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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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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7章 安布罗斯及其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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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然气度，彰显于君”：从总督到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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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74年被推选为米兰主教，到397年去世，安布罗斯作为公众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出人意表的，事后来看，这些很难被发现。他的当选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确实给西部基督教会带来了变化，其影响甚至要比君士坦丁于312年的皈依更为深刻，也更为长远。本章和下一章将讨论这种影响的性质，追溯安布罗斯是如何奠定在米兰民众中开展活动的权力基础的，也勾勒安布罗斯提出的社会认识（通过与西塞罗的作品展开对话）是如何成为主教与民众之间联合的新基础的。最后，第8章将考察安布罗斯对社会的总体认识与对意大利北部有钱人的生动谴责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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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70年代晚期，这些几乎都还察觉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帝国自身步入了新的危机时期。378年8月9日，在亚得里亚堡城外的原野上，瓦伦斯皇帝及其率领的东部帝国军队主力被哥特人践踏致死，并化为丛林大火中的厚厚尘埃。这场在巴尔干地区东段发生的军事灾难，马上就影响了意大利。一下子，阻隔在米兰和蛮族之间的，似乎只有阿尔卑斯山脉，以及被伐倒的树干仓促堵塞的通道。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按照他的习惯，委婉而友善地联络他在罗马的一个熟人乌拉尼乌斯·萨提鲁斯（这个人的年纪与他差不多，也曾担任过行省总督），建议对方不要北行。他说：“意大利北部战火在燃烧。”但是，萨提鲁斯没有采纳西玛库斯的建议。他赶往米兰，与他的弟弟奥勒留·安布罗西乌斯商量家族地产的处置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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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年，安布罗西乌斯（我们称之为圣安布罗斯）成为米兰主教。在所有拉丁教会的领袖中，安布罗斯可以说是最难从正确的视角来观察的一位了，因为那些“后见之明”使他看起来既不同凡响又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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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作为主教让一众皇帝俯首帖耳，他主要是以此而为人所知。我们已经提及，384年，是安布罗斯直接请求还是个孩子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回绝了西玛库斯为维斯塔贞女的陈情。在385～386年，他拒绝将米兰的某座教堂让给瓦伦提尼安的阿里乌斯派侍从，从而令宫廷颜面大失。391年，因为前一年发生在塞萨洛尼卡的屠杀平民事件，他让狄奥多西皇帝进行了著名的悔罪活动。这些戏剧性斗争使他被浓厚的戏剧氛围包裹。当1764年爱德华·吉本造访米兰大教堂的时候，他注意到唱经楼上描绘圣安布罗斯事迹的木质浅浮雕，不禁心生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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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极美之作，我想每一位教会人士看到狄奥多西皇帝屈从于一位昂然而立的主教脚下的场景，都会心生快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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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都将安布罗斯取得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我们预测到了这样一位“昂然而立的主教”，也预测到了他在这一角色中会获得成功。安布罗斯用使皇帝屈从的方式进入西部大公教会的主流观念中，他那带有偶然性的成功被所有后来的大公教教士模仿，因而，安布罗斯的成功变得不再那么令人惊奇。不过，我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一位拉丁主教破天荒地以如此高昂的姿态直接与皇帝打交道，这些成功也是安布罗斯在不那么确定的情形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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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安布罗斯的形象也由于现代观念将他与圣奥古斯丁相提并论而变得更为模糊，他通常只被看作一位在386～387年使奥古斯丁“皈依天主”的主教。相比之下，年轻而杰出的奥古斯丁令他黯然失色，使他作为权威人物的形象也模糊起来，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两人几乎没有交集。奥古斯丁在米兰时对安布罗斯的了解也仅仅流于表面：“我眼中的安布罗斯不过是一个世俗场中得到许多大人先生的尊敬的幸运人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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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当然不只是一位幸运人物。本章目标正在于探明安布罗斯在米兰为自己确立地位的方式，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仅是一位主教的安布罗斯何以“得到许多大人先生的尊敬”。为此，下文将重点关注安布罗斯的主教生涯，而非他在高层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并有选择地讨论安布罗斯内容丰富且庞杂的布道词。另外，下文还将试图弄清楚一点：一位出身上层阶级的主教与当时社会上仍不起眼的基督教会（尤其在意大利北部）之间的联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主要通过接受和编织这种联系，他获得了广泛的“中间阶层”信众的支持，并由此奠定了自己在米兰城的权力基础。正如学者沃尔夫冈·李贝舒尔茨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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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安布罗斯那看起来十分惊人的政治热情进行贬低是时兴的事情，但不可否认，他对大多数米兰民众有显著的影响力。若没有如此的影响力作为后盾，（在上述场合）他违抗宫廷将是不可能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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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的经历表明，上层人士进入教会并参与教会事务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富人们“接管”了教会。这一新兴联盟联合了晚期罗马社会的不同阶层，从而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社会整合。要想理解这点，我们只须将安布罗斯与西玛库斯在这关键的数十年间的状况进行比较：当伟大的西玛库斯如同踩着高跷般俯视罗马人的动荡之时，安布罗斯则直接与他的“民众”打成一片。可以说，作为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已经将“所有民众”，确切地说是将“所有基督徒”都凝聚在自己身旁。通过这位安布罗斯主教的领导，一股新生力量也开始进入罗马统治的城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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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4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变化尚未出现。安布罗斯以执政官级行省总督的身份来到米兰（约370年），那时他还是埃米里亚和利古里亚联合行省的总督。而在三年后的374年，他便被授任为米兰主教，这实在出人意料。类似的情形仅在由奉行阿里乌斯派政策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建立的（且是由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在大体上延续的）教会制度开始崩溃时才会发生。安布罗斯不仅是拉丁西方教会首位贵族出身的主教，还是首位投身派系斗争并努力使自己接近权力中心的贵族主教。安布罗斯的授任也意味着尼西亚激进派的胜利。如我们所见，因权力而好斗，这个派别自视为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的三位一体信经的真正支持者，而将一切反对者视为“阿里乌斯派”。但安布罗斯的授任并不代表着大公教派对阿里乌斯派的直接胜利，它不过是为另一个更具决定意义的长期发展阶段开辟了道路，并标志着第2章所介绍的、在此前时代不引人注目的基督教会时代走向终结的开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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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一切还不是那么明显。在383年帝国宫廷定立于米兰从而形成直接挑战之前，安布罗斯已在他的米兰城里老练地处理了阿里乌斯派的遗留问题。不过，对当时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安布罗斯并非一位寻常的主教，他仍然带着元老总督的气势。[6] 安布罗斯参与节庆活动时穿的长袍可能留存至今了，这些被称为“圣安布罗斯法衣”的袍子与贵族长袍的样式无二，它们以珍贵的丝绸制成，其中的一件锦缎斗篷还按当时在罗马元老之间流行的式样绣上了猎狮图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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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安布罗斯很富有，他几乎把所有的家族财产都带到了米兰。安布罗斯的姐姐玛尔切丽娜在357年出家当了修女，并且满足于来自家产的年金；安布罗斯独身，而他的兄长——身为平信徒的萨提鲁斯——也拒绝成家。这样一来，家族地产便没有继承人了，因此，安布罗斯可能会在留下部分私产自用后，便将其余的财产捐献给米兰教会。按照传统，一位大方的公民会把私产用于施舍以及兴建宏大建筑，同样，安布罗斯用自己的财富在教会留名。[8] 据说，教会中的穷人接受安布罗斯施舍的金币（在当时，向群众施舍金币通常是皇帝享有的特权）。[9] 385年，安布罗斯在米兰城外建造了一座大教堂，那里既是萨提鲁斯墓地之所在，也是安布罗斯为自己预设的长眠之所。现在，这座教堂以“安布罗斯堂”之名为人所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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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布罗斯的敌人首先意识到对手是个怎样的人。381年，当“阿里乌斯教徒”帕拉迪乌斯被安布罗斯招到阿奎利亚说明自己的信仰时，他以为自己会被引入会议室内进行一场面向公众的平等辩论。然而，他却被带到当地主教的一间狭窄、封闭的谒见室里，谒见室一端是后殿，整个建筑与总督的审判庭十分相似。谒见室里还站着随时准备好记录每字每句的速记员，安布罗斯本人则坐在后殿高处的御座上，摆出“昂然气度”，如同罗马总督在审问罪犯一般。这就是行动中的安布罗斯，他决心终结早期大公教派与阿里乌斯派之间毫无战意、相互妥协的时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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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安布罗斯到底属于哪一类贵族？这里需要特别明确地弄清楚。我们已经知道，晚期罗马贵族类别众多。西玛库斯视萨提鲁斯为亲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确实是亲戚。“亲戚”一词不过是流通于上层阶级成员间的敬语，如同现代那些几乎毫不相干的欧洲君主间所使用的“亲爱的表兄”这个称谓。事实上，两个家族并非平起平坐的关系，安布罗斯不像西玛库斯那样拥有老家底。安布罗斯于339年生于特里尔城，是一位大区长官之子。像很多人一样，安布罗斯的父亲也是在君士坦丁大帝诸子手下通过行政服务获取贵族头衔的。由于拥护的皇帝在内战中战败身死，安布罗斯的父亲也以叛乱的罪名被处决，安布罗斯则与他守寡的母亲在罗马一同生活。作为家道中落的基督徒家庭的一员，安布罗斯发现自己正身处微妙的局势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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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国充满了新近显贵的家庭，他们的后代在衰落的边缘挣扎。帝国政府为非贵族人士提供就业机会是众所周知的事，已被详尽地研究过了，不过，行政机关仍吸引了那些试图避免重新沦落为破落贵族的年轻贵族。当然，这些公职并不适于外行。与仅满足于在拉丁语方面表现出众的“雄辩家”西玛库斯不同，安布罗斯还修习了“硬科学”，除希腊语外，他对罗马法谙熟于心，可能对神学和哲学也有所涉猎。与当时的许多平信徒一样，安布罗斯也有可能比神职人员都更加热衷于神学辩论。总之，因为出身于不那么稳定的，从而也更加奋发的贵族家庭，安布罗斯有派别斗士的气质。一旦他成为米兰主教，仅剩的问题就是，他是否会将城市带入新的不妥协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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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之欢愉：安布罗斯与米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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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被安布罗斯的私人信件和布道中自信满满的语调所误导。须知米兰的基督徒团体绝不是安布罗斯个人意志的造物，更不是仅仅依靠安布罗斯的强力领导方式就能紧密维系着的。事实上，这一团体终将产生。在一个与4世纪末的米兰状况相同的城市中，总是需要基督教会满足其现实需求。如我们所知，基督教会应该像社会学意义上的“都市绿肺”一样吸引尽可能多的民众。在一个精英阶层与次精英阶层已严重分裂且相互争斗的社会中，教会可以为那些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团体提供汇聚一堂的场所，而社会地位的强硬界限（在外部世界明显地划分人等）将在教会之墙内有所缓和。此外，置身教会之中不仅会使潜在的、易诱发冲突的诸特权阶级齐聚到温和的环境之中，而且能有力地支持上层贵族、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当然还有穷苦百姓——之间的上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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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类上下联系对罗马人而言常常意义重大。那些共和国时代的伟大派系领袖都十分清楚应如何亲近平民。然而，世易时移，西玛库斯家族在罗马面临的窘境表明，贵族们似乎已江郎才尽，他们与罗马平民建立上下联系的手法也不甚高明。不过，罗马贵族们毕竟生活在真实的城市里。由基本食物供给导致的冲突令他们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基督教会的情况则不同，与现实世界相比，教会中发生的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现实了，而那些不得不面对充斥着重压的世界的人对此则倍感珍惜。在一个能使“上帝的子民们”如释重负（尽管每周只有几个小时）的场所中，所有阶层间的上下联系也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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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知道，米兰城为安布罗斯所创建的这个团体提供的人力，比通常的人群更容易被教化。正如奈尔·麦林恩（在他一部出色作品最有洞见的那部分文字中）已经指出的，米兰远不只是一个由富裕的异乡人和缺少稳定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城市。[13] 米兰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城市，不像在罗马治下的非洲、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区或是高卢西南部地区的城市，它并没有根源深厚的市议员阶层——这个阶层来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地主阶层——能引以为荣。米兰城中当然也不存在强大的贵族势力，如西玛库斯一样的纯正贵族们都来去匆匆。随着383年帝国宫廷迁于此，米兰则变为下级官僚和食品商人的城市，[14] 雄心勃勃的外省人在宫廷周围不耐烦地徘徊。而在这一薄层之下的，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稳定阶层，例如，一位纺织业主的粗陋石棺就位于斯福尔扎古堡博物馆的入口处。在这具石棺上，我们还能看到羊毛短袍被挂在店主人的铺面外展示的情景。在这些平民之下则是“穷人”，不过米兰城的穷人数量似乎仍在可控范围内，还远没达到如罗马、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这类大城市的骇人数量。用麦林恩的话说，所有这些人都属于“安布罗斯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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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年夏季到386年复活节（4月5日）期间，这些安布罗斯的教民经历了一次火的洗礼。事件起始于这样一个问题：皇帝是否有权将一间用于公众礼拜的教堂分配给他宫廷中的非大公教派人士——哥特士兵以及皇太后查士丁娜的阿里乌斯派信徒随从——使用？按昔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确立的标准，瓦伦提尼安二世与他的顾问完全在他们的权利范围内，而且米兰教会不同于寻常的帝国教会。米兰大教堂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所建，不过人们至今仍在为所谓“波尔提亚娜教堂”是否就是如今华美的圣洛伦佐教堂争论不休，这一问题依旧尚无定论。且不论这座波尔提亚娜教堂可能位于何处，拒绝让米兰的任何教堂由非大公教徒使用，而罔顾许多大型教堂都是“阿里乌斯派”皇帝所建造的，安布罗斯确实既有“焦虑”，也展现了“勇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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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索要教堂的时候，安布罗斯与西玛库斯一样首先以神圣性为借口。他回答说，教堂是“圣殿”，是神圣的，不能由皇帝像分配中性的公共空间那样随意处置。[16] 但是安布罗斯还做了西玛库斯没有做的事情：他带来了群众。伴随安布罗斯第一次拜访宫廷的是需要动用军队的游行示威。[17] 在人头攒动的教堂里，主教的斗争由欢呼来做出决定，以这种方式，安布罗斯的信众像在剧院里集合的组织良好的民众。[18] 皇帝信使的建议遭到这些群众的吼叫，在安布罗斯的对手看来，由于大方地散发金币，穷人被动员起来，成为主教麾下的士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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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周，教堂响彻着战斗的呼声。诵读《诗篇》的传统形式被一问一答的轮唱取代，如同剧场中人们使用的有节奏的口号一样。[20] 随后，安布罗斯向人群介绍了自己创作的圣歌，这使原本复杂的神学问题变成了耳熟能详的、人人吟唱的诗歌。这位主教还告诉他的会众，通过吟唱这些圣歌，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立刻成为神学家。[21] 就这样，安布罗斯在与宫廷对峙的过程中，成功建立了“一个古代世界罕见的、向大众敞开的智识共同体”[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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