正如克里斯托弗·戈达尔对4世纪意大利中部的皇帝崇拜的详细而又令人信服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向皇帝表忠心的庆典几乎保留了从前的崇拜仪式中的各方面内容，只是血祭被免除了，这是为了尊重某个基督教皇帝个人的喜好。然而，同意免除血祭并不会导致宗教的自我毁灭，献祭并不是所有多神教仪式的核心。庄严的游行、公共的宴会和壮大的赛会仍然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元素，这种类型的盛大庆典所唤起的某种敬畏之情堪比宗教“派系”的活动所带来的新奇刺激。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城市内——尤其是在罗马城内，庄严的城市大厅、广场、马车竞技场和从古代拱门下穿过的凯旋式的道路，都能够成为庆典场合中的风景，这些凝重而令人震撼的崇拜完全比得上任何基督教教堂中的崇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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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以下这一事实所揭示的更加清楚了：在4世纪70年代，罗马城中的元老并不都是多神教徒。只须举一个例子：著名的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来自一个君士坦丁皇帝所提携的基督徒家族，[43] 然而，罗马城内的公共生活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贵族对于这座城市的义务面前，普罗布斯及其追随者们的基督教信仰失色了。对罗马城赛会时期所发布的铜牌的研究表明，基督教家族的代表们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和圆形大剧场主持的赛会的震撼、残酷程度绝不亚于多神教家庭资助的赛会，其激发出的那种强化城市和帝国崇拜的原生的、前基督教的肾上腺素，同样必会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44] 通过西玛库斯的书信，我们知道了许多这样的基督徒，西玛库斯和所有人——多神教徒和基督徒——联系，把他们都看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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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一条路”：西玛库斯、维斯塔贞女，以及胜利女神祭坛，3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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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玛库斯于384年接任罗马大区长官这一职位时，他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他最初的行动是试图撤销一项两年前特里尔的宫廷下发的命令。382年，格拉提安皇帝（367～383年在位）决定削减罗马城里维斯塔贞女团体的特权。由来自贵族家族的七位贞女组成的这个团体并没有被废除，但是它的免税特权被取消了。贞女们被禁止接受土地类的遗产（没有禁止现金上的馈赠）；而且，贞女们不再能够免费享受罗马城中帝国官方的食品配给。一切就是这样，这远不是普遍取缔多神教的标志，而是一项不友好的预算削减，由远方城市中的一群官员拟定。这只是把之前削减基督教神职人员免税特权的措施施加到了多神教司铎头上。格拉提安的父亲——节俭的瓦伦提尼安一世已经削减了基督教会过于优厚的特权，这些特权是君士坦丁皇帝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在基督教会的光荣时代授予它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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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然，这一措施（就像那些不知名的人以财政紧缩的名义实施的许多措施一样）的意义不止于此。在罗马城中，这一措施被看成是在蓄意侮辱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共机构。取消贞女们的特权（尤其是她们所享有的食品配给）会让人们对罗马宗教和罗马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疑问，贞女们接受公共资金和特权是因为她们在为公共福祉祈祷。格拉提安的顾问们拟定的这一措施是极具争议性的，这就好比要挑战一个现代机构——比如一所大学或一个教会——的慈善性地位。他们所引发的这一问题注定会升级，尤其是格拉提安在383年被篡位者杀死，这让这一问题继续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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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希望这一特殊的问题升级。在西玛库斯（担任罗马大区长官时）撰写官文——著名的《第三封陈情书》（Third Relatio ）——以支持恢复对维斯塔贞女的供奉之前，安布罗斯已经成为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摆出的姿态是：他是瓦伦提尼安二世（格拉提安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基督徒良心的守护者。他实际上是在威胁瓦伦提尼安二世，如果后者向西玛库斯让步的话，就会被逐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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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以这样的方式介入这一事件，将这一问题大肆炒作。他坚持认为取缔维斯塔贞女（的供奉）只是一个开端。他声称，格拉提安已经准备完全根除罗马的多神教，违背格拉提安的措施就是要完全复兴多神教：“建立一个祭坛并且捐钱给不虔诚的祭祀。”[46] 在384年西玛库斯与安布罗斯的冲突中，一个官方临时措施的意蕴被歪曲成了一种如此夸张的形式，并且会有如此长远的影响，这是很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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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的干涉使他好战的基督教主教形象不仅在他的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所有时代中声名显赫，但是在安布罗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也让西玛库斯成名了。西玛库斯被安排在舞台中央，他被安布罗斯描述为整个多神教的维护者。在安布罗斯的作品中，多神教好像即将受到致命一击。西玛库斯越是令人印象深刻地被刻画为一个注定灭亡的宗教的守护者，安布罗斯对他的胜利就越是显得辉煌。在基督教的胜利舞台上，西玛库斯必须要显得像一位积极的、最后的多神教徒，因为在他之后再也不会有多神教徒了。安布罗斯努力地将西玛库斯的《第三封陈情书》（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是西玛库斯写给皇帝的第三份官启，这些官启中涉及他担任罗马大区长官期间处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复本收入他的书信集中，这份复本被当作安布罗斯主教驳斥西玛库斯陈情的介绍。这种将西玛库斯与安布罗斯的刻意并置，确保了西玛库斯将会在此后的所有时代中作为“最后的多神教徒”的典型被铭记，而他的《第三封陈情书》就是古代罗马宗教的天鹅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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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我们所见，西玛库斯并不打算充当“最后的多神教徒”，相反，他将自己看成第一位多神教徒。他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罗马大区长官，他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受欢迎的局面。罗马元老院的官方共识已经被一种闻所未闻的宗教撼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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