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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赠礼是广泛的。如同格隆提乌斯所写:“哪个城市和乡村没有分享到他们的善举呢?”[32] 这些善举的主要受益者是修士,而非穷人。“圣洁的穷人”——圣徒中的穷人,几年前(406年)哲罗姆拼命地捍卫过他们获得资助的权利——接受了成千上万的现金赠礼:3.5万索里达给了东部的修道院,西部才获得了1万索里达,另外1万索里达给了地中海沿海岛屿上的修士。这些由欧洲和非洲板块碰撞形成的喀斯特和熔岩的小岛,曾是古典时代冷酷的流放之所,现在由于富人(他们为此买下全岛)的资助,这些小岛成为新的泛地中海修道活动的潜在卫星中继站。达尔马提亚沿岸就有900座小岛,并非所有岛屿都是让隐士哆嗦的光秃秃的岩石,有些岛屿(如今天克罗地亚北部沿海的阿格杰恩岛)上有繁盛的庄园,在那里,一种基于贵族休闲理念发展而来的修道活动能轻易开展,一如在意大利沿海岛屿(如卡普拉西亚)和将在高卢南部沿海的勒兰群岛发展起来的那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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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助并非毫无差别。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的捐赠像老梅兰尼娅的捐赠那样集中。三十多年前,当老梅兰尼娅增强埃及修道院中尼西亚派的抵抗实力时,小梅兰尼娅慷慨资助君士坦丁堡好辩的主教金口约翰的支持者。在404年他们的魅力领袖被剥夺职位之后,这些心怀怨恨的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到东部帝国各地。通过资助“约翰的人”——金口约翰的支持者们——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帮助维持这一教派,直到梅兰尼娅晚年他们胜利返回君士坦丁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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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的奢华被圣洁化了,它变成了还愿财富。梅兰尼娅的银器和丝袍捐给了教会,通过这种捐赠,世俗的奢华变成教会的奢华,这是财富魅力的独特时刻。通过保利努斯在贾米拉放着光芒的建筑,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见识,借助将奢华的面料和银器捐给教会,人间的财富如何转化为天堂的财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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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逃出罗马并非其故事的结束。这对夫妇逃到西西里,从那里到非洲,他们的经济影响力非常大。到417年,他们才最终抵达耶路撒冷。他们对早期基督徒的贫困相当着迷,于是将自己列入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名录中。这绝不意味着他们花光了钱财。[36] 几年间,他们还能散发大量钱财给埃及的修士们。[37] 他们后来捐资修建了橄榄山的一系列建筑物。[38] 加入“教会的穷人”名录,是他们艰难地在当时复活耶路撒冷使徒团体的生活,那时所有基督徒都生活在贫困中,供给公有。这两位前超级富豪定居于圣地,融入早期基督徒的绝对贫困的神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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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到迦太基:流放中的阿尼齐家族妇女,410~4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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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里克制造的危机使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对财产的放弃变成了公共突发事件。阿拉里克也无意识地对伯拉纠派论争负有责任。如此多的罗马头面人物带着门客和家庭教师逃离罗马,造成了和平时期不会出现的局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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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罗马贵族撤退到迦太基,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迦太基被海洋保护,毗邻他们在迈杰尔达河谷和努米底亚平原的大地产。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迦太基是第二个罗马,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在非洲待多久。在410年冬天至411年春天的紧张日子里,蛮族军队在地中海北部行省所向披靡,迦太基很有可能是西部帝国的主要幸存堡垒。如果是这样的话,难民很快就不再是外来过客,他们将强烈地干预当地的地产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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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带着他们的家庭教师。这就意味着,410年之后,在罗马十分自然的基督教形式的支持者,发现自己身处异域。在迦太基,他们与非洲的教士们面对面。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从罗马来的许多坚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观点包含一种令人不安的“他者感”。在某座大城市成长起来的基督教思想家与另一座大城市的传统有摩擦,正是这种他者意识的增长,导致了伯拉纠派论争的爆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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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为何如此,我们必须稍微转换一下视角。在此之前,我们按照格隆提乌斯在《小梅兰尼娅传》中的精彩描述来追随两位年轻贵族处置他们财产的足迹。但是,如同我们会在最后一章中见到的那样,基督徒贵族不仅受到鼓励抛弃财富,还被要求庇护对知识的探求。贵族庇护者希望门客做他们的家庭教师——就像早期的家庭医生和哲学家。作为回报,他们应该资助门客。他们应使后者出名,保护他们免受竞争者的妒忌。在基督教时代,这就意味着他们处在门客和异端指控之间。作为基督教学者和灵修导师的庇护者,俗贵自认为与主教和教士一样有权决定正统教义的范围。老梅兰尼娅及其友人和亲戚对儒菲努斯的庇护表明,在罗马的基督教知识活动仍植根于家舍之中——在富人的宅邸中及其家主的庇护下,也在教堂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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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了解伯拉纠派论争的实际进程的人似乎有些吃惊,但基督教贵族作为灵修导师的庇护者足以对此进行解释。410年之后的几年,最大的基督徒家族——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阿尼齐家族——向不列颠教士伯拉纠(很快就成为圣奥古斯丁的著名对手)寻求灵修指导。[41]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伯拉纠业已在罗马成长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灵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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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390年前后,伯拉纠从不列颠南部来到罗马,以评注《保罗书信》而知名,是美好生活的热情支持者。他的使命就是“用基督教劝勉来点燃、激励那些冷漠、无动于衷和缺乏生气的心灵”[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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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并非温和之士——用现代人熟悉的字眼,甚至都算不上“开明”。他还是俗人,拒绝使用来自希腊语的“修士”一词(哲罗姆每次都津津有味地炫耀“带m的词”,以震撼和刺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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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被称为基督徒而非修士,并且拥有你要赞美的德行,而不是一个在我们的拉丁语中毫无意义的外来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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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声明,伯拉纠总是被人当作“上帝的仆人”。他有清晰的苦修方案。正是由于这一方案,约412~413年,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遗孀阿尼齐亚·法尔托妮娅·普罗芭和她的儿媳阿尼齐亚·茱莉亚娜——茱莉亚娜刚失去了丈夫奥利布里乌斯,他是普罗布斯之子,曾在395年担任执政官——请求伯拉纠写一封赞美和建议信,以庆祝普罗布斯的孙女德米提雅斯守贞。[44] 被邀请写此类信件表明,伯拉纠具有写作苦修劝勉书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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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里克攻陷罗马所带来的破坏,德米提雅斯的守贞仪式不是在罗马而是在迦太基举行。由迦太基主教奥勒留正式将面纱授予德米提雅斯的活动,旨在成为公共仪式。由父系亲属授予面纱是罗马婚礼的一部分,因此,由作为教父和主教的奥勒留为德米提雅斯授予面纱,是这次活动的亮点。这并非私下的誓言,而是高级贵族与基督的灵性婚姻。“婚礼”在迦太基大教堂举行,这一活动受到的关注颇类似于庆贺新晋罗马元老的大型赛会,事实上,该仪式甚至从细节上都模仿了赛会仪式。如同在庆祝孩子成为法官的赛会活动中西玛库斯将象牙双联版和小银篓分赠给同僚那样,此次也有礼物赠予主教。作为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也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他充满喜悦地感谢普罗芭和茱莉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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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怎样的言辞才能表达,用怎样的使节才能传递这一消息,表明基督接纳阿尼齐家族的贞女,远比大家拥有了执政官更为光荣和有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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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阿尼齐家族也需要盛大的庆祝仪式。他们受到指责,因为拒绝为了拯救罗马而分享他们的巨额财富。后来的传闻说,普罗芭本人打开了萨拉利亚门(靠近阿尼齐家族在宾西亚丘的宅邸),以便让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入城。[46] 她和她的随从似乎被安全护送出罗马城了。相反,哲罗姆声称,他的友人玛尔切拉在位于阿文提诺山的宅邸中被抓,并在西哥特人逼问财宝的过程中被殴打致死。[47] 阿尼齐家族的女性安然无恙,这表明他们与蛮族分子做了交易。因此,普罗芭和她的家族很可能是在叛国嫌疑中抵达迦太基的。非洲军事长官赫拉克里亚努斯那时自诩坚定地效忠帝国。他以撤退到拉文纳的皇帝霍诺留之名,有借口彻底搜查普罗芭和她的随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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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抵达的时候感觉不太舒服,但在这个时候,迦太基而非罗马才是阿尼齐家族有望表现的唯一场所。他们通过女性表现为教会的忠实成员。德米提雅斯甚至有可能借助发誓成为贞女,摆脱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罗马发生的事件让他们的名声受损,为了恢复财产、在不友好地区受到保护,阿尼齐家族的女眷很有可能被迫下嫁给一个富裕的外省家族。[49] 这也是维持家族产业的机会。通过成为正式的贞女,德米提雅斯退出婚姻市场,节省了一笔嫁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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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所有这些都是哲罗姆提供的剧情,他也曾受邀给德米提雅斯写信。哲罗姆的信函展示了这位老讽刺作家呈现贵族之家的思想活动的能力。我们不必轻信他,但是,结合阿尼齐家族此时的处境,哲罗姆提到的剧情是可信的,同样可信的是,哲罗姆提及的仪式的神秘含义。在危险时刻,阿尼齐家族希望通过让一位“在家”贞女加入教会,获得神圣保佑(如同罗马近日的维斯塔贞女一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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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财富只有通过自己才能获得”:伯拉纠和德米提雅斯,4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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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拉纠应邀为德米提雅斯写作的时候,他已远离罗马和迦太基,身处耶路撒冷。阿尼齐家族的女性将他与另一位圣地的拉丁文大家哲罗姆相提并论。在她们看来,哲罗姆和伯拉纠是两位大苦修者,是作为专家组成员来祝贺和指导德米提雅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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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的书信极其与众不同,它们并非像哲罗姆草拟的书信那样是离经叛道的修道函。哲罗姆暗示了德米提雅斯来自家庭方面的出嫁压力,他想到德米提雅斯抵制这些压力的时刻,以及如何使婚姻重礼(类似于普洛耶克塔盒和埃斯奎诺首饰盒的其他物品)的使用更加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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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的书信中没有这些挑逗性的卧室场景。相反,这封书信来自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师。他将德米提雅斯视为初学者,他向她保证,她有成功的天赋,然后他告诉她如何成功。[52] 总而言之,《致德米提雅斯书》是谨慎之作,提出了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拉丁修道研究的大专家亚德博·德·佛居哀发现,伯拉纠的这封信从字句和内容方面都直接导向圣本尼迪克特的《规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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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致德米提雅斯书》也是一种展示。无论是曾经聚集在罗马还是现在聚集在迦太基,伯拉纠向他的崇拜者们展示了他个人独特的灵修指导(在罗马数十年从事注经、写作和争鸣的成果),其核心是对个人富有挑战性的确切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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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合理的,能够承受严格的苦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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