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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论财富》的作者展示了相当激进版的人类历史。在安布罗斯那里，我们发现的是植根于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古风主义传统，这也是安布罗斯社会思想的基础。跟许多其他作者一样，安布罗斯相信，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在那时丰盈的大自然满足人类所需，只是在随后的零和博弈中，人类滥用共同享有的土地，将之据为己有。这就导致了目前的社会局面——围墙林立、仓库锁闭、攫取土地，以及暴力和战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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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这一黄金时代似乎延续了数千年。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我们提到过，他是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朋友）在《编年史》中提到的第一次人类战争，是亚伯拉罕和列王在死海之谷发生的战争，准确地说，是在创世之后第3312年。[15] 这么写，表明苏尔皮奇乌斯相信，人类历史包括数千年的社会无辜期，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战争。这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念。如果社会无辜期曾经如此长久地作为正常状态存在，它就有可能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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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有可能重来，哪怕只是体现在极少数杰出人士的身上。通过描述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中以野草和蜂蜜为生的苦修生活，诺拉的保利努斯认为，约翰是以人类早期的清新方式生活着的。[16] 约翰作为黄金时代生活的化身从旷野中出现。基督徒要努力将这种更加朴素的时代的回响带回社会生活中。406年前后，保利努斯为庆贺年轻执事朱利安·艾克拉努姆的婚姻而写作了颂歌，他要求朱利安和他的妻子（一位主教之女）避免大操大办的流行婚礼，而应该“模仿先祖那圣洁的简单方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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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圣洁的简单方式”曾长期存在，直到最近才告终结，这是罗马基督徒的社会想象中的固有内容。然而，大多数基督徒罗马人认为，这个黄金时代并非十分激进的乌托邦，即并非普遍的无辜时代——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社会差别。他们所想象的，则是当下世界的温和版，与他们期望的、体现在基督教会中相对温和的当代社会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从基督徒大贵族群体的代表人物的诗作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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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托妮娅·贝提提娅·普罗芭是法尔托妮娅·普罗芭的祖母。在4世纪50年代，她写作了论基督生平的《集句》（对维吉尔的半行诗句的巧妙拼凑）；她收集了《埃涅阿斯纪》第八卷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提及无辜时代之后灰色时代的恐惧降临——这是充满贪欲和战争的“受到玷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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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以战争和贪婪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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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留下了轨辙，离开了大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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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提提娅·普罗芭随后将基督对年轻的富人的召唤视为重获黄金时代的召唤。她的诗歌并没有提到基督让人放弃一切，更没有提及将困扰保利努斯、哲罗姆和小梅兰尼娅的“追随我”。相反，在普罗芭的福音故事中，任性的年轻的富人被要求重返黄金时代。普罗芭并不认为基督要求他变得贫穷。作为对维吉尔的回应，基督要求他像好王萨图恩（Saturn）温和地统治意大利时的贵族那样作为：对依附民慷慨大方，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受害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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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的作者并不抱这样令人安慰的幻想。他对黄金时代以及随之出现的贫穷并不感兴趣。他相信，只要人类有自由意志，他们就会贪婪，并因此积累财富。[20] 这是一个相当祛魅的观点，富有直接的思想后果。他剥夺了财富的理想化的历史，那时财富是清白的。在遥远的过去并不存在这样的好富人：当富裕的基督徒为自己的财富加以辩护时，他们是可供效法的。对于绝大多数富裕基督徒而言，先祖亚伯拉罕就是好富人的典范：他将圣洁与豪富聚合在一起。今天的富人以为，如果他们能够合理地使用财富，他们就可以成为当代的亚伯拉罕——大方、友善、保护弱者；而且，如果他们如此仿效亚伯拉罕，他们确实能够心安理得地保有财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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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一信念，他坚称亚伯拉罕属于例外——几乎就是自然的突变，亚伯拉罕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其他富人也是圣洁的，而只能说明既富且圣是个例外。现在的富人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而且正是因为不可复制，所以他为上帝所钟爱。亚伯拉罕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运用了自己的意志，与人性的沉重常态不符，这种常态自他死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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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评论亚伯拉罕隐含着对人类历史非同寻常的警醒。在亚伯拉罕之前，没有无辜的漫长岁月，更没有其他好富人。亚伯拉罕之前的人类历史充满了暴君和强权人物，他们活跃在一种由上帝留给人类、完全由个人意志的冲突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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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用卜尼法斯·拉姆齐的话来说：“这个观点实际上将财富从天启中加以排除。”[23] 《论财富》的作者并不认为财富是上帝通过恩典赐予某些人，以便他们能够作为他的仆人加以使用的财富。至多上帝并不情愿地承认了财富的差别，如同他容忍以色列人不顾先知撒母耳的警告，傲慢地立王一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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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上帝的恩典与巨额财富的存在无关。上帝更不会将巨额财富赐予某些人，以便他们能够将此作为许愿财富还给他。这正是保利努斯声称要做的。只要他通过在贾米拉建造闪闪发光的圣菲利克斯圣陵，将财富献给上帝，他就对自己的财富没有丝毫不安。《论财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驳斥保利努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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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人将会没有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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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富人？首先，《论财富》的作者声称没有人“天生富裕”，并因此与贪欲无涉。[25] 这么一来，他就无视了祖产与“新”财富之间的传统区分。祖产似乎被当作毫无问题的财富，是一直就在那里的财富，它们似乎如同土地一样固定不变。在西玛库斯和奥索尼乌斯那里，此类财富由强烈的遗产意识加以保证。这是无辜的财富。只有新财富，即通过暴力和苦心经营而来的财富，才是有问题的财富，才是需要加以抨击的。然而恰恰相反，诚如《论财富》所指出的那样，所有遗产都有其黑历史：“我不讨论财富的拥有，而是讨论其来源，因为我认为财富是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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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期罗马的读者来说，这本身就是老生常谈。哲罗姆就引用过一句习语，说“富人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邪恶者的后人”。[27] 但正是他提供的答案而非问题本身，使《论财富》的作者与众不同。他将老掉牙的格言改造成了社会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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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那么财富是邪恶的。”首先看看什么是财富……人类被分成三个阶层：富人、穷人和温饱者……变富就是拥有比必需的更多；变穷就是不足；温饱则是绝不拥有比必需的更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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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是衡量贫富的标准，在《论财富》的作者看来，这一标准必须被更加严格地保持和精确估量。他认为，社会中贫富分布是不可容忍的零和博弈的结果。超过温饱的那些人只能剥夺穷人，少数人的过量自然导致多数人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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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拥有大量财富，超过个人所需，而另一人则不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公平吗？那个人安享其财富，而这个人却要在贫穷中日渐消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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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诺拉的保利努斯那里，富与穷、财主与拉撒路的并置，是特别困扰基督徒富人的一个话题。保利努斯通过强调神秘的交易、神定的共生现象来解决这一问题，即上帝允许穷人聚集在富人周围，以便富人能够通过施舍来拯救自己的灵魂。相反，《论财富》的作者则去掉了富与穷并置的任何神定性意味。富与穷并不只是由上帝的隐秘意志永恒地区分的两个群体；相反，富与穷因果相连。无论富人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制造了穷人。为了富人的福祉，富人赢得了对有限资源的无情争夺。只要有人越过了温饱的神定红线，变得富足，其他人就会陷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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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并非一个古典术语，[30] 它最早源自《箴言书》30：8，希伯来语“lehem huqi”指通过上帝之手将日常所需的面包分发给每个人，它涉及对产生的任何财富抱有满足感和对上帝的感恩。这个术语通常指足够满足温饱的财产中所包含的模糊的慷慨因素。然而，在《论财富》中，温饱成为一个好斗的口号，以不近情理的清晰划定了贫困线，正是富人的存在使穷人掉到这一贫困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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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人将会没有穷人。既然少数人变富使许多人变穷，那么就让任何人不得拥有比实际所需的更多，每个人各取所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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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一观点的尖锐性。论及希腊化时代对于富人的批评，伟大的俄罗斯史学家M.罗斯托夫采夫（他本人就是逃出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流放者）曾经观察到：“对于他们及其一些现代继承者而言，富人不是罪犯，而是傻子。”[32] 绝大多数古代晚期的基督徒作家和布道者（甚至包括安布罗斯）满足于将富人视为傻子：他们愚蠢地滥用上帝赐予他们的好财富。《论财富》的作者则更进一步，在他看来，富人就是罪犯，他们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通过自由行为塑造了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一方导致了另一方，富人的富裕程度无比精确地表明了他们剥夺穷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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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财富吗？”：财富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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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以如此雄辩的热情展开其论点，以致许多人怀疑其严肃性以及它与当下的关联性。[33] 然而《论财富》中对富人的具体描述似乎适合于某个特定阶层和地区。《论财富》中的富人不是安布罗斯笔下的富人。安布罗斯笔下的富人是典型的地主，乃社会想象中的庞然大物，其形象在罗马历史悠久，体现了对大地产增长、小农被剥夺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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