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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年夏季到386年复活节（4月5日）期间，这些安布罗斯的教民经历了一次火的洗礼。事件起始于这样一个问题：皇帝是否有权将一间用于公众礼拜的教堂分配给他宫廷中的非大公教派人士——哥特士兵以及皇太后查士丁娜的阿里乌斯派信徒随从——使用？按昔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确立的标准，瓦伦提尼安二世与他的顾问完全在他们的权利范围内，而且米兰教会不同于寻常的帝国教会。米兰大教堂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所建，不过人们至今仍在为所谓“波尔提亚娜教堂”是否就是如今华美的圣洛伦佐教堂争论不休，这一问题依旧尚无定论。且不论这座波尔提亚娜教堂可能位于何处，拒绝让米兰的任何教堂由非大公教徒使用，而罔顾许多大型教堂都是“阿里乌斯派”皇帝所建造的，安布罗斯确实既有“焦虑”，也展现了“勇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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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索要教堂的时候，安布罗斯与西玛库斯一样首先以神圣性为借口。他回答说，教堂是“圣殿”，是神圣的，不能由皇帝像分配中性的公共空间那样随意处置。[16] 但是安布罗斯还做了西玛库斯没有做的事情：他带来了群众。伴随安布罗斯第一次拜访宫廷的是需要动用军队的游行示威。[17] 在人头攒动的教堂里，主教的斗争由欢呼来做出决定，以这种方式，安布罗斯的信众像在剧院里集合的组织良好的民众。[18] 皇帝信使的建议遭到这些群众的吼叫，在安布罗斯的对手看来，由于大方地散发金币，穷人被动员起来，成为主教麾下的士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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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周，教堂响彻着战斗的呼声。诵读《诗篇》的传统形式被一问一答的轮唱取代，如同剧场中人们使用的有节奏的口号一样。[20] 随后，安布罗斯向人群介绍了自己创作的圣歌，这使原本复杂的神学问题变成了耳熟能详的、人人吟唱的诗歌。这位主教还告诉他的会众，通过吟唱这些圣歌，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立刻成为神学家。[21] 就这样，安布罗斯在与宫廷对峙的过程中，成功建立了“一个古代世界罕见的、向大众敞开的智识共同体”[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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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宫廷收回了索取教堂的要求，但是米兰的基督教堂中的歌声还在继续。在390年前后回顾这些事件，可以说安布罗斯是通过对《诗篇》的吟唱召唤出了米兰的基督徒团体，并激发了其昂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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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表达了）对平民的赞美，这便是对所有人的热切称赞……此即自由民之欢愉……正因为这极佳的团结纽带，所有民众方能团结一致、众口一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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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玛库斯与小门密乌斯坐在圆形剧场的时候（几乎就在这个时候），西玛库斯不过是希望在更小但更神奇的剧院——基督教堂，通过吟唱和神学，用无法承担的代价短暂地将罗马民众集合起来。而安布罗斯可以每周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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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召唤”：西塞罗与安布罗斯之《论义务》，3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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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88年前后，安布罗斯开始对自己15年的主教生涯进行总结并完成了《论义务》一书，它或许还有个更好的名字：《使命的召唤》。[24] 在《论义务》中，安布罗斯将自己设想成伟大的西塞罗的对手，并试图以这部作品取代西塞罗的同名著述，此外，这部《论义务》也阐明了主教在罗马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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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自己的《论义务》时，安布罗斯特意地逐一回应了西塞罗。同西塞罗是为他的儿子莱伊利乌斯而写作《论义务》一样，安布罗斯的这本《论义务》也是为他的“教众们”——米兰的神职人员和聚集在他身边小圈子里的那些志趣相投的主教——而作。正如西塞罗的儿子莱伊利乌斯，安布罗斯的这些教众也应该学会如何成为公众人物；也正如西塞罗对莱伊利乌斯的期待，安布罗斯也期待他的“教子们”——米兰的神职人员——能被引入“可靠的领导力的复兴”中。[25] 实际上，安布罗斯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确保他手下的主教和教士们不再像过去的神职人员那般闲散。安布罗斯明确表示，司铎最好仅仅从教会或者自己的“微薄地产”获得生计。这真是一种矫情的表述，当晚期罗马作家说到“微薄”的时候，往往是说“很多”。安布罗斯希望至少能有一部分主教和教士是出身于市议会上层的较富裕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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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期待他们独身。当时已婚的主教和神职人员司空见惯，但是他仍期待他们一旦被授命就不再与妻子同房。安布罗斯暗示，（针对流行的教士婚姻来看）只有落后的团体接纳已婚人士为他们的主教和司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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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宜将安布罗斯在《论义务》中勾勒出的关于神职人员“绅士化”的计划过分夸大。克莱尔·索提奈尔的细致工作已表明，就整体而言，意大利的主教和教士们本质上都是“泛泛”之辈，无法在一夜间就成为小安布罗斯。[28] 不过，数十年来，米兰地区的社会发展史十分有利于安布罗斯雄心勃勃的计划。帝国宫廷开始在米兰更频繁地居留，而作为最强力消费者的罗马政府一旦迁来，它便将以晚期罗马的典型方式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29] 那些曾经仅为不引人注目的基督教团体提供庇护的城镇方才发现，它们正处在向宫廷和军队输送物资、供应粮食的必经之路上。这些通路穿过波河谷地，并分别向西、向北延伸，西线通往维尔切利和都灵，北线则越过阿尔卑斯山隘，通往布雷西亚、维罗纳和特伦特。这些市镇周边修整一新的庄园也展现着4世纪末适度繁荣的景象。[30] 安布罗斯也正是在那些因宫廷存在而获得新财富的基督教团体中，安置了许多他最为得力的“模范”主教。这导致的结果是，（在阿奎利亚这样的城市中）一代人之前，在广场与教堂之间看起来巨大的社会和思想鸿沟，如今则已被抹平。正是在与伟大的安布罗斯关系密切的尊贵主教的领导下，380～390年的意大利北部基督徒团体得以向着社会和文化的高地稳步前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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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至高且美妙，生而助人不为己”：实干家安布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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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50岁时写成的《论义务》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人生自辩书。此时，他几乎已在忙碌的主教任上度过了15年，且为自己的工作深感骄傲。我们显然无法忽视安布罗斯为自己勾勒出的完美“义人”形象，而这也是作为实干家的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最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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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何等伟大的东西啊！它生来就服务他人而不顾己身，正义不仅能为基督徒团体提供支持，也能增强我们之间的情谊。因而它将居于美德的至高位置……（所谓“义人”就是）那些对他人施以援手的人。他会施舍他人金钱，从不会拒绝履行义务，此外还会以一己之力承担他人的危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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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务》中有数个自传性的章节突出记载了安布罗斯作为“义人”履行公共义务的时刻。比如，安布罗斯记载了他早年担任主教时将教堂中的盘子熔化成银，并以此赎回378年亚得里亚堡之战前后巴尔干地区那些遭遇哥特人入侵地区的难民这一经历。安布罗斯将这些曾被赠予教会的财富重新慷慨地还给民众，以帮助那些蒙难的人，使其成为“有用之财”。[33] 安布罗斯认为，财富应当从教会流出，然而，一旦财富被赠予教会，它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证明这一点，安布罗斯在书中叙述了他如何使帕维亚主教下定决心，去阻止帝国最高财政机构没收一位富有寡妇存放在教堂中的财富。而假如安布罗斯不介入此事，这位小人物很可能会在帝国官员面前崩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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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当然还有很多关于财富赠予和保存的精彩叙述，不过安布罗斯笔锋一转，慎重指出：唯有慈悲——对渴求帮助者的怜悯之心——才是使每位基督徒的灵魂能被上帝接纳所必尽的义务。[35] 那么慈悲应以何种方式表现？对此，安布罗斯一如既往地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安布罗斯特地指出，重要的是，穷人是信仰基督教的民众中的一分子，至于贫富差距，安布罗斯则并不关注。而在帝国东部的城市中，贫富差距问题却会使凯撒利亚的巴西尔或金口约翰这样的布道者怒火中烧。[36] 无论如何，安布罗斯需要料理的大部分“穷人”，都与帝国东部大城市里那些构成社会底层且处于长期制度性贫困中的人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多瑙河畔战乱之地的难民。这些新近沦为贫民的人十分依赖教会提供的救济，并借此获得新生。[37] 安布罗斯并不在乎米兰穷人们的构成，自然也无法告诉我们这些细节。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穷人们能够悄无声息地被基督徒团体接纳。安布罗斯认为，米兰的基督徒们应该将穷人视作他们的同胞兄弟，而非当作“他者”另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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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安布罗斯在有关公共政策的辩论中利用教会对穷人的关怀来贬低其宗教对手的典型方式。安布罗斯早在384年回绝西玛库斯关于传统供奉的呼吁时，就已将与多神教祭司相关的“世俗”特权和基督教会的社会责任加以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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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绝不为自身谋利，它也绝不占有什么……那些教会的地租和财产……也都会奉献出去。教会的一切支出都用于扶助穷人。呵，让他们（那些多神教徒）扪心自问：他们的神庙究竟赎回过多少战俘？他们为穷人提供过怎样的食粮？他们又为多少流亡者提供过赖以生存的物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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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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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布罗斯骄傲地回应了西玛库斯，然而对穷人的关怀还不是他的中心议题。在安布罗斯看来，分量更重的仍是一个有着浓厚罗马特色的议题：基于稳定的和谐。这才是安布罗斯关于社会和教会问题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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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安布罗斯也在更为深入的方面仿效了西塞罗。他对教会的关切穿越数世纪，与一位伟大雄辩家对日薄西山的罗马共和国之关切实现了真正的融合。西塞罗大致是在公元前46年年末至公元前44年夏天这个危机增长的时期里写作《论义务》的。他试图通过这部作品为迅速衰落的贵族政体争取支持，因而，《论义务》就成了“一部公民美德指南、一剂对未向共和国尽其义务之公民的理论良药”[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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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论义务》实际上传达了一个对团体忠诚度问题的急切诉求。西塞罗认为，只有通过全心全意地接受对社会以及对彼此应尽之义务，人们才有维持文明状态的希望，但这绝不是理所当然就会实现的。西塞罗观念里的共和国是在被战火和血腥内乱所摧残的无情世界中的一片仅存的神圣乐土，而团结——乃至“凝心聚力”——便成为理解西塞罗《论义务》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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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随之而来：这种增强社会联系的动力对哪些人会奏效？而这些联系又能扩展到何处？西塞罗无疑早有答案。在他看来，罗马同胞间的纽带是最为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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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用理智和心灵观察一切的时候，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没有哪一种比我们每个人同国家的关系更重要、更亲切。一个祖国便囊括了这些亲切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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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塞罗也有其哲学思考，他希望能将罗马人独特的共和国制度植根于人性之中。由于得到了人性中至善部分的指引，罗马公民会十分乐于履行对共和国的义务。此外自然还会指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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