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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缓解贝尼沃卢斯焦虑的权宜之计，然而，我们能见微知著，看到布雷西亚人在想到贝尼沃卢斯的财富时潜伏着的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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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一位不将其财富用于公共福祉的贵族很可能招致来自平民的、后果严重的攻击。如我们所知，这样的事件在373～374年的暴乱中便已发生，西玛库斯父亲的豪宅正是在此次暴乱中被焚毁的。不过，这些“上帝子民”现在有了一位雄辩的安布罗斯式主教为他们大声疾呼。一般认为，主教应当对富人的行为进行监管，作为布雷西亚主教的高登提乌斯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一方面规劝富人们应注意行为检点，另一方面则扮演假释官的角色，保护因重病而萎靡的贝尼沃卢斯免受由于拥有财富而产生的内心愧疚的侵扰，也使他免受民众的批判。但贝尼沃卢斯也要为得到的保护付出代价，高登提乌斯明确告诉他应该将其财富用于何处：对穷人行善举，向教会行捐献。这样一来，古罗马时代消除富人遭非议、屡试不爽的良方便以此种慷慨的形式在基督徒中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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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欲即将万般罪恶带入意大利的祸首”：安布罗斯及其可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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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将安布罗斯关于富人的布道词理解为对米兰社会实际情况的报告书，它们同样不是关于社会改革的方案。事实上，这些布道词的实际作用是为安布罗斯和与他类似的主教介入社会事务提供便利。所以，它们不过是作为富人仲裁者的主教在采取实际行动前的造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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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强调一点，如此前常说的那样，以整体观念看待安布罗斯的行动十分重要。安布罗斯的行动从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会充分利用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重大发展成果。他利用了晚期罗马帝国的“上诉革命”。[38] 这一“上诉革命”并不限于基督教会，它并不产生于对压迫现象的高度关注，而是帝国政府出于赤裸裸的现实考虑推动的。居于庞大而迟滞的行政机构顶端的皇帝及其宫廷，想方设法地鼓励下层民众的上诉和检举行为。正如苏联一样，罗马皇帝意识到“极权国家的真正力量源自它对每位居民的随意支配”[39] ，因而，那些危险的控诉行为变得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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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被基尔·哈里斯恰如其分地称作“批判的文化”的新事物出现了。中央政府通过对一些偶然而引人注目的请愿行为的许可，实现了对遥远行省事务的监管。[40] 不过，其中许多请愿书实际上是微型布道词，它们是“陈情”，[41] 并以与安布罗斯批判贪欲的相同方式谴责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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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呈交皇帝的请愿书同样以激烈尖锐的语调得到回应。安布罗斯生活在一个“布道文辞自天子出”的时代，如301年，多神教皇帝戴克里先的物价法令就痛斥了那些贪婪的商人和粮食供应者，其中的言论与米兰主教的激烈语句并无二致。（皇帝郑重声明）在这些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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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控制的掠夺贪欲未曾因物资充盈或岁收丰稔的情况而有所减轻……有人甚至还会极力减少有利气候带来的丰收，诸神赠予的恩惠以及国家福祉带来的富裕。因而，臣民们，出于对共有人道精神的关怀，我愿抑制如此贪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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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的布道顶多也就是说到这个地步，然而他在实践这种“批判文化”时绝不迂阔。“批判文化”并非通过教会内部（以阅读基督教父们卷帙浩繁的作品中的各类布道词来实现）的高度意识觉醒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持续地向当权者进行游说，并展现所谓“基督徒的善意”的方式在4世纪晚期的米兰城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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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气魄着手完成他的使命。有一次，安布罗斯被认为通过斗兽师出入的闸口（也就是通过野兽出没的开阔地带）闯进了皇宫的赛马场。安布罗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一位被判叛国罪的贵族寻求特赦。[43] 人们也时常把安布罗斯与这类大胆的干预事件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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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应被安布罗斯这类偶然为之的壮举误导。通常情况下，安布罗斯行事低调，这与西玛库斯习惯采用的游说行动并无不同。下述事例便可证明这点：一位在奥斯蒂亚从事港务管理工作的小职员正面临着可能使其财产被没收的不明指控，这位职员是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的地位显赫的尤西比乌的门客，尤西比乌又恰好是安布罗斯的朋友。于是在这位朋友的催促下，安布罗斯立刻开始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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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你的来信，我就去见了大区长官……长官于是立刻准予宽恕，并下令撤销没收财产之文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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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事件则揭示了安布罗斯的另一面。即便安布罗斯会用抗辩的姿态来为自己的社团营造凝聚力、鼓舞士气，他依旧是个懂得规则的人。安布罗斯很清楚行事的限度在哪里，他在《论义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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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使你获得良好声誉，你可以从大人物手下挽救需要帮助的人，或是使一位罪人免于死亡厄运。使其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小题大做”：我们不应示人以过度要求且四处声张自己功绩的印象，只要向人们展示出自己的怜悯之心即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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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同样清楚主教不应该触犯的禁忌，税收事务即是其中之一。如我们所见，税收对晚期罗马社会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皇帝和他的臣僚——而不是主教——有权决定税率。安布罗斯注意到，最后一位多神教皇帝——“叛教者”尤利安（361～363年在位）——仍被西部地区的民众热切铭记：尤利安以任何一位基督教皇帝都未曾采取的方式减轻了人民的税负。[46] 不过，至少在税务以及处置财政债务人的事宜方面，晚期罗马帝国并未受到基督教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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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逝世约三十年后，与安布罗斯关系密切的人意识到，还有太多的限制强加在这位伟大的米兰主教身上。米兰的保利努斯便应希波的奥古斯丁之请，写了《安布罗斯传》一书。他对他的英雄力有不逮的原因有着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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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目睹贪欲这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万恶之源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在民众，尤其是身居高位者之间滋长时，他为此深切呼吁。然而，介入处理此事对他而言实在是个过于艰巨的任务，因为（宫廷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待价而沽的。由此而引发的贪欲正是将万般罪恶带进意大利的祸首，从那时起，一切便走向衰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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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米兰的保利努斯深知安布罗斯在介入国家事务时是力有不足的。即使是在396年安布罗斯作为一位年高德劭、令人敬重的主教到达他的人生巅峰时，仍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他无能为力的事情：帝国密探径直冲入教堂，追捕一位在此避难的嫌疑犯，他们将围绕在圣坛旁保护逃难者的安布罗斯和其他教士推开，安布罗斯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粗暴地将嫌疑犯从教堂内带走，无计可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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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并非寻常助祭，他是米兰教会在非洲地产的管理者以及法律顾问，深知社会运转之道。保利努斯对意大利贪欲滋生的记载，可能是有意地回应奥勒留·维克多的《罗马帝王史》一书。奥勒留·维克多是多神教皇帝尤利安的拥护者，他在《罗马帝王史》中记录了意大利税负日渐增加的过程：戴克里先皇帝开始在意大利征税，君士坦丁皇帝随后加重了税负。[49] 总之，当涉及罗马帝国的核心问题时，即使是强有力的安布罗斯也显得无足轻重了。安布罗斯虽然可以对个人贪欲进行批判，并以意大利早期的古老言辞描述他们的恶行，但是他无法对使他身边的富人们从中获利的财政体系进行批判。仅仅十年以后，当罗马帝国陷入更深重的危机并遭受蛮族入侵之苦时，基督教作家及布道者便开始对税收制度和征税官进行直接批判。不过，对于380～390年的意大利而言，讨论这些事态发展仍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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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于397年逝世，与他同时代的西玛库斯也在6年后逝世。此时，在远离意大利北部的地区，一批杰出的新生代人物已经出现，我们进入属于诺拉的保利努斯、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哲罗姆的时代，而他们的出身都与来自意大利的西玛库斯和安布罗斯截然不同。奥古斯丁在这点上尤其突出，他所出身的罗马社会阶层与安布罗斯所涉足并密切关注的元老世界更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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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布罗斯作为公共人物留下了许多声名显赫的事迹，他的许多著作仍以惊人的速度变得过时。甚至是这部我们能够从中获得4世纪80年代安布罗斯诸多自省看法的《论义务》，也并未立刻产生巨大影响。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部被现代学者誉为“关于基督教伦理的首部指南”的著作在当时影响甚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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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安布罗斯的事业使他自己变得“不合时宜”。他在米兰的事业如高层建筑的地基一般，虽然不再令人关注，却有着决定作用。安布罗斯的努力不仅使帝国西部的一座重要大城市处在不可侵犯的聚合力中，同时为其他西部城市即将进行的事业开创了成功的先例，并提供了实现这一伟业的方式。我们看到，安布罗斯使他设想中的、穷人与其他民众间差异模糊的社会团体成为现实，并将穷人纳入大公教会之中。另外，安布罗斯还以实践表明，富人对穷人的关怀是全体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必然结果。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安布罗斯所展现的紧密团结的米兰大公教会团体揭示了使人类社会成为整体的核心要素，即各自分散的人类个体能通过皈依大公教会重获久违的团结。正是在这种大期望之下滋生的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使安布罗斯塑造出一套话语。这套话语被证明很能适应一种终于敢第一次以“主流信仰”自居的宗教雄心，此时，蓬勃发展的基督教会正如“渐圆而明亮的皓月”，高悬于罗马世界的上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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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其参见Cracco Ruggini，Economia e società nell ’ “Italia annonaria ，” 8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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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cLynn，Ambrose of Milan ，222，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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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 Newhauser，The Early History of Greed：The Sin of Avarice in Early Medieval Though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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