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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对年轻夫妇体现了巨额财富与在帝国晚期的罗马也不常见的怪异行为的结合。他们尚未成年，还得依靠同僚们的好意和帝国政府的支持实现其决断。因此，他们的抛弃行为立马成为公共事件，不像那些业已成年决定皈依的苦行者（如保利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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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第一个错误便是在错误的地方处理他们的财产。408年前后，他们开始在罗马郊区卖掉地产。我们知道，郊区是一等一的土地，因要为城市市场提供农产品而精耕细作，因此这是充满奴隶的土地。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持续解放了8000名奴隶。他们措施专横，而且根本没有听取意见。余下的奴隶不仅不高兴，而且拒绝自由。这对夫妇试图出卖的依附于家产的那些奴隶同样愤怒，他们并不想被转交给新主人。皮尼亚努斯的兄弟塞维鲁不得不加以干预，他降价包圆了剩余的奴隶。《小梅兰尼娅传》说，他是由于魔鬼作祟才这么做的，事实上，他并不准备让家族的长期依附者们被以这种粗暴的方式分散开，借此，塞维鲁很有可能试图为该地区带来某种秩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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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鲁这么干预是对的。对农业劳动力失去控制是严重的事情。如同我们在第1章中见到的那样，超级富豪通常就是拥有大量土地而不住在该地的地主，他们对于依附者没有什么责任心。距离以及征收、缴纳租子的复杂管理系统降低了他们的出现频率，一系列小地主处在超级富豪与他们的奴隶和佃户之间。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采取的极端式基督徒放弃财富的行为只是将这种无情的制度推向了极端。通过放弃财富，不住在该地的地主比不露面更为糟糕。他们消失了，使整个地区面临着随后发生的损失。通过突然解放奴隶、卖掉财产，这对夫妇损害了奴隶、佃户、所有者之间仅存的上下关系，而正是依靠这些关系，晚期罗马的地主运转着这个一直残酷而暴力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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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地主通过代理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他们的存在，晚期罗马的土地所有制（地产分散，几乎赤裸裸地强制劳力）就能运作起来。当这种存在感突然消失——地主大规模解放奴隶并将之出卖给外地人，他们对土地的权力就被严重削弱了，如同入侵的蛮族穿过乡村一样。没有人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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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的奴隶而言，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抗议。粗暴的基督徒虔诚行为会把他们抛向劳力市场，而这时他们首先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保护。作为强制劳力的残酷制度，奴隶制在战时提供了被主人供养的机会。如此大规模地解放奴隶表明，他们不能再指望主人的保护，随后的事情表明奴隶是对的。409年，奴隶们成群结队地涌出罗马，加入迫近罗马的阿拉里克的军队。这些奴隶可能是蛮族俘虏，许多人是哥特人，他们追随“自由之路”来到哥特兵营。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是被残酷遣散的罗马的家内奴隶，他们被解放并被告知离开，以便主人不必在随后的攻城期间供养他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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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附近精耕细作的乡村的稳定，一直就是居住于此的贵族的主要关注点。他们害怕逃奴和劫匪如同害怕蛮族，但是劫匪和逃奴试图前往萨莫奈和卢卡尼亚山（今巴斯利卡塔）。现在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在郊区的行为，将大量与主人离散的、怀恨在心的奴隶和依附工人带到城墙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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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奴隶的反抗和亲戚们反对出售财产的态度，这对年轻夫妇直接上诉到皇宫。408年年初，小梅兰尼娅径直去见塞瑞娜——皇帝霍诺留的亲表姐和最高将领斯提利科的妻子，那时，斯提利科是皇帝宝座背后的实权人物。[22] 塞瑞娜定居罗马，梅兰尼娅请求塞瑞娜确保立即执行对财产的出售。塞瑞娜通过获得一道帝国敕令来解决问题，敕令将这对夫妇的地产置于“主动剥夺公民权”的名义之下。敕令规定，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的地产应被视为被皇帝没收了。它们成为帝国财产，可以被当局出售，各行省的总督、官员和市议员负责出售，但是，出售所得将归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而不是进入国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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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新方式，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的财富转变为受保护的特殊财富，即属于皇帝的“神圣”财产，但是也被认为属于更大的皇帝。这是献给基督让他留给穷人的。变卖以便实现基督的命令——“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19：21）——这一事实保护它不受侵犯。塞瑞娜、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认为，对献给穷人的财富加以干预就是“剥夺上帝的祭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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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财富神圣、什么财富非神圣，是罗马热烈争论的事情。当大将军斯提利科于408年年底倒台（因为在处理阿拉里克事件上严重不力），塞瑞娜被元老院判处死刑。[25] 她被勒死了。多神教徒说，她的死亡乃是诸神的报复。十年前，塞瑞娜伸手将佩戴在诸神之母雕像脖颈上的项链夺走，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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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老妇人——最后的维斯塔贞女，当面指责这种不敬行为的时候，塞瑞娜严加斥责，并让手下将她赶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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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相信，是对女神项链的致命亵渎给塞瑞娜的脖子带来了绳套。对于多神教徒，一如基督徒，有些财富要比其他财富神圣得多。上帝或者诸神会报复那些试图将其挪作他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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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元老还懊恼对神庙的劫掠：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真正神圣的财富。对于财富因留给穷人而变得神圣和不可触碰这一新规，他们还缺乏理解和同情，他们需要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的财富来拯救城市。在408～409年阿拉里克围困罗马的那个冬季，罗马城开始闹饥荒。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人们对罗马大区长官呼喊：“去，给人肉定个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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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元老院开始对元老征税。对于这一前所未有的措施，上流贵族爆发了派别冲突，贵族之家尤其自私。据阿尼齐家族（以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儿子们和他的遗孀法尔托妮娅·普罗芭为代表）的对手们说，该家族阻止了任何公平估算的方式，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掌控了全城的财富”[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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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因与塞瑞娜和斯提利科有牵连而有污点。相较于还强有力的阿尼齐家族，他们的财富似乎更为容易处理。[29] 409年年初，罗马大区长官庞培召集元老院清晨议事，他提议，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的财产应该被罚没，成为“国家财产”。然后，他去自己的办公地（可能在广场附近）公布这一决定：“由于缺乏食品，民众突然起来闹事……他立即被拖起来，被用石头公开砸死。”[30] 这是一百年来所知危机中唯一一次罗马大区长官被私自处死。这一令人恐怖的暴力行为（杰罗修斯幸灾乐祸地讲述的）解放了这对年轻夫妇，最终，他们的财富由他们自己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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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城市和乡村没有分享到他们的善举呢？”：遣散财富，410～4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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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可以自由处置财富，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就不那么随意而漫不经心地分配了，不像他们的苦修传记作家所揭示和现代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放弃财富的行为并不像炫富的篝火，[31] 而是进入了这对年轻夫妇有选择地进行资助的教会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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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赠礼是广泛的。如同格隆提乌斯所写：“哪个城市和乡村没有分享到他们的善举呢？”[32] 这些善举的主要受益者是修士，而非穷人。“圣洁的穷人”——圣徒中的穷人，几年前（406年）哲罗姆拼命地捍卫过他们获得资助的权利——接受了成千上万的现金赠礼：3.5万索里达给了东部的修道院，西部才获得了1万索里达，另外1万索里达给了地中海沿海岛屿上的修士。这些由欧洲和非洲板块碰撞形成的喀斯特和熔岩的小岛，曾是古典时代冷酷的流放之所，现在由于富人（他们为此买下全岛）的资助，这些小岛成为新的泛地中海修道活动的潜在卫星中继站。达尔马提亚沿岸就有900座小岛，并非所有岛屿都是让隐士哆嗦的光秃秃的岩石，有些岛屿（如今天克罗地亚北部沿海的阿格杰恩岛）上有繁盛的庄园，在那里，一种基于贵族休闲理念发展而来的修道活动能轻易开展，一如在意大利沿海岛屿（如卡普拉西亚）和将在高卢南部沿海的勒兰群岛发展起来的那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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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助并非毫无差别。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的捐赠像老梅兰尼娅的捐赠那样集中。三十多年前，当老梅兰尼娅增强埃及修道院中尼西亚派的抵抗实力时，小梅兰尼娅慷慨资助君士坦丁堡好辩的主教金口约翰的支持者。在404年他们的魅力领袖被剥夺职位之后，这些心怀怨恨的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到东部帝国各地。通过资助“约翰的人”——金口约翰的支持者们——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帮助维持这一教派，直到梅兰尼娅晚年他们胜利返回君士坦丁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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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的奢华被圣洁化了，它变成了还愿财富。梅兰尼娅的银器和丝袍捐给了教会，通过这种捐赠，世俗的奢华变成教会的奢华，这是财富魅力的独特时刻。通过保利努斯在贾米拉放着光芒的建筑，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见识，借助将奢华的面料和银器捐给教会，人间的财富如何转化为天堂的财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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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逃出罗马并非其故事的结束。这对夫妇逃到西西里，从那里到非洲，他们的经济影响力非常大。到417年，他们才最终抵达耶路撒冷。他们对早期基督徒的贫困相当着迷，于是将自己列入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名录中。这绝不意味着他们花光了钱财。[36] 几年间，他们还能散发大量钱财给埃及的修士们。[37] 他们后来捐资修建了橄榄山的一系列建筑物。[38] 加入“教会的穷人”名录，是他们艰难地在当时复活耶路撒冷使徒团体的生活，那时所有基督徒都生活在贫困中，供给公有。这两位前超级富豪定居于圣地，融入早期基督徒的绝对贫困的神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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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到迦太基：流放中的阿尼齐家族妇女，410～4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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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里克制造的危机使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对财产的放弃变成了公共突发事件。阿拉里克也无意识地对伯拉纠派论争负有责任。如此多的罗马头面人物带着门客和家庭教师逃离罗马，造成了和平时期不会出现的局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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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罗马贵族撤退到迦太基，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迦太基被海洋保护，毗邻他们在迈杰尔达河谷和努米底亚平原的大地产。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迦太基是第二个罗马，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在非洲待多久。在410年冬天至411年春天的紧张日子里，蛮族军队在地中海北部行省所向披靡，迦太基很有可能是西部帝国的主要幸存堡垒。如果是这样的话，难民很快就不再是外来过客，他们将强烈地干预当地的地产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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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带着他们的家庭教师。这就意味着，410年之后，在罗马十分自然的基督教形式的支持者，发现自己身处异域。在迦太基，他们与非洲的教士们面对面。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从罗马来的许多坚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观点包含一种令人不安的“他者感”。在某座大城市成长起来的基督教思想家与另一座大城市的传统有摩擦，正是这种他者意识的增长，导致了伯拉纠派论争的爆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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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为何如此，我们必须稍微转换一下视角。在此之前，我们按照格隆提乌斯在《小梅兰尼娅传》中的精彩描述来追随两位年轻贵族处置他们财产的足迹。但是，如同我们会在最后一章中见到的那样，基督徒贵族不仅受到鼓励抛弃财富，还被要求庇护对知识的探求。贵族庇护者希望门客做他们的家庭教师——就像早期的家庭医生和哲学家。作为回报，他们应该资助门客。他们应使后者出名，保护他们免受竞争者的妒忌。在基督教时代，这就意味着他们处在门客和异端指控之间。作为基督教学者和灵修导师的庇护者，俗贵自认为与主教和教士一样有权决定正统教义的范围。老梅兰尼娅及其友人和亲戚对儒菲努斯的庇护表明，在罗马的基督教知识活动仍植根于家舍之中——在富人的宅邸中及其家主的庇护下，也在教堂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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