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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要讨论三个群体：富人和两种范畴的“穷人”——我们务必牢记，尽管在现代的用法中，这两种所谓的“穷人”往往被混淆，但我们不应当将两者混为一谈。让我们先来看看现代人所谓的穷人，也就是贫困者。奥古斯丁的布道经常谈到给予穷人的施舍。理查德·丰的大作《晚期罗马帝国的施舍》已经非常有水平地研究过了奥古斯丁关于这个问题的布道词。[10] 奥古斯丁严肃地将这个问题当成主教的一项日常任务。但在他的思想中，照顾穷人很少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在写信给阿尔碧娜解释皮尼亚努斯在411年遇到的事件时，他宣称在希波“需要教会供养的穷人并不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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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穷人的慈善而言，奥古斯丁身处的这个社会并非特别没心没肺。他承认，犹太人和多神教徒也向乞丐施舍，像许多基督徒那样同情弱者和贫困潦倒的人。[12] 在他所生活的地方，贫困问题也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在整个4世纪，希波和迦太基这样的城市并未遭受最严重的饥荒、失业和传染病。只有在希波以南的山区，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残酷的贫困。所谓的“亚伯派”，即“义人亚伯之子孙”，占据了一个村子。他们可以像“震颤派”（the Shakers）那样在抵制婚姻的同时保障自身的延续，靠的就是收养附近农民的儿童。贫困的家庭非常愿意送出子女，这样就可以减少一张嘴了。在5世纪20年代，希波城外的贫苦农民家庭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奴隶贩子，目的只是挣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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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在城市里，并没有如此可怕的事情。在迦太基和希波，贫困者的数量和需求是季节性的。在冬天寒冷的几个月里，码头和建筑工地都没有工作机会了。街上到处都是失业人员。410年冬天，奥古斯丁写信给希波的信众，敦促他们不能因为罗马城陷落的警讯（这个消息迅速地造成了囤积居奇的现象）而变得更加吝啬，要继续完成当年向穷人收集和分配衣物的任务。在迦太基，春末是最难熬的时候。在下一季的收获之前，供应减少了，食物价格飞涨。在迦太基布道的时候，奥古斯丁敦促那些富有爱心的基督徒，要求他们更加热情地行动起来，在淡季施舍更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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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古斯丁这样在宣讲中谈论“穷人”时，他的听众们应当知道他所指的“穷人”是哪一类人。教会的穷人与完全依靠施舍而生活的穷人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下层阶级，在这些穷人之上的，是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口。他们可不是一个单调的群体，他们包括许多层次，从富裕的工匠、店主到按日计酬的工人。安娜·利奥尼最近主持的考古普查说明，与罗马城的情况一样，迦太基的人民也受益于富裕的居民和经常举行的大型比赛。赛会的组织导致了小社团的增殖，每一个小社团都有自己的活动室和半专属的浴场。在城市的公共生活里，行会的成员发挥着重要作用。[15] 在节日里，他们还会组织队伍参加游行。依靠承办富人的酒席，银匠的市场闻名遐迩。[16] 沿着社会层次往下，码头的工作、织物的准备和染色、鱼的出口加工（在迦太基和非洲其他城市）在那些产业化的地段里养活了很多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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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自称“穷人”，就像普通的美国人都喜欢自称“中产阶级”一样。对他们来说，“穷人”这个词和“贫穷”的形象（比如乞丐及需要食物、衣服和住处的无家可归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还不如说，它代表的只是一种对比，与那些不穷的人相比，他们就显得穷了。“穷人”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它假定了富人的存在，那就是穷人的对立面。和其他地方一样，在罗马非洲的城市里，穷人在富人面前的态度是激烈和畏惧的混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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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牢记真正的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奥古斯丁在希波和迦太基的布道对象是这些“穷人”。如果我们分不清，我们对晚期罗马城市的印象就会变得非常两极化。正如我们所见，对于这一时期的城市生活，将所有的“穷人”都当成穷人的倾向容易导致畸形的认识。[19] 实际上，城市里那些自居为“穷人”的人是生机勃勃的，他们绝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等级；他们经常组织行会，那些行会的头头们又形成了一个团体；他们是真正的“普通人”，也就是城里那些富有的平民。正如我们所见，在非洲内外，基督教会在经济上主要依靠这个团体的支持，教会也是从这个团体中补充其神职人员。结果，北非的大部分神职人员仍然非常接近“穷人”的社会世界。正是这些“穷人”在每座城市的“人民”中构成了主体，他们怀有共同的恐惧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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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就有点儿不一样了。正如克劳狄娅·拉普所说，有一道“玻璃天花板”将出身卑微的神职人员与主教的阶级分隔开来。主教们大多出身于市议员阶层，奥古斯丁就是一例。[20] 但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小城市，到处都有蓬勃发展的乡村主教区。和其他行省中的情形不一样，在非洲，玻璃天花板并不会完全阻挡那些地位更低的人，他们也有可能跻身于主教之列。在非洲，神职人员的身份依然向那些自强不息的穷人提供了一条“唯才是举”的通道。福萨拉的安东尼努斯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证明了这种流动性。他的母亲和继父都很穷。他们刚来希波的时候，名字被登记在教会穷人救济名单上。实际上，安东尼努斯自己之所以进了修道院，就是为了解决食宿，这就像希波附近山区的农民将自己的儿女送给怪僻的“亚伯派”团体，甚至将小孩卖给奴隶贩子一样。但是，安东尼努斯在福萨拉的活动证明，卑贱的出身并不会阻碍他成为一位强有力的主教，也不会阻碍他接触那些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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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上，基督教神职人员内部的社会差异，要小于非洲城市里富人与“人民”之间的更重要的世俗差异。在像希波和迦太基这么大的城市里，“人民”可以变得很危险。412年前后，有一名宫廷命官躲在奥古斯丁的教堂里寻求庇护。结果希波的“人民”将他拽了出来，还对他动了私刑。商人和工匠都卷入了这一事件。[21] 在419年的迦太基，非洲军事长官在一场暴乱中被杀。罪魁祸首躲在城里的大教堂里避难。最终，他们被皇帝赦免了，因为非洲的主教们派出了一个请愿团，经过大约1800英里的跋涉，先从迦太基赶到拉文纳，再赶到比利牛斯山麓，然后回来，向皇帝乞求怜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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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的意见也会得到尊重。在任命某些税收的征税官时，要经过“人民”的批准。即将离任的非洲总督们（如我们所见，他们通常出身于罗马最显赫的贵族）知道，他们的任期要由“人民”来评判。“人民”的欢呼或嘘声会被认真地记录下来，广而告之。[23] 还有，这时候基督徒们开始作为一个压力集团直接干预城市的政治生活。401年6月，迦太基的基督教信众们针对市议会中一个高级职务的任命提出了抗议：那个获得任命的人是一个开钱庄的多神教徒，他是为了谋求这个职位才匆忙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基督徒“人民”高喊，他们不能接受多神教徒的领导。[24] 总之，大城市里的“穷人”绝不是一群无依无靠的可怜人。在罗马的传统意义上，他们仍然是“人民”——也就是有权高声呼喊，甚至可以发起暴乱的公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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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教堂里面对的就是这些“人民”。他不可能面对他们全体，也很难知道当时布道者的听众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成分。除了重要的节日，很多劳动群众可能从来没有进教堂的时间。乞丐们大概会站在教堂门外，在那里最容易要到钱。虔诚的基督徒会在教堂门口或者在教堂外面的庭院里布施。结果，奥古斯丁的布道主要是针对富人（他们才有严肃对待宗教的闲暇）和“人民”中的上等阶层的——包括工匠、行会成员、小地主和地位较低的市议员。在晚期罗马的城市里，正是这些人对社会结构中内在的压力和紧张最为敏感。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信众团体中，富人引人注目地站在一边。在公众眼里，他们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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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一看见他们，就会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既羡慕又妒忌，既想迎头赶上，又因感到难以望其项背而自怨自艾。在对富人的赞美声中，他们说：“只有他们才重要；只有他们才‘懂得生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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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的话，正是这种富人的存在让普通市民感受到了贫穷。哪怕不是乞丐，富人四周的权力与地位的高墙也足以让人矮一头了。大多数时候，奥古斯丁的布道对象是“人民”当中相对有钱的那些人，但他们仍然拿自己和富人对比，总是觉得自己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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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非常有罗马特色的社会划分：权力及其带来的安全，要比单纯的收入更重要。哪怕是“人民”当中最有钱的那些人，他们也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安全。他们不是穷人，但他们始终都处于对穷困潦倒的恐惧之中。不是贫穷而是破落支配着他们的社会想象。就像18世纪的里昂人那样，希波和迦太基的“穷人”是“可以落魄的”。[26] 他们觉得自己挣扎在斜坡上，时刻都有跌入社会底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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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18世纪的法国，在4世纪的北非，“人民”可以非常有针对性地将自己的不幸直接归罪于富人，并且可以直接面对他们的压迫者。对穷人的压迫是一件摆在明面上的事情。的确，这是“当着面”进行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描述过罗马城里的富人。他写道，哪怕是非常有钱的门客过来了，那些大牌的元老也不肯按照传统的习惯受他们一吻。元老们会转过头去，“就像一头即将发飙的粗暴公牛”。作为代替，他们让门客们来拜自己的双膝，把门客当成来求情的人，一点儿也不讲待客之道。[27] 在罗马城的宅邸里怎么做，在非洲的城市里也公开地这么做。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高抬阔步地走过广场，衣着鲜亮的随从前呼后拥。这时候你最好还是赶快俯下身子，对他们深深地鞠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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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确实是大人物。在每座城市里，他们的存在都能被感受到。经过4世纪的发展，显赫的市议员和帝国特权的拥有者们形成了一种寡头制，他们逐渐掌控对当地的管理。而遭受损失的，是市议会中那些更穷、特权更少的成员。显赫的市议员和帝国特权的拥有者们靠的就是控制赋税的分配。是他们在决定：赋税的压力会不会非常残酷，他们自己要有多大的好处，别人又要不要受到惩罚。这是最赤裸裸的强权。这种权力来自帝国制度，非常可怕，非常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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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权力不容挑战。帝国的税收体系像皇帝本人一样不可侵犯——谁也不敢横加非议。在米兰，安布罗斯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希波和迦太基，奥古斯丁同样保持审慎的态度。他对富人的看法是一种故意的含蓄。我们只能推测他们是如何获得权力与财富的。一直等到5世纪40年代初蛮族的入侵将帝国的危机推向高潮之时，基督教作家马赛的萨尔维安才出现。他描述并谴责了实际的税收体制，因为市议会的核心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暴君”。[29] 这番观点是在《论上帝的统治》中表达出来的，但这本激进的书流传范围相当有限。我们有点儿怀疑，他究竟有没有在布道时这么说出来，因为他毕竟还得面对面地和自己教会里的富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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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只是提到了帝国制度的副作用。他劝告听众不要心存幻想。普通人的生活总是取决于两种相互联系的权力——“庇护”和“权力”。“权力”是富人依靠控制公职而获得的压迫性力量，可以伤害他人。在布道词中，奥古斯丁经常说起这两种力量。正因如此，最深入地研究晚期罗马西方的庇护制度运作的专著（作者是延斯-乌维·克劳泽）就非常依赖奥古斯丁的布道词。[30] 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发财还是完蛋，庇护制足以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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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你们都知道人们是怎么吹嘘自己的恩主的。受到威胁的时候，大人物的门客们就会说：“靠着我的恩主某某人，你可奈何不了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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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就是“穷人”，奥古斯丁很了解他们。他们可不是乞丐。他们的一生有起有落，既有可能穷困潦倒，也有可能起劲儿地害得别人走向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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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可能曾经尝过穷困潦倒的滋味。你们家只有一点点财产赖以为生。不料，某个坏人使出了奸计，夺走了你们的财产。你们为这个世道自怨自艾……昨天，这个人丧失了家财，哀怨凄离；今天，他投靠了某个庇护人，又在抢夺别家的财产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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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晚期罗马的情形，谁也不敢说从来不会遇到有权有势的人。比如，有人很自傲地说，他不会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绝不会见利忘义。只有大人物才会说：“我是穷人，作为群众的一员，只是一介布衣而已。难道我还能奢望自己当上总督吗？”然而，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一旦时机来了，虽然此人没能力犯下什么滔天大罪，但只要有权有势的人出现了，逼迫他在官司中说谎，他还是会被迫做出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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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有权有势的。他会来控告你，让你丢掉自家的田地。现在他大权在握……确实，你会说：“他只要说我几句坏话，我的田产就会被抄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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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奥古斯丁布道词当中的“穷人”并不一定是乞丐。他可能是很典型的罗马“平民”，他也有可能是一名地位较低的市议员，或者是一个小地主。折磨人的各种新老权力都在威胁他们。这些人只要小心低调，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他们很难抵挡自上而下地落到他们头上的压力，不管压力是来自大地主，还是来自帝国官吏。在这种意义上，平民百姓和下层市议员（奥古斯丁的家族就是）同病相怜。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面前，他们都软弱可欺，如同站在刀口上。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面对着贫穷的人。正是针对这群人的恐惧和怨恨，奥古斯丁说的话才是入情入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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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骄傲”：奥古斯丁论富人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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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布道对象不是只有“穷人”，富人们也会出现在教堂里。在他们中间，有领导地方的市议员、当地的大地主、帝国官僚制度在当地的代表及其手下、有权有势的元老，偶尔还有前呼后拥的军官。他们衣冠楚楚，鹤立鸡群。[34] 他们会站在信众的前面，靠近后殿里的主教和神职人员。411年，当群众起哄，企图让皮尼亚努斯接受圣职的时候，就是这些“更有地位、更受尊敬的人物”走进后殿与奥古斯丁斡旋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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