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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上，基督教神职人员内部的社会差异，要小于非洲城市里富人与“人民”之间的更重要的世俗差异。在像希波和迦太基这么大的城市里，“人民”可以变得很危险。412年前后，有一名宫廷命官躲在奥古斯丁的教堂里寻求庇护。结果希波的“人民”将他拽了出来，还对他动了私刑。商人和工匠都卷入了这一事件。[21] 在419年的迦太基，非洲军事长官在一场暴乱中被杀。罪魁祸首躲在城里的大教堂里避难。最终，他们被皇帝赦免了，因为非洲的主教们派出了一个请愿团，经过大约1800英里的跋涉，先从迦太基赶到拉文纳，再赶到比利牛斯山麓，然后回来，向皇帝乞求怜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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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的意见也会得到尊重。在任命某些税收的征税官时，要经过“人民”的批准。即将离任的非洲总督们（如我们所见，他们通常出身于罗马最显赫的贵族）知道，他们的任期要由“人民”来评判。“人民”的欢呼或嘘声会被认真地记录下来，广而告之。[23] 还有，这时候基督徒们开始作为一个压力集团直接干预城市的政治生活。401年6月，迦太基的基督教信众们针对市议会中一个高级职务的任命提出了抗议：那个获得任命的人是一个开钱庄的多神教徒，他是为了谋求这个职位才匆忙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基督徒“人民”高喊，他们不能接受多神教徒的领导。[24] 总之，大城市里的“穷人”绝不是一群无依无靠的可怜人。在罗马的传统意义上，他们仍然是“人民”——也就是有权高声呼喊，甚至可以发起暴乱的公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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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教堂里面对的就是这些“人民”。他不可能面对他们全体，也很难知道当时布道者的听众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成分。除了重要的节日，很多劳动群众可能从来没有进教堂的时间。乞丐们大概会站在教堂门外，在那里最容易要到钱。虔诚的基督徒会在教堂门口或者在教堂外面的庭院里布施。结果，奥古斯丁的布道主要是针对富人（他们才有严肃对待宗教的闲暇）和“人民”中的上等阶层的——包括工匠、行会成员、小地主和地位较低的市议员。在晚期罗马的城市里，正是这些人对社会结构中内在的压力和紧张最为敏感。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信众团体中，富人引人注目地站在一边。在公众眼里，他们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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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一看见他们，就会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既羡慕又妒忌，既想迎头赶上，又因感到难以望其项背而自怨自艾。在对富人的赞美声中，他们说：“只有他们才重要；只有他们才‘懂得生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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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的话，正是这种富人的存在让普通市民感受到了贫穷。哪怕不是乞丐，富人四周的权力与地位的高墙也足以让人矮一头了。大多数时候，奥古斯丁的布道对象是“人民”当中相对有钱的那些人，但他们仍然拿自己和富人对比，总是觉得自己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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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种非常有罗马特色的社会划分：权力及其带来的安全，要比单纯的收入更重要。哪怕是“人民”当中最有钱的那些人，他们也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安全。他们不是穷人，但他们始终都处于对穷困潦倒的恐惧之中。不是贫穷而是破落支配着他们的社会想象。就像18世纪的里昂人那样，希波和迦太基的“穷人”是“可以落魄的”。[26] 他们觉得自己挣扎在斜坡上，时刻都有跌入社会底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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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18世纪的法国，在4世纪的北非，“人民”可以非常有针对性地将自己的不幸直接归罪于富人，并且可以直接面对他们的压迫者。对穷人的压迫是一件摆在明面上的事情。的确，这是“当着面”进行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描述过罗马城里的富人。他写道，哪怕是非常有钱的门客过来了，那些大牌的元老也不肯按照传统的习惯受他们一吻。元老们会转过头去，“就像一头即将发飙的粗暴公牛”。作为代替，他们让门客们来拜自己的双膝，把门客当成来求情的人，一点儿也不讲待客之道。[27] 在罗马城的宅邸里怎么做，在非洲的城市里也公开地这么做。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高抬阔步地走过广场，衣着鲜亮的随从前呼后拥。这时候你最好还是赶快俯下身子，对他们深深地鞠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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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确实是大人物。在每座城市里，他们的存在都能被感受到。经过4世纪的发展，显赫的市议员和帝国特权的拥有者们形成了一种寡头制，他们逐渐掌控对当地的管理。而遭受损失的，是市议会中那些更穷、特权更少的成员。显赫的市议员和帝国特权的拥有者们靠的就是控制赋税的分配。是他们在决定：赋税的压力会不会非常残酷，他们自己要有多大的好处，别人又要不要受到惩罚。这是最赤裸裸的强权。这种权力来自帝国制度，非常可怕，非常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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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权力不容挑战。帝国的税收体系像皇帝本人一样不可侵犯——谁也不敢横加非议。在米兰，安布罗斯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希波和迦太基，奥古斯丁同样保持审慎的态度。他对富人的看法是一种故意的含蓄。我们只能推测他们是如何获得权力与财富的。一直等到5世纪40年代初蛮族的入侵将帝国的危机推向高潮之时，基督教作家马赛的萨尔维安才出现。他描述并谴责了实际的税收体制，因为市议会的核心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暴君”。[29] 这番观点是在《论上帝的统治》中表达出来的，但这本激进的书流传范围相当有限。我们有点儿怀疑，他究竟有没有在布道时这么说出来，因为他毕竟还得面对面地和自己教会里的富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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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只是提到了帝国制度的副作用。他劝告听众不要心存幻想。普通人的生活总是取决于两种相互联系的权力——“庇护”和“权力”。“权力”是富人依靠控制公职而获得的压迫性力量，可以伤害他人。在布道词中，奥古斯丁经常说起这两种力量。正因如此，最深入地研究晚期罗马西方的庇护制度运作的专著（作者是延斯-乌维·克劳泽）就非常依赖奥古斯丁的布道词。[30] 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发财还是完蛋，庇护制足以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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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你们都知道人们是怎么吹嘘自己的恩主的。受到威胁的时候，大人物的门客们就会说：“靠着我的恩主某某人，你可奈何不了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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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就是“穷人”，奥古斯丁很了解他们。他们可不是乞丐。他们的一生有起有落，既有可能穷困潦倒，也有可能起劲儿地害得别人走向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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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可能曾经尝过穷困潦倒的滋味。你们家只有一点点财产赖以为生。不料，某个坏人使出了奸计，夺走了你们的财产。你们为这个世道自怨自艾……昨天，这个人丧失了家财，哀怨凄离；今天，他投靠了某个庇护人，又在抢夺别家的财产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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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晚期罗马的情形，谁也不敢说从来不会遇到有权有势的人。比如，有人很自傲地说，他不会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绝不会见利忘义。只有大人物才会说：“我是穷人，作为群众的一员，只是一介布衣而已。难道我还能奢望自己当上总督吗？”然而，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一旦时机来了，虽然此人没能力犯下什么滔天大罪，但只要有权有势的人出现了，逼迫他在官司中说谎，他还是会被迫做出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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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有权有势的。他会来控告你，让你丢掉自家的田地。现在他大权在握……确实，你会说：“他只要说我几句坏话，我的田产就会被抄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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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奥古斯丁布道词当中的“穷人”并不一定是乞丐。他可能是很典型的罗马“平民”，他也有可能是一名地位较低的市议员，或者是一个小地主。折磨人的各种新老权力都在威胁他们。这些人只要小心低调，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他们很难抵挡自上而下地落到他们头上的压力，不管压力是来自大地主，还是来自帝国官吏。在这种意义上，平民百姓和下层市议员（奥古斯丁的家族就是）同病相怜。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面前，他们都软弱可欺，如同站在刀口上。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面对着贫穷的人。正是针对这群人的恐惧和怨恨，奥古斯丁说的话才是入情入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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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骄傲”：奥古斯丁论富人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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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布道对象不是只有“穷人”，富人们也会出现在教堂里。在他们中间，有领导地方的市议员、当地的大地主、帝国官僚制度在当地的代表及其手下、有权有势的元老，偶尔还有前呼后拥的军官。他们衣冠楚楚，鹤立鸡群。[34] 他们会站在信众的前面，靠近后殿里的主教和神职人员。411年，当群众起哄，企图让皮尼亚努斯接受圣职的时候，就是这些“更有地位、更受尊敬的人物”走进后殿与奥古斯丁斡旋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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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非常重视富人的感受。在400年前后，为了让大人物的太太们可以从一扇女士专用的门直接走进来，迦太基主教奥勒留改造了各大教堂的通道。这样一来，她们再也不必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可以直接走到女士专属的区域，免得她们还要听到“那些下流、躁动的奴隶的窃窃私语”[36] 。富人经常只是亮个相就走了。有一个礼拜天，当地的地主罗慕路斯进了希波的教堂，但在礼拜结束之后马上就走了。奥古斯丁很不高兴。罗慕路斯家田庄上的农民反映，他收的租子翻了一番，但他并没有留下来和奥古斯丁谈一谈此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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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待这个团体的方式生动地告诉我们，作为牧灵者与社会思想家，他最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对他来说，大公教信众保持团结的理想是无比重要的。他如此重视团结，是非常有理由的。非洲两派教会之间的竞争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在自己城里选择主教的机会。假若一位主教不讨好他们，他们就可以走去另一家。每个教会的成员都始终拥有改换门庭的机会，因此必须说服他们始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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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在奥古斯丁自己的想法与世界观之中，对团结的关切早就根深蒂固了。我们在5世纪头二十年的布道词里所遇见的这个人，和我们在4世纪90年代初见到的那个人就是同一个人。早在二十年前，他就为自己的修道院拟定了规章。他一直都是一位积极的布道者，一直在强调团结与和谐。但是，现在他对团结的关切变得更广泛了。奥古斯丁建立了一所修道院，还在395年为它撰写了《规程》和《院规》。这所修道院是一个紧凑小巧的团体，成员可能不超过20人。现在，身为主教，奥古斯丁就要面对整个社会了。正如我们所见，他并不能一以贯之地处理得很好，但他还是非常努力，想把自己最深刻的信念传达给听众：在天国里，永生的灵魂将会在“上帝之城”里团结起来，而修道院这个紧凑的小天地要在尘世里先行先试。天国距离我们还很远很远，但是，当全体信众（人数数以百计）与主教一起咏唱《诗篇》的时候，人们就能享受到片刻的欢愉，感受到未来那充满荣耀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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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倾听，兄弟们，让我们倾听并咏唱。让我们共同向往那座城，我们都是它的公民……靠着向往，我们已经身处城中；我们的希望就像一支锚，我们已经把它扎在了远方的海岸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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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头二十年，在奥古斯丁不断地“与群众对话”的过程中，团结的“上帝之城”这个宏大的主题酝酿成形了。只不过，在后来写成的《上帝之城》中，这个主题才得到了清楚的表述，该书成为流芳百世的经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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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团结的强调也是有代价的。奥古斯丁很关心团结问题，所以他在涉及富人的时候相当含蓄。那些更直率、更靠拢群众的布道者就不会这样。奥古斯丁和安布罗斯不一样，他从来不会在教堂里信口开河，把富人当成《圣经》里的亚哈王来批评。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了压迫、恐惧和腐败，但他从来没有将其拼接成一整幅旗帜鲜明的画面，用来批判富人。然而，在4世纪80年代的米兰，安布罗斯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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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晚期罗马的城市里，奥古斯丁直接面对着包括富人和掌权者在内的听众，因此他尽量注意，不让自己显得太突出。在这种态度中，谨慎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一旦感到被疏远了，富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投向对面的多纳徒派教会。无论如何，奥古斯丁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人民”的自由。在迦太基，“人民”人多势众，说话很有份量。在那儿，他经常被同事奥勒留请出来给满腔热血的基督徒群众泼冷水，免得他们忘乎所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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