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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权力不容挑战。帝国的税收体系像皇帝本人一样不可侵犯——谁也不敢横加非议。在米兰，安布罗斯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希波和迦太基，奥古斯丁同样保持审慎的态度。他对富人的看法是一种故意的含蓄。我们只能推测他们是如何获得权力与财富的。一直等到5世纪40年代初蛮族的入侵将帝国的危机推向高潮之时，基督教作家马赛的萨尔维安才出现。他描述并谴责了实际的税收体制，因为市议会的核心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暴君”。[29] 这番观点是在《论上帝的统治》中表达出来的，但这本激进的书流传范围相当有限。我们有点儿怀疑，他究竟有没有在布道时这么说出来，因为他毕竟还得面对面地和自己教会里的富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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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只是提到了帝国制度的副作用。他劝告听众不要心存幻想。普通人的生活总是取决于两种相互联系的权力——“庇护”和“权力”。“权力”是富人依靠控制公职而获得的压迫性力量，可以伤害他人。在布道词中，奥古斯丁经常说起这两种力量。正因如此，最深入地研究晚期罗马西方的庇护制度运作的专著（作者是延斯-乌维·克劳泽）就非常依赖奥古斯丁的布道词。[30] 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发财还是完蛋，庇护制足以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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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你们都知道人们是怎么吹嘘自己的恩主的。受到威胁的时候，大人物的门客们就会说：“靠着我的恩主某某人，你可奈何不了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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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就是“穷人”，奥古斯丁很了解他们。他们可不是乞丐。他们的一生有起有落，既有可能穷困潦倒，也有可能起劲儿地害得别人走向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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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可能曾经尝过穷困潦倒的滋味。你们家只有一点点财产赖以为生。不料，某个坏人使出了奸计，夺走了你们的财产。你们为这个世道自怨自艾……昨天，这个人丧失了家财，哀怨凄离；今天，他投靠了某个庇护人，又在抢夺别家的财产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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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晚期罗马的情形，谁也不敢说从来不会遇到有权有势的人。比如，有人很自傲地说，他不会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绝不会见利忘义。只有大人物才会说：“我是穷人，作为群众的一员，只是一介布衣而已。难道我还能奢望自己当上总督吗？”然而，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一旦时机来了，虽然此人没能力犯下什么滔天大罪，但只要有权有势的人出现了，逼迫他在官司中说谎，他还是会被迫做出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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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有权有势的。他会来控告你，让你丢掉自家的田地。现在他大权在握……确实，你会说：“他只要说我几句坏话，我的田产就会被抄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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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奥古斯丁布道词当中的“穷人”并不一定是乞丐。他可能是很典型的罗马“平民”，他也有可能是一名地位较低的市议员，或者是一个小地主。折磨人的各种新老权力都在威胁他们。这些人只要小心低调，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他们很难抵挡自上而下地落到他们头上的压力，不管压力是来自大地主，还是来自帝国官吏。在这种意义上，平民百姓和下层市议员（奥古斯丁的家族就是）同病相怜。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面前，他们都软弱可欺，如同站在刀口上。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面对着贫穷的人。正是针对这群人的恐惧和怨恨，奥古斯丁说的话才是入情入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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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骄傲”：奥古斯丁论富人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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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布道对象不是只有“穷人”，富人们也会出现在教堂里。在他们中间，有领导地方的市议员、当地的大地主、帝国官僚制度在当地的代表及其手下、有权有势的元老，偶尔还有前呼后拥的军官。他们衣冠楚楚，鹤立鸡群。[34] 他们会站在信众的前面，靠近后殿里的主教和神职人员。411年，当群众起哄，企图让皮尼亚努斯接受圣职的时候，就是这些“更有地位、更受尊敬的人物”走进后殿与奥古斯丁斡旋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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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非常重视富人的感受。在400年前后，为了让大人物的太太们可以从一扇女士专用的门直接走进来，迦太基主教奥勒留改造了各大教堂的通道。这样一来，她们再也不必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可以直接走到女士专属的区域，免得她们还要听到“那些下流、躁动的奴隶的窃窃私语”[36] 。富人经常只是亮个相就走了。有一个礼拜天，当地的地主罗慕路斯进了希波的教堂，但在礼拜结束之后马上就走了。奥古斯丁很不高兴。罗慕路斯家田庄上的农民反映，他收的租子翻了一番，但他并没有留下来和奥古斯丁谈一谈此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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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待这个团体的方式生动地告诉我们，作为牧灵者与社会思想家，他最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对他来说，大公教信众保持团结的理想是无比重要的。他如此重视团结，是非常有理由的。非洲两派教会之间的竞争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在自己城里选择主教的机会。假若一位主教不讨好他们，他们就可以走去另一家。每个教会的成员都始终拥有改换门庭的机会，因此必须说服他们始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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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在奥古斯丁自己的想法与世界观之中，对团结的关切早就根深蒂固了。我们在5世纪头二十年的布道词里所遇见的这个人，和我们在4世纪90年代初见到的那个人就是同一个人。早在二十年前，他就为自己的修道院拟定了规章。他一直都是一位积极的布道者，一直在强调团结与和谐。但是，现在他对团结的关切变得更广泛了。奥古斯丁建立了一所修道院，还在395年为它撰写了《规程》和《院规》。这所修道院是一个紧凑小巧的团体，成员可能不超过20人。现在，身为主教，奥古斯丁就要面对整个社会了。正如我们所见，他并不能一以贯之地处理得很好，但他还是非常努力，想把自己最深刻的信念传达给听众：在天国里，永生的灵魂将会在“上帝之城”里团结起来，而修道院这个紧凑的小天地要在尘世里先行先试。天国距离我们还很远很远，但是，当全体信众（人数数以百计）与主教一起咏唱《诗篇》的时候，人们就能享受到片刻的欢愉，感受到未来那充满荣耀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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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倾听，兄弟们，让我们倾听并咏唱。让我们共同向往那座城，我们都是它的公民……靠着向往，我们已经身处城中；我们的希望就像一支锚，我们已经把它扎在了远方的海岸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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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头二十年，在奥古斯丁不断地“与群众对话”的过程中，团结的“上帝之城”这个宏大的主题酝酿成形了。只不过，在后来写成的《上帝之城》中，这个主题才得到了清楚的表述，该书成为流芳百世的经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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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团结的强调也是有代价的。奥古斯丁很关心团结问题，所以他在涉及富人的时候相当含蓄。那些更直率、更靠拢群众的布道者就不会这样。奥古斯丁和安布罗斯不一样，他从来不会在教堂里信口开河，把富人当成《圣经》里的亚哈王来批评。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了压迫、恐惧和腐败，但他从来没有将其拼接成一整幅旗帜鲜明的画面，用来批判富人。然而，在4世纪80年代的米兰，安布罗斯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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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晚期罗马的城市里，奥古斯丁直接面对着包括富人和掌权者在内的听众，因此他尽量注意，不让自己显得太突出。在这种态度中，谨慎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一旦感到被疏远了，富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投向对面的多纳徒派教会。无论如何，奥古斯丁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人民”的自由。在迦太基，“人民”人多势众，说话很有份量。在那儿，他经常被同事奥勒留请出来给满腔热血的基督徒群众泼冷水，免得他们忘乎所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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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富人，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当然清楚，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具有自身的深重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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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许多罪是专属于富人的。他们越是操劳奔波，越是忙于持家理财，拥有越多的田地，他们身上的罪孽就越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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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问题也是有补救的办法的。在411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当时伯拉纠的观点已经在迦太基和希波流传了），奥古斯丁提出了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在回应伯拉纠派在《论财富》中提出的口号：“摒弃财富吧！你不会发现贫穷。”[42] 奥古斯丁的说法与之针锋相对，他强调的不是财富，而是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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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骄傲吧！财富可以无害。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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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的宣讲中，骄傲，而不是财富，才是基督徒的终极敌人。按照真正的划分标准，世界并不应该分为富人与穷人，而是应当分为骄傲的人与依靠上帝的恩赐在上帝和同伴面前保持谦卑的人。[44] 在实践当中，这就代表着一种社会观念：财富所造成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富人能够放弃作为财富之副产品的毒害（傲慢、暴力和滥用权力），使危害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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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方面，奥古斯丁传达的信息都是令人安心的传统观点。他将传统意义上的“善”富人与“恶”富人清楚地划分开来。他也重申了罗马人强调的“有序和谐”的倾向，将其作为社会和平的准则。这个概念是指在每座城市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要保持平衡。在古代世界里，大家都认为，富人有权领导城市，只要他们怀着善心对待底层的人，并且通过赞助赛会与建筑而显示“城邦之爱”就够了。对于这个由来已久的原则，奥古斯丁只不过补充了一下：为了显示善良的本性，富人应当摒弃骄傲，他们的慷慨应当表现为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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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时候，奥古斯丁对弃绝骄傲（而不是弃绝财富）的强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一转变。在阿拉里克于410年攻陷罗马城之前的年代里，一种非常经济化的财富观正在激进的基督徒中流传。这种观点导致了对财富本身的恐惧。在伯拉纠派的激进著作中，这种观点表达得非常引人注目。总之，关于财富的传统共识正在变调，变得更加激烈、更有对抗性。所有富人都面临着成为“恶”富人的威胁。奥古斯丁针对的就是这种思潮。在教会中，他再次为“善”富人找到了位置。他的办法是赋予善富人一种新的作用。他们要在等级严明的社会中充当柱石，为上帝更大的荣耀发挥作用。富人可以清清白白地保持财富与权力的优势，但其存在必须符合一个前提：在运用它们的时候，不能怀着破坏性的傲慢。一旦顽固的骄傲立场被摒弃了，财富和权力就可以用来促进基督教社会的和谐，没有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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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要改变善富人的定义，首先将他们看成掌握权力的人。善富人不仅是懂得奉献的人，也是懂得如何掌权的人。对于奥古斯丁，权力就意味着秩序。在他的思想世界中，秩序在社会的每个层次上都是靠铁腕的统治来维持的。家长们统治子女和依附者；城市的领导者统治本城的人民；帝国的官员与将军统治臣民与士兵；高居巅峰之上的是基督教皇帝，他奉上帝之命统治着社会，要是没有皇帝，社会就有可能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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