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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讲到了财产。让我们停留片刻，来看看在4世纪，财产怎样以庄园与宅邸的形式存在。然后，我们考察这些财富来自何方，并由此推导什么样的人会有兴趣展示财富。我们将以一个比较宽泛的主题结束这一章。我们将追踪有关财富的种种独特联想，它们为奥索尼乌斯与保利努斯时代的庄园主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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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幸运儿，享受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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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放弃人物，转向山水。尽管从奥索尼乌斯的诗歌中，我们对高卢的山水有了很多了解，但这些诗歌呈现的是闪烁不定的表面，我们必须更加深入。我们必须看看不列颠、高卢与伊比利亚半岛（今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庄园有什么相关物品遗留了下来。这些遗留物即使现在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我们从中看到的也完全是以石块、镶嵌砖、玻璃、金子和银器表达的梦想。我们是在考察富人的华彩及其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已经透过富人明艳的服饰与大型赛会激动人心的场面，见到他们多么渴望能够在晚期罗马社会中脱颖而出。但是，比起我们从富人在农村和城市真正生活的场所——庄园、城市宅邸和浴池——中能够见到的，这些都不过是辉煌的短暂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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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清点这个时期的物件所表达的财富的神秘性了。由于整个西欧与北非令人振奋的考古进展，勘测与发掘出来的4、5世纪的重要庄园的数量迅速增多，它们的发现使我们对晚期罗马富人的眼界与生活方式有了新的了解。尤其是保利努斯和奥索尼乌斯所熟知的西班牙与阿奎丹，它们开始与一些雄伟得罕见的庄园关联起来，成为大量专著的讨论对象。[22] 我们作为游客或考古者，参观晚期罗马庄园，看它们的布局，研究其中的镶嵌画，观赏遍及欧洲的博物馆中与它们相关的雕塑与银器，便会认识到，帮助我们评估它们的主人的权势与财富的不仅仅是经济材料与社会文献。我们正在聆听财富在一个遥远的时代发出的沉重的声音。这种种工艺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漫无边际却恒一的信息，关于观念中财富的起源与使用的信息。它们向我们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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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转换成饰品、奢侈、享乐……像陈年老酒，（它）让贪婪的残渣，甚至连同谨慎小心，沉入桶底，只留下激情与颜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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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想要了解保利努斯弃绝这种财富的全部含义，和令这个放弃成为可能的晚期罗马社会基调的变化，我们最好听一听财富的声音，它向与保利努斯同时代的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说着话，响亮且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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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晚期罗马宅邸的华彩——绝对光彩夺目。晚期罗马富人的住所——无论是庄园还是城市宅邸——以墙上及地上色彩的迸发为特征，与他们服饰上色泽的突然迸发交相辉映。[24] 在真正富人的家里，色彩的效果强烈，压倒一切。我们得谨记，我们只见识了这些辉煌的宅第中最终遗留的痕迹。只有镶嵌砖铺设的路面保留了下来，它们在地上铺展开来，像是华美的地毯。但是镶嵌画在当时是一种相对便宜的艺术形式，上流社会住所的真正财富集中在用来铺墙面的多彩大理石上。为数不多的几例内嵌大理石装饰墙面的非教会建筑现已被发现，都很壮观，[25] 但只有走入建于晚期罗马、至今完好无损的教堂（例如拉文纳的圣维塔教堂、波雷奇的方堂后殿的墙，或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铺满内壁的瀑布般的彩色大理石），现代人才可以略微见识到富人家里从地面直至屋顶的墙壁上包裹的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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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瑰丽，学者倾向于强调城市宅邸与庄园的布置反映了晚期罗马不加掩饰的社会分层。西门·伊利斯尤其提出，4世纪的富人这样打造他们的庄园与别墅是为了控制自己的门客与附庸。[26] 罗马老房子中开放的通畅空间关闭起来，厅堂与正式宴客厅成了主导，它们被打造成多彩、壮观的舞台，专为抬高这家主人的地位而设计，这些大厅的一端都朝向带有穹顶的后殿，跟法庭一样，庄严肃穆，有震慑力。进入上述室内厅堂都要经过长长的走廊，厅堂内充满异域风情的挂毯把外人的视线隔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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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得小心，不可夸大这种趋势。正如肯贝里·鲍斯不久前对业界主导意见进行敏锐的重新审视时所指出的，打造大量此类建筑也是为获得愉悦，这一点并非没有此类建筑给人的震慑重要。后殿并不总是产生虚拟王殿的效果，它们常常只是让精神放松，令每个庄园主的庄园深邃，不落俗套。[28] 社会学理论支持了这种新的解读——认为只有少数人在打造庄园，并以此强调他们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彻底主导是错误的。事实远非如此。庄园主对于巴洛克独创性的追求表明，恰恰存在一个分布相对较广并且内部有竞争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可能随地区、家庭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就像奥索尼乌斯精雕细琢的诗歌，许多庄园的建筑带着小巧玲珑的质感。根据主人的不同财力，庄园可以缩小或放大，因此，我们不该只盯着这个时期少数几处真正宏伟的庄园。庄园有各种各样的规模，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乡村的“小珠宝盒”，到面积大得惊人的西西里皮亚扎阿尔梅里纳大庄园或西班牙卡兰克大庄园。无论在哪儿，盖庄园的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这些庄园暗示着广泛分布的地主阶级的强大竞争冲动，每一位地主都迫切想要主张对土地的权利。用肯贝里·鲍斯的话说（取自勒·柯布西耶的一个词组），庄园与其说是“居住的工具”，不如说是“竞争的工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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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中，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属于富人的艺术，我们面对的是富人打造的艺术，它被倾注独特的热忱，专门用于说明如何当富人。例如，我们看到富人就餐，极尽奢华，他们向来如此，但是现在他们被表现为如此——并且倾尽全部热情。[30] 这同样适用于富人其他方面的活动：他们被展现在狩猎，被展现在开阔的庄园前休息。这些庄园的建筑特色往往表现在银器或镶嵌画上，它们像是挤在一起，那是为了在一个浓缩的画面中简略地表达它们丰富多样的附属设施。就在一堆穹顶下面，有多个使用中的浴池，喷着团团幸福的蒸汽。庄园看上去像小城市，但这不是为了将城市挡在主人的思想之外，而是因为，像城市一样，庄园被认为具备了完整的贵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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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偶尔地，奥索尼乌斯这样的人在文中表现的腼腆会出现在真实生活中。而即使这种时候，这种腼腆只存在于富人个人行为中，与他们所住的华美建筑无关。最近，在西罗马帝国最遥远的东端发现了一座庄园，它在耐苏城（今尼什）与斯库皮（今斯科普里）之间（在今内偌蒂姆里，科索沃西南乌罗舍瓦茨附近），几乎就在帝国走廊上，距离纵贯巴尔干半岛的帝国大道仅几英里。在这座庄园中，一个陈设舒适的后殿被用作餐厅，它俯瞰一幅巨大的图案规整的镶嵌画，镶嵌画的一头（客人们走向餐厅躺椅时会看到）是古希腊七贤的像，每幅像的下面有一句译成拉丁文的格言，这些格言蓄意破坏乐趣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基督教主教的布道词。列斯堡的庇塔库斯提醒就餐者“认识你自己”；雅典的梭伦加了句“不要过分”；林多斯的克莱俄布卢插话说“适度总是有益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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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此类道德教化的话语是要回避的。乡村生活的场景（许多近期出版的关于晚期帝国社会状况的书都以它们为插图）本不会留在那里供我们观赏，除非富人自己希望以特别坚定的方式来展现：他们是富人，他们要继续当富人，并且他们极其享受这种生活。在南部不列颠一座4世纪的庄园中发现了一只精致的酒杯（可能产于特里尔），环酒杯而写的是祝酒的话：“让我们，幸运儿，享受美好生活！”[33] 这正是那个产生了奥索尼乌斯和保利努斯的时代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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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人生：谁是庄园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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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财富来自何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小心。对这些光彩夺目的艺术品的解读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范式的影响。晚期罗马镶嵌画和银器上刻画的华彩景象，常常被用于说明当时多神教与基督教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说教。正如在安布罗斯的布道词中，我们被诱使将这些表现当作映照着晚期罗马富人愚蠢冷漠的生活方式的镜子——在某种程度上，像相机抓拍的镜头。这种生活方式公然穷奢极欲，极度唯我独尊，我们认定它必然会对晚期罗马社会整体产生坏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得到鼓励，去相信这种艺术可以用作直接的证据，证明广泛存在的罪恶的社会发展：大庄园发展为自治单位，独立于城市，甚至独立于帝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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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印象反映了晚期罗马社会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倾向，大家倾向于认为高卢与西班牙地主的势力古已有之。对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卡米耶·朱利安而言，奥索尼乌斯时期庄园主的财富反映了“简单纯粹的向古代高卢的回归”[34] 。在朱利安和其他许多史学家（其中包括M.罗斯托夫采夫）看来，像奥索尼乌斯这样的地主要么是最后的凯尔特部落首领，要么是最初的中世纪男爵。他们被表现为农村的统治者，安坐于由诸多依附者构成的庞大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庄园如同中世纪城堡一样，俯瞰由他们单独掌控的土地；他们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不可撼动、由地主贵族历经千年形成的机制”[35]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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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4世纪的状况与这种观点有明显不同。根据奥索尼乌斯的书信与诗歌，他与他在高卢南部的同伴拥有的财富很可观，但他们的财产远远不够稳定，它们从不曾独立于庄园所在地附近的政权或城市，阿奎丹地主们维护财产，靠的是跟政治和商业中心波尔多保持紧密联系。独自住在乡村，那是自绝于社会，是政治自杀。事实上，城市与庄园是椭圆的两个焦点，奥索尼乌斯与当地的地主们经常在这两个焦点之间来回移动。阿奎丹是个富饶的农区，为莱茵河边境提供粮食。结果是，阿奎丹的贵族们，哪怕并非所有人都像奥索尼乌斯那样前往特里尔服务宫廷，但以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他们都是宫廷贵族。他们的财富与地位并不是从高卢恒久不变的土地中悄无声息地长出来的，它们仰赖帝国统治的活力，而这一活力靠特里尔来强力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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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帝国西部各地都有雄伟的庄园出现，它们只出现在作为帝国走廊的地带——高卢西南部、西班牙部分地区（但仅限于此）、特里尔周边，以及不列颠南部。在多瑙河边境后面蜿蜒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帝国大道附近也有庄园出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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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一条帝国走廊——4世纪不列颠南部为例。它催生了数量可观的庄园。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彻底的农区，其城镇规模比阿奎丹或西班牙的城市要小很多。20～30座晚期罗马的庄园在此得以发现，它们主要建于4世纪上半叶，在仍然散布着凯尔特式圆形房屋的地貌上，它们突兀地矗立着。前者与庄园主的生活、价值观差异巨大，就像19世纪俄国和波兰村庄中杂乱堆在一起的茅屋不同于乡绅们居住的帕拉第奥式乡村别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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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庄园并没有消失在乡野深处，它们受小城镇的吸引，常常建在城镇的辐射范围之内，与城镇的距离不超过10英里。这些城镇又通过帝国财税体系，与西部重要的消费中心相连，后者又与在特里尔的帝国宫廷、驻扎在莱茵河谷边境的军队以及像阿奎丹这样富庶的地区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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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的研究显示，不列颠庄园的镶嵌画是当地风格，每一种都是从一座中心城市——例如多切斯特、赛伦塞斯特或杜罗布里维（沃特·纽顿在那时是重要的出产铁矿的城镇，其教堂正如我们所见，已经号称藏有为数可观的银盘）——传播而来的。通过追溯每一种风格的作品在各自地区的传播，我们可以梳理出该地乡绅的建筑活动。乡绅们对彼此的建筑极为在意，[38] 在晚期罗马艺术上，他们同场竞技。他们希望用亮丽的镶嵌画，使地面绽放光芒。他们的方法各异。在塞鲁克斯顿，一个长长的、比凯尔特农舍略大的厅堂在一端加了一块镶嵌画，提升了档次，镶嵌画上绝妙地拼出了肥胖的、多彩的狄奥尼索斯，他就在主人及其门客与亲属的名字下方，他们的名字带着神秘的凯尔特色彩：波登家族（the Bodeni）。[39] 与此相对，在赛伦塞斯特以西的伍德切斯特，有20处地面上铺了亮丽的图案。大堂至少矗立了一座优雅的、出自当时帝国东部作坊的神话人物雕像。大堂地面上的巨大的镶嵌画由150万块取自当地的砖、石立方体组成，上有俄尔普斯被野兽团团围住的图案，这些野兽刻画得强大有力，肌肉线条分明，令人生畏，与北非嗜血的圆形剧场镶嵌画所显现的狮虎无异。[40] 研究这些不列颠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高卢与西班牙，它们显示，庄园从来不是纯粹的经济中心，也不是封建城堡的原型，而是一座丰碑，它向邻居们发出“主人来了”的消息。在这些4世纪四散的流动精英中，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高卢和西班牙，从来不缺要向大家迫切宣告自己已经到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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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的庄园的结束有助于说明，为何它们在4世纪前所未有地兴盛。在罗马政权及其财政能量开始动摇之时，雄伟的庄园消失了。许多庄园是作为经济中心被保留下来的，它们当了存储的库房与生产酒和油的地方，但它们已经不再有个性，其主人没有留下明显的烙印，因为它们不再是新财富的纹章。而奥索尼乌斯在世之时及保利努斯早年是庄园的鼎盛时期，它们代表了“美好时期”，代表着脆弱的光辉一刻，这种光辉与黄金时代和强大的帝国休戚相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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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该这样设想：庄园主人作为一个封闭的超级富有的地主团体，牢牢安居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令社会上其他所有成员遥不可及。相反，庄园主在财产规模和文化水平上参差不齐，他们远非无人敢去挑战的地方领主，他们常常是新人，身处与同伴的激烈竞争中，明显缺少现代学者试图划归给他们的稳定。但是，他们确实有共同点，即打造财富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赋予他们那通常脆弱的财富以稳固，使他们的生活沐浴在辉煌与兴奋的感觉中。尽管他们被分开，岌岌可危，但他们是“幸运儿”。正因如此，我们应该仔细聆听他们的艺术与装饰传达的信息。为做到这一点，让我们进入他们的庄园，如同进入梦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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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走！”：丰盈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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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是，晚期罗马的庄园被表现为毫无疑问的丰盈之地。庄园主春夏出城前往自己的庄园，是把丰盈当作自己的东西去认领，甚至，晚期罗马餐厅的陈设都强调这个事实。晚期罗马半圆卧榻的半圆形状起源于户外野餐中较为随意的靠垫摆放。[42] 客人躺在半圆卧榻上往外看，可以见到主屋。这种半圆卧榻不像古时罗马环餐桌三面放置的躺椅，躺在这种直直的榻上会让客人面对面。最隆重的用餐安排在室内餐厅。在厅堂一端，后殿的穹顶之下摆放着半圆卧榻；或者，在巨大的厅堂内的连串半圆穹顶之下，环厅堂摆成三边半圆的四方形。[43] 但是，无论晚期罗马的宴会规划得如何封闭庄严，户外野餐依旧是其原型，因为正是通过在这块土地上、吃这块土地的多种物产，主人与他的朋友们实实在在地收获着滚滚而来的农业盈余。这正是他们致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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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仔细贮藏当年的谷物，高仓可能是个现实难题。而最理想的，是纯洁的丰盈。[44] 因此，海产品与水产品的画像很重要。鱼和海鲜来自最丰产、最纯净的资源——大海、湖泊与河流，这种食品来自不遭嫉妒的地方。海中无尽的液态资源永远都不是零和博弈的对象，它永远不可能像不够大方的土地那样被庄园的边界分割。即使在干旱的努米底亚高原深处的马克塔尔，一座餐厅的镶嵌画还是表现了满是食用鱼的大海。[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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