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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那么财富是邪恶的。”首先看看什么是财富……人类被分成三个阶层：富人、穷人和温饱者……变富就是拥有比必需的更多；变穷就是不足；温饱则是绝不拥有比必需的更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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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是衡量贫富的标准，在《论财富》的作者看来，这一标准必须被更加严格地保持和精确估量。他认为，社会中贫富分布是不可容忍的零和博弈的结果。超过温饱的那些人只能剥夺穷人，少数人的过量自然导致多数人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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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拥有大量财富，超过个人所需，而另一人则不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公平吗？那个人安享其财富，而这个人却要在贫穷中日渐消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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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诺拉的保利努斯那里，富与穷、财主与拉撒路的并置，是特别困扰基督徒富人的一个话题。保利努斯通过强调神秘的交易、神定的共生现象来解决这一问题，即上帝允许穷人聚集在富人周围，以便富人能够通过施舍来拯救自己的灵魂。相反，《论财富》的作者则去掉了富与穷并置的任何神定性意味。富与穷并不只是由上帝的隐秘意志永恒地区分的两个群体；相反，富与穷因果相连。无论富人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制造了穷人。为了富人的福祉，富人赢得了对有限资源的无情争夺。只要有人越过了温饱的神定红线，变得富足，其他人就会陷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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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并非一个古典术语，[30] 它最早源自《箴言书》30：8，希伯来语“lehem huqi”指通过上帝之手将日常所需的面包分发给每个人，它涉及对产生的任何财富抱有满足感和对上帝的感恩。这个术语通常指足够满足温饱的财产中所包含的模糊的慷慨因素。然而，在《论财富》中，温饱成为一个好斗的口号，以不近情理的清晰划定了贫困线，正是富人的存在使穷人掉到这一贫困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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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人将会没有穷人。既然少数人变富使许多人变穷，那么就让任何人不得拥有比实际所需的更多，每个人各取所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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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一观点的尖锐性。论及希腊化时代对于富人的批评，伟大的俄罗斯史学家M.罗斯托夫采夫（他本人就是逃出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流放者）曾经观察到：“对于他们及其一些现代继承者而言，富人不是罪犯，而是傻子。”[32] 绝大多数古代晚期的基督徒作家和布道者（甚至包括安布罗斯）满足于将富人视为傻子：他们愚蠢地滥用上帝赐予他们的好财富。《论财富》的作者则更进一步，在他看来，富人就是罪犯，他们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通过自由行为塑造了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一方导致了另一方，富人的富裕程度无比精确地表明了他们剥夺穷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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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财富吗？”：财富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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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以如此雄辩的热情展开其论点，以致许多人怀疑其严肃性以及它与当下的关联性。[33] 然而《论财富》中对富人的具体描述似乎适合于某个特定阶层和地区。《论财富》中的富人不是安布罗斯笔下的富人。安布罗斯笔下的富人是典型的地主，乃社会想象中的庞然大物，其形象在罗马历史悠久，体现了对大地产增长、小农被剥夺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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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简单提及了那些“渴望无限地产……无限空间”的人的贪婪。[34] 但是真正让作者感到愤怒的还不是大地主，而是法官们——尤其是担任法官的行省总督们。他们是皇帝的飞扬跋扈的仆人；他们对穷人的压迫并不与大地产的增长相关，而是帝国司法制度运作的结果。伯拉纠派作品特别起劲地加以谴责的，正是财富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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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论财富》并非孤立。伯拉纠派的其他作品同样特别关注财富和行政暴力之间的关系。《论基督徒的生活》的作者指出，当时许多人都沦为血腥叛乱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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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公正地执法、剥夺了无数人的人，又被撕裂成碎片，他们的残肢的数量并不比他们杀害的人数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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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鉴于此类语句的激烈程度，约翰·莫里斯认为，他从中感受到了由于罗马政府从不列颠南部撤离，秩序颠倒所引发的民众复仇的遥远回响。但是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罗马（尤其是《小梅兰尼娅传》中提到的罗马城长官遭遇前所未有的私刑）。因此，我们应当重视罗马城贵族的复杂性。在5世纪10年代（如同在4世纪70年代），并非所有贵族都类似于西玛库斯和阿尼齐家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新贵，通过行政服务致富，担任法官。在伯拉纠派作品中，他们受到来自同一阶层的作者们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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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伯拉纠运动存在着分裂。像德米提雅斯和她的母亲朱莉亚娜·阿尼奇亚这样的贵族能够庇护伯拉纠。他高度赞扬他们灵魂中内在的高贵性，这似乎回应了他们对自我的高度评价。但运用伯拉纠的观念解释社会问题的那些人，似乎来自低层贵族，如同我们经常所见到的那样，这是培养标新立异观点的温床。塞勒斯提乌斯——伯拉纠运动中令人头痛的天才——就是“贵族出身”，同时也是行政法专家。他几乎与奥古斯丁的朋友——年轻的阿利比乌斯——有同样的社会经历，是曾经在罗马做律师、谋求升迁的贵族。作为伯拉纠派的主要对手之一，君士坦提乌斯则是一位退休副官：他曾经担任大区长官的行政代表（一类高级官职，如同阿利比乌斯在罗马担任的司法顾问）[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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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层的成员对于自己财富的来源并没有想入非非。他们的财富并非祖产，而是通过行政权力获得的金钱。罗马教会信众团体对于教会的富裕俗人的财富也不抱任何幻想。上帝的民众聚集在大教堂，每个星期日看着富人郑重其事地穿过走廊，将他们的捐赠留在祭坛附近专门的桌台上。执事们将特别隆重地以司铎的感恩祈祷和祝福仪式将这些捐赠献给上帝。[37] 那时，在罗马教会和其他场合，捐赠者的名字将被信众大声宣读。我们从哲罗姆的评述中了解到这一习惯。这位讽刺成性的作家以其一贯作风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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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财富吗？（《箴言书》13：5）许多人压迫他们的农夫、穷人和佃户——更别提皇帝的仆役们（包括官员和士兵）和总督们的暴力了，他们以权谋私……执事可能大声诵读这些捐赠者的名字——“她带来了如此之多”“他答应捐赠这么这么多”。他们尽情享受着民众的颂扬，而他们本应受着良心的折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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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教堂营造类似于赛马场中富人接见“他们的”民众的场景，主教们无意地重塑了传统批判，这一直是富人与其崇拜者之间的交流中的暗流。赠予民众的财富（不管是用于表演还是给教会）总是需要洗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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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关于“巧取豪夺的财富”不能奉献给上帝的祭坛的观念，强化了基督徒对富人的批判。在每座城市，重复出现的奉献仪式以及虔诚修缮（例如保利努斯在贾米拉建造的救济所或者潘马奇乌斯和富丽娅在罗马建造的救济所），为当地民意评判基督徒富人提供了机会。富人总是被批判奉献巧取豪夺的财富。用伯拉纠的《论基督徒的生活》中的话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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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上帝要求的慈善……与其捐献用以保护少数人，还不如不要劫夺许多人的财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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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的作者对财富、权力和公共残暴之间的关系并不抱任何幻想。与圣安布罗斯提及的残忍的大地主相比，他刻画的富人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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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瞅瞅，人体……被铅鞭毒打，被棍棒打得皮开肉绽，被钳子撕裂，被火苗灼烧……而您，富人的帮凶和卖官鬻爵者，满不在乎地躺在高高垫起的厚地毯上……讲述正在受着残酷折磨的人的故事，以供客人们消遣……若是有人对这些故事感到恐惧，您会继续声明，这么做只是为了维护法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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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面对彼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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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伯拉纠派作品中，基督的悄悄出现将富人主宰的社会恐怖映衬得格外清晰。既不是穷人也不是修士，而是基督本人在活生生地指责富人。伯拉纠确实强调运用意志时榜样的力量；伯拉纠派作品关注基督谦卑的神奇力量。[41] 这里反映了哲罗姆之后一代人的感悟。基督的绝对贫困的苦修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哲罗姆，他将基督的绝对贫困和修士的贫困牢固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伯拉纠派批判富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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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了。对于诺拉的保利努斯这一代人而言，上帝从天上降临人世，体现了特别的谦卑。对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而言，这种降临体现于服饰的剧变。但这并非一场摧毁社会人格的彻底清算。而伯拉纠派笔下的基督（如同哲罗姆笔下的基督）下降得更加彻底。他就在罗马流浪，哲罗姆认为他确实出没于那些聚集在大理石宅邸的台阶上的穷人中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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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罗姆相比，《论财富》的作者不大为怜悯穷人的行为感动。对他而言，最突出的是贫穷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强烈反差。通过彻底的、悄悄的消耗，基督就像富人的对立面，直面富人，一如他曾经面对彼拉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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