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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布罗斯还在作品中加入了对一些惨剧和暴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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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将谷物存入你宽大的储藏室时，一位工人从屋檐上跌落。另一人则在寻找用于酿造适于你的盛宴之美酒的葡萄时，从树顶上摔下。……还有一人可能只是做了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就在你的眼前被殴打致死，他流出的血就这样溅洒在宴会场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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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曾目睹一位穷人因无力缴纳强加于其身的税赋而被带走的情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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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叙述巧妙地反转了那些在银器和大型庄园里的镶嵌画上时常出现的、怀着单纯愉悦之情的仆役料理其领主产业的田园诗式图景。如我们所见，欢愉的农民为富裕基督徒采集首批农产品收成的场景，还曾在阿奎利亚的提奥多卢斯方堂地板上的绘画中出现过。与此相反，安布罗斯笔下的乡村则是一片冷酷之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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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将自己幽闭在位于乡村深处的宫殿式庄园中的富人驱逐居民、开辟广袤狩猎区的情景。“那么，你会因身处这些宽阔的厅堂中而振奋吗？……它们或许装得下一大群人，却将穷人的声音排斥在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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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者们有必要在此驻足，并再次回顾安布罗斯的这些文字。安布罗斯力图在其中营造“真实效果”，但这并不是现代研究者所知的4世纪末意大利的真实状况。安布罗斯所描述的社会弊病很明显早就过时了，并没有表明4世纪时意大利北部的大地产得到增长的证据，也并没有现代研究可以证实当时土地上十室九空的图景。位于（加达湖畔的）迪塞萨诺以及（靠近米兰埃米里亚大道，周边有着为农产品运输提供便利的河道网的）帕拉佐皮尼亚诺的晚期罗马庄园都是华丽的建筑。[26] 但并无证据表明它们当时位于一片人造的荒野中。如果说有什么证据，那则是表明人类聚落分布更为集中的证据：分散的聚落集中在乡村里，乡村的农户家里也有了镶嵌画装饰，建起了手工作坊。可以说，考古学家发现的并非一片荒凉，而是“大量增长的乡村活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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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兰周边的乡村是令人感到舒适的。事实上，那是一片令人绝望的土地。其真正艰苦之处在于，地主们依靠持续而粗暴的方式动员劳力，安布罗斯也深知此事。当安布罗斯致信克拉特尔纳——位于亚平宁山脉的丘陵中的牧场以及埃米里亚大道周边平原间的脆弱地带——主教，给予他关于日常事务的建议时，那些被调集起来运送农产品的成群短工应按期获得薪金之事也是他最为关注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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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安布罗斯对于以兼并小农为代价而进行的大地产扩张情景之再现，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早在老普林尼时代就已为罗马读者所知的抱怨，与4世纪时的状况并无关系。对大地产增长的谴责，也正如因为同情查尔斯·金斯莱作品《水孩子》所描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烟囱清洁工而谴责当时的工业化社会一样，属于时代错位。那么，为何在安布罗斯的文辞与4世纪的现实间会产生如此差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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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明白，安布罗斯看似致力于探寻真相，但他所追求的“真相”不过是一幕戏剧。同时安布罗斯还发现，这样的“戏剧”早已浓缩于其他作家或布道者的作品之中。当安布罗斯谈及一桩极其凄惨的欺压事件时，他常会说：“我曾目睹这令人心碎之景。”然而，他所采用的语句以及描述的生动场景，与身处遥远的卡帕多西亚地区的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尔作品中的内容是何其相似！[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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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太快地将安布罗斯所描绘的米兰上层社会图景视为陈词滥调，并以它没有洞察力为由将其忽略。若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忽视了陈词滥调在古典修辞中扮演的角色。这种屡试不爽的固定模式以关于财富的“松散但有力的”常识增强了安布罗斯论点的重要意义，并使其更有吸引力。在这种常识中，贪婪和悲惨存在于每个时代。不过，若是重复古代作家的批判言论，只会使展现在批判者所处社会中的类似弊病更显沉重和更具有刺激性。著名学者亨利·伊雷纳·马鲁（在讨论关于古代饮食习惯的文学描述时）曾提醒我们：“从相关作品中的借用，也可以符合历史事实。”[30] 在研究古代中国类似的描写穷人苦难的诗歌流派时，伊懋可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他警示我们“老生常谈并不会因为众所周知而不那么真实”，其言下之意是，“理解这些诗歌的关键不在于其中的凄惨故事，而在于以诗歌形式叙述寻常之理”。[31] 马鲁和伊懋可所言之物，正是安布罗斯希望借助“贪婪富人”与“受难穷人”的一般形象使他人接受其主张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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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问题的重点并不是安布罗斯所说的内容。至于他所说的是不是能被史学家用来重构其所处时代的意大利北部的社会图景，更不是重点。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安布罗斯“为什么”要如此讲述。安布罗斯显然有充分理由：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论拿伯》和其他类似作品，已成为他持续推动并不断增强的米兰基督徒团体观念的组成部分。如我们所见，米兰基督徒团体正是以此观念成功通过了教堂事件（385～386）这一严峻考验。如今，对“邪恶富人”的挑战将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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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安布罗斯关于批判贪欲的布道词的语调，以及它们发布的时机中看到这点，它们恰恰产生于安布罗斯与宫廷关系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之时。安布罗斯在385～386年教堂被围期间的布道词中就已深深奠定其对立基调，如今这一基调仍然存留在安布罗斯批判贪欲的布道词中，使其颇具威胁。他的布道词中有比较直率的民粹主义色彩。通过将自己与以色列的先知们相提并论，安布罗斯使他的听众们联想到，他们正是古老选民——以色列人的继承者。如我们所见，以色列人的呐喊在当时被称为“穷人的呐喊”，对此，富人的谷仓和大庄园被想象成将这种呐喊拒之门外。但这些穷人的呐喊不仅来自乞丐，正如在以色列一样，米兰城中穷人的呐喊实际上代表了罗马城中的民众群起反抗其压迫者的“共识之声”，安布罗斯则化身先知，将民众呼声传到权贵们的耳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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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令汝富有并非恶事一件”：富有基督徒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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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布罗斯的布道词里有许多陈词滥调，我们也不应想当然地将他批判富人的布道视为索然无味之物。晚期罗马帝国的城市确实已经成为危险之地，米兰城则由于宫廷的存在更加危险。它接纳的富裕廷臣对当地居民来说常常十分陌生，而廷臣们亦无法确知城内的公众舆论何时会转向反对他们，毕竟一篇布道词就足以使一位政治家声名狼藉。不需要赤裸裸的攻击，就足以达到上述效果，举例来说，当我们阅读金口约翰批判富人的讽刺演说时，根本不会料到这篇演说会使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富有权臣中失去人心。在现代读者看来，约翰的布道词不过是充斥着关于财富无常之类主题的陈词滥调罢了，当然，这也使它们看起来是无害的。但是，富裕廷臣们则宣称约翰“使教会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约翰的布道“令他们成为众矢之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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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故意用套话写成，这样的布道词仍然能被它的听众解读。它一般被视为对知名人士的批判——这既可能损害他们的公众声誉，也可能使他们在宫廷中变得无足轻重。当宫廷宦官卡利戈努斯在388年被处决时，安布罗斯便以他的事例警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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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事我选择回避，对死者我心有余悸……对我而言，我不愿回想我的那篇布道词，在其中，受迫于他对教会的恶行，我（用看上去空洞的陈述对宦官执政问题）发泄了忧伤之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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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布道时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老套形式重述了约瑟与法老的故事，这对这位重要廷臣之死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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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充满了关于贫富问题的激烈言辞的教会里，富人们总会因其富有而感到不安。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一座基督教堂时，便立刻成为千夫所指，许多人还可能对他们深怀怨恨。[35] 比起城市显贵们与民众会面的圆形剧场，这样的教堂显然更使人感到幽深恐怖。在此情况下，主教就不仅仅是捍卫穷人了，他同时面临着羞辱富人或维护富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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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在安布罗斯本人的作品中捕捉这种紧张的关系。然而，它却能在一位“安布罗斯式”主教的事例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布雷西亚的高登提乌斯是一位由安布罗斯授职的新任主教，[36] 他在不晚于396年的时候成为布雷西亚主教，并与城中的平信徒领袖贝尼沃卢斯关系密切，而这种与当地精英的联系正是安布罗斯所提倡的。富有的贝尼沃卢斯在米兰城的帝国法院任职，被高登提乌斯称作“地方贵族之头领”及“上帝子民的领袖”。当他因病而数周未能参加礼拜时，这一缺席状况为人关注。贝尼沃卢斯由此认为，正是他的富有招致上帝诅咒。当时的其他人亦做如是之想，因为贝尼沃卢斯曾身居高位且和不义之财的源头离得很近。可以想象，他那些来路不正的财富可能是通过受贿或勒索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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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高登提乌斯则交给贝尼沃卢斯一篇他错过的布道词来回应他的焦虑。布道词伊始，高登提乌斯便开始安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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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令你富有并非恶事一件，此恰是莫大幸事。你当通过慈善之举寻求赦免罪行的良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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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缓解贝尼沃卢斯焦虑的权宜之计，然而，我们能见微知著，看到布雷西亚人在想到贝尼沃卢斯的财富时潜伏着的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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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一位不将其财富用于公共福祉的贵族很可能招致来自平民的、后果严重的攻击。如我们所知，这样的事件在373～374年的暴乱中便已发生，西玛库斯父亲的豪宅正是在此次暴乱中被焚毁的。不过，这些“上帝子民”现在有了一位雄辩的安布罗斯式主教为他们大声疾呼。一般认为，主教应当对富人的行为进行监管，作为布雷西亚主教的高登提乌斯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一方面规劝富人们应注意行为检点，另一方面则扮演假释官的角色，保护因重病而萎靡的贝尼沃卢斯免受由于拥有财富而产生的内心愧疚的侵扰，也使他免受民众的批判。但贝尼沃卢斯也要为得到的保护付出代价，高登提乌斯明确告诉他应该将其财富用于何处：对穷人行善举，向教会行捐献。这样一来，古罗马时代消除富人遭非议、屡试不爽的良方便以此种慷慨的形式在基督徒中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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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欲即将万般罪恶带入意大利的祸首”：安布罗斯及其可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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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将安布罗斯关于富人的布道词理解为对米兰社会实际情况的报告书，它们同样不是关于社会改革的方案。事实上，这些布道词的实际作用是为安布罗斯和与他类似的主教介入社会事务提供便利。所以，它们不过是作为富人仲裁者的主教在采取实际行动前的造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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