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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菲努斯在411年写下这段文字。当时他正跟皮尼亚努斯（小梅兰尼娅的苦行丈夫）一起在安全的西西里庄园，隔着墨西拿海峡，远眺因西哥特人纵火而被火焰吞噬的雷吉乌姆（雷焦卡拉布里亚在海峡靠意大利半岛的一侧）。一个成长于君士坦丁时期最末一代的人观望着这一幕，而这一幕让我们联想到卡西奥多卢斯所处的饱受战争折磨的意大利和可敬的比德所在的诺森布里亚。并且，跟卡西奥多卢斯与比德的情况一样，唯有一点是确知的，即书会保留下来——在时局危难中，至少书能得以留存。它们被收藏在由巨额财富支持的图书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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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后退一步，看一看这两位学者与他们的罗马女庇护人之间备受瞩目的历史。梅根·威廉姆斯将事情讲得很清楚，奥利金之争横扫埃及与巴勒斯坦的修道院，并导致儒菲努斯与哲罗姆与其在罗马的支持者发生争吵。它有关一个问题：“修士是否有权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否有权成为修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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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我们眼中他们像现代学者（在热情、专业与敌意方面），但我们不该忘记，哲罗姆与儒菲努斯在他们的时代代表着怎样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他俩都是神职人员，但都不隶属于某个主教。达马苏斯曾为哲罗姆提供庇护，但并没有将他纳入自己的文员队伍。更何况，随着来到伯利恒，哲罗姆将他的图书馆带到了一个不受束缚的地带。图书馆坐落于一座独立的修道院内，修道院由一位贵族女庇护人赞助，间或也得到崇拜他的读者的捐款支持。这座图书馆或许无法与奥利金建在凯撒利亚的那座媲美。后者号称有800部大师作品和40部多卷本巨著，包括奥利金著名的《六经合参》（Hexapla ）——收入了《旧约》的几个不同译本，与希伯来语放在一起对照，共6卷。但到4世纪，这个图书馆已经成为主教的图书馆，有教会财富支持并且由教会组织掌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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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哲罗姆的图书馆不欠地方教会及其主教的。它的藏书量与自主性不在任何元老贵族的私人图书馆之下。[24] 我们只须将哲罗姆与奥古斯丁做对比，就能领会哲罗姆的自由。388年，奥古斯丁回到非洲，他试着自己回去，不带哪怕一位富有的庇护人，他只坚持了三年。缺了来自诸如保拉或梅兰尼娅这样的人的支持，奥古斯丁的修道院与它曾经滋养的学术生活，势不可当地被吞入了大公教会的轨道。尽管奥古斯丁具有令人生畏的独创能力，但自被祝圣司铎的那一刻起（后又作为希波主教），他首先是主教与非洲教会的发言人，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奥古斯丁全心全意地去适应他作为主教队伍中的一员的角色。然而，我们不禁好奇，倘若奥古斯丁依旧是名从事自由职业的学者，像哲罗姆和儒菲努斯那样得到某个贵族的庇护，拉丁文神学的发展轨迹又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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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年，儒菲努斯回到罗马；412年，他去世。这些年间，罗马的基督徒见证了贵族庇护实力的展现，其程度前所未有。尽管儒菲努斯被指控有“奥利金主义”倾向，受到教会谴责，但他毫发未损，继续工作着。晚期罗马的书本制作状况允许他的作品被保护起来，他的书顺着庇护关系网和亲友联盟的脉络流通。老梅兰尼娅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的朋友自觉承担起为儒菲努斯作品制作副本和向外递送这些庞大手稿的责任。哲罗姆抱怨说，他要质疑这些作品，却连副本都拿不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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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儒菲努斯的忠诚与对哲罗姆的不信任成为一条基准线，将罗马贵族基督徒划分成不同部分。诺拉的保利努斯立刻团结到了梅兰尼娅一方，他与梅兰尼娅可能通过妻子特拉西娅成了亲戚。伴随老梅兰尼娅而来的是小梅兰尼娅与她的丈夫皮尼亚努斯，保利努斯在贾米拉的圣菲利克斯圣地迎来了全新的一代，他们想进行苦行，是儒菲努斯的仰慕者。在罗马城，哲罗姆发现自己遭到排挤，因为老梅兰尼娅的整个关系网，包括亲戚、朋友、门客，全都团结起来反对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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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中的穷人”：哲罗姆与维吉兰提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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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与儒菲努斯之间的奥利金主义之争，就其本身而言，实属小题大做。它被认为是修士之争——神学争论最好留给修士们去解决。[27] 罗马和西部教区其他地方流入圣地的资金量也无从衡量。我们在意的是，这一流动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密切注视着基督教会内部富有魅力的筹款人的活动，并且疑心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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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始终存在为敌对方募捐的可能。一代人之前，达马苏斯当选教宗引起了教会分裂，其间就有富有的平信徒参与。在这次历练之后，达马苏斯下定决心，如果有人给罗马的基督教事业捐款，应该直接捐给作为罗马主教的他，并且只能给他。他希望自己被当作这个城市中基督教会的唯一代表，他希望确保财富不会被送到司铎或圣人个人手中。早在370年，他就从瓦伦提尼安一世那里获得了这个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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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神职人员……与那些希望被人称为“持戒者”（即修士）的人，不可上门拜访寡妇或尚在监护之下的女性（以获得遗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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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令要在罗马各个教堂内大声宣读。它常常被解读为帝国下达给达马苏斯的斥责，针对他筹款和当“贵妇的掏耳郎”的种种行径。其实不然。[29] 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由主教发起，防范潜在的对手去筹措资金。通过获得这个法令，达马苏斯试图确保在罗马城中再没有神职人员或修士可以为自己的事情收受金钱或遗产馈赠。一切捐赠必须交给主教，以使它成为罗马教会财产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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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此前所见，在与保拉这样的贵妇打交道的过程中，哲罗姆走在一条贫瘠的路上。他无情地嘲笑那些为钱讨好富人的修士与教士，但是，在外人眼中，他的行为与这些寄生虫过去的行径没什么两样。离开罗马时，他强烈抗议：“我接受谁的钱了？什么礼物，无论大小，是我不曾拒绝的？有哪个人的钱在我手中叮当作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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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还在。资金继续流出罗马和西部，进入圣地和埃及的修道院。这种外流罗马经得起，但是，地方教会受赠没那么多，在行省宣传苦行运动和前往圣地的朝圣之旅，可能会破坏它们的资金供给。406年前的几年，发生了一个事件：耶路撒冷周边的修道院受到攻击，它们被控通过索要海外捐赠，将基督徒富人的财富从地方教会转移到了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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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些批评来自高卢南部。这个地区刚刚经历百基拉的沉浮，并且保利努斯突然将财富从高卢与西班牙转入意大利。富人将捐赠用于支持苦行者，尤其是远居地中海另一端的苦行者，导致了捐赠的流失，这让地方神职人员相当痛恨。他们布道说本地富人应该把财富赠给本地的穷人与教会。他们受维吉兰提乌斯启发。他是名修士，来自圣贝尔特朗德科曼热教区的圣马尔托里修道院——位于今比利牛斯山脉法国一侧的山坡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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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兰提乌斯是位有威胁性的批评家。他既到过圣地也到过诺拉，他认识诺拉的保利努斯，也认识哲罗姆，可没一个让他钦佩，尽管原因各异。结识保利努斯和他的圈子令他认识到，巨额财富会给传统的基督教虔敬施加温柔的暴力，这使他直接反对圣徒崇拜。我们可以认为圣徒们在天堂与人间同时存在吗？他们在世间受到礼拜，是不是人们拜错了对象？是不是对多神教崇拜的留恋？维吉兰提乌斯觉得，保利努斯在贾米拉圣菲利克斯圣地所提倡的那种圣徒崇拜令人不安。这些圣地的辉煌令这些圣徒仿佛仍然在世间“存在”，但是圣徒们并不在世间，他们与上帝一起在天堂，他们沐浴在“羔羊的灯光中”，他们并不待在圣陵中，流连世间。保利努斯推崇的以铺张的方式礼拜他们，相当于对多神教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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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宗教的名义，我们见到的仪式实际上是引入教会的多神教。太阳在照耀，一堆堆的蜡烛被点燃……确实，这类人向至福的殉道士致以崇高敬意。殉道士们（他们以为）需要小小的不值钱的蜡烛来照亮，而羔羊自身，高坐宝座，光照着他们。（参见《启示录》21：23，2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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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兰提乌斯的反对意见是拉丁语基督教内部出现的唯一一次对圣徒崇拜的正面攻击。尽管表面上他没有直接提出，但他的讨论相当针对圣陵的华丽，比如保利努斯在贾米拉和丰迪打造的那种华丽：镶嵌画闪闪发亮，祭坛覆盖着帝国的紫色，巨大的烛台上油灯日夜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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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维吉兰提乌斯的不是保利努斯，而是哲罗姆。他对圣徒崇拜的捍卫痛快利落，只是他迅速上升到了钱的问题。他为圣地的修士辩护，他指出，他们像犹太教中研习律法的人，后者在圣地研究律法是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堂的捐助的。[33] 修士是“穷圣人”，他们直接继承自“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罗马书》15：26）。为这些穷人，保罗曾组织过许多次募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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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不义的管家的寓言故事中，基督鼓励富人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他们会将富人接入“永存的帐幕”（《路加福音》16：1-9）。这样的“朋友”在普通穷人中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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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些“朋友”不是穷人。对于穷人而言，燃烧的欲望仍然控制着褴褛包裹之下破败的肉身……他们所要的只有施舍。而富人应该把钱给“真正的”穷人，他们受赠会脸红，会感到愧疚，（如此一来，富人）可以撒播世间的财富，而作为回报，他们会收获灵性的奖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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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捐赠给在遥远圣地的神圣修士——而不是给当地身份不明的可憎的穷人，富人才能进行“灵的交易”。这定当将他们的“宝藏”放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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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骄傲！你们属于同一个教会”：约维尼安对哲罗姆，390～3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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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本地，哲罗姆引起的警惕有更深的根源。它不仅关于地方教会的资金流失到圣地；资金被转用到罗马之外的事项上其实被当作一种征兆，显示了城中存在更为广泛的令传统基督徒感到不安的发展变化。哲罗姆抬升寡妇与贞女的地位，唤起了深深的疑虑。这不是因为否定肉身本身令罗马人极度反感，也不仅仅因为（如我们所见）它将女性从婚姻市场抽离，影响到财产向下一代传承，而是因为它向罗马基督教团体引入了灵性分层，这似乎过于真实地反映了正在加剧的社会分层。关于后者，我们在讨论郊区基督教圣体龛旁出现的壮观陵墓时已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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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罗姆的苦行宣传似乎挑战了罗马基督教团体的一个核心信念。这个团体不希望见到其成员被严格划入不同等级，不仅如此，他们也不希望见到划分这些等级的标准是基督徒是否已婚或放弃婚姻。守贞与守寡都有关性；它们与善工无关，不应该用来获得自动高于其他所有基督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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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一一个受洗的团体中，仅凭个人远离性生活这个长处而要求成为独立的阶层，在罗马基督徒中引起了实实在在的不安，这标志着较为老套的观念已经走到尽头。它将基督教团体理解为一个场所，在此，不同群体——贵族与平民——可以作为信徒同伴（更确切地说，作为“圣人”的同伴）往来。这种往来带着一点儿反主流文化的不屑。达马苏斯在他写的墓志铭中，以及伪安布罗斯在他的注疏中，都不断强调一个事实：基督徒依旧是一个特殊的整体，他们形成独一无二的“神圣子民”。现在哲罗姆与他的苦行支持者们都宣称，在这些独特的神圣子民中，某些人比其他人要神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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