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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时候，奥古斯丁对弃绝骄傲（而不是弃绝财富）的强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一转变。在阿拉里克于410年攻陷罗马城之前的年代里，一种非常经济化的财富观正在激进的基督徒中流传。这种观点导致了对财富本身的恐惧。在伯拉纠派的激进著作中，这种观点表达得非常引人注目。总之，关于财富的传统共识正在变调，变得更加激烈、更有对抗性。所有富人都面临着成为“恶”富人的威胁。奥古斯丁针对的就是这种思潮。在教会中，他再次为“善”富人找到了位置。他的办法是赋予善富人一种新的作用。他们要在等级严明的社会中充当柱石，为上帝更大的荣耀发挥作用。富人可以清清白白地保持财富与权力的优势，但其存在必须符合一个前提：在运用它们的时候，不能怀着破坏性的傲慢。一旦顽固的骄傲立场被摒弃了，财富和权力就可以用来促进基督教社会的和谐，没有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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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要改变善富人的定义，首先将他们看成掌握权力的人。善富人不仅是懂得奉献的人，也是懂得如何掌权的人。对于奥古斯丁，权力就意味着秩序。在他的思想世界中，秩序在社会的每个层次上都是靠铁腕的统治来维持的。家长们统治子女和依附者；城市的领导者统治本城的人民；帝国的官员与将军统治臣民与士兵；高居巅峰之上的是基督教皇帝，他奉上帝之命统治着社会，要是没有皇帝，社会就有可能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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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等级化的社会观，善富人也应当成为善的统治者。这一转变对未来的影响很深远。从查理曼开始，那些研读过奥古斯丁作品的教士都会认识到，这一神学纲领属于一个尽管差距悬殊但相当内聚的社会，这个社会和读者自己身处的封建世界不无相似之处。真正重要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哪怕再大的权力，也被要求在上帝之前放下身段，也要经常谦卑地听取弱者的心声，并且保护他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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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思想的旋风，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奥古斯丁的表达也是很清晰的，因此，描绘奥古斯丁的言论并不困难。但对历史学家来说，相对更有难度的是如何重返现场，评估在希波和迦太基的教堂里初次聆听奥古斯丁的人有何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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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有意避免将富人与穷人完全对立起来，这是每个听众都会马上注意到的。他表明，身为大家的主教，他将信众团体当成一个完全民主的心灵的团体，而信众团体直接处于上帝的凝视之下。身为主教，他管的就是罪孽。奥古斯丁决心不偏不倚地对待富人与穷人的罪孽。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在犯罪，只不过他们造孽的方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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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们，请你们留意。在听我布道的全体信众当中，会有多少富人？……要是到那里去的（下地狱的）富人和全人类当中的富人一般少，那就好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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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他还坚持，地狱的容量是很大的，整整一个阶级都装不满。听了《福音书》中的这段话，穷人可能兴高采烈：“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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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富人进不了天国，他得意忘形地放声大笑。他说：“我能进！这些破衣裳会保证我进天国。那些殴打我们、欺压我们的家伙，就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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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是乞丐，也要当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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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人（恶富人）肯定进不去。但你也要当心，看看自己到底进不进得去。虽然你是穷光蛋，但你也可以是贪婪的。有没有可能，你虽然承受着谋生的压力，心里却燃烧着贪婪的熊熊火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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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内在的思想状态最重要，在奥古斯丁的伦理思想中，这就是中心。但在教会里，这一坚持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奥古斯丁想要告诫他的信徒，不要仅仅根据外在的社会地位来论断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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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口头禅就是“你这个恶心的奴才”！这句话听起来很傲慢。但要是不说这种话，他就有可能管不好自己的家业。情况经常是，恶语相向至少要比一顿痛揍更管用。他之所以说这种话实属情非得已，因为他必须保持家中的秩序。但是，请他不要真的这么想。请他不要将这种话深藏在自己的内心中。请他不要在上帝的耳前和眼前这么说。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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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所描述的专横霸道的习惯也属于一种权力的语言。在基督徒的布道词中，很少有人如此轻柔地论断这种权力的语言。对于富人的暴饮暴食，情况也相似。像安布罗斯这样的基督教道德家，早就对有权有势者的这种突出劣根性抓住不放了。他们的思路遵循了一种源远流长的哲学与医学传统，对耽于酒食的“恶”富人持否定态度。[49] 与其相比，奥古斯丁认可过量的饮食，认为这是一个阶层的习惯。他在4世纪90年代拟定了修行的《规程》。出人意料的是，他是柔和地对待富人的弱点的：他们需要精细的食物、高档的衣服、特殊的工作。在布道词中，他同样宽容了他们的弱点。过量的饮食是个毛病，但是与严重的罪孽相比，它是可以容忍的——只不过仅限于当下而已。上帝的恩典究竟会不会消除这种特别的坏毛病，一切有待时间的检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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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做善事来露富……乐意与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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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外的财富怎样才能得到宽容，奥古斯丁在布道词中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这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富人们光是在口头上自称他们内心是充满善意的，这可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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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做证，我可从来不会忘乎所以。虽然我也会大喊大叫甚至出言不逊，但神知道我的良心是好的。我说那些话，只不过是因为必须负责，而不是因为我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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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并不接受这样的借口。他指出，保罗说的不只是“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可自傲”（《提摩太前书》6：17），他们也应当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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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下一句是什么呢？“让他们做善事来露富。”……这不能是你躲在门背后的勾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么做了，要么就是没有……“让他们做善事来露富，让他们乐善好施，乐意与人分享。”（《提摩太前书》6：18）……如果富人们已经这么做了，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末日到来的那一天，他们也会坐在方舟上……他们不会成为被洪水毁灭的一部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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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听奥古斯丁布道的人重温了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这种说法出自传授生活智慧的《提摩太书》，该书被认为是保罗写的。《提摩太书》的要求并不是很苛刻，它并不要求彻底放弃财富，而只是提醒富人尘世的财富转瞬即逝，并且劝他们大方一些——“乐善好施，乐意与人分享”。接着，奥古斯丁又非常明确地告诫他们，光是大方，还是不太够。他清清楚楚地说明，他们应当因哪些理由而做出奉献。在本章的结尾，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行善的理由，并且看看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又有哪些类型的赞助其实会妨碍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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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虚荣，一掷千金”：迦太基与403年的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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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布道词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书斋作品。弗兰索瓦·多尔保的发现说明，论述贫富关系的布道词（我们刚引述的那些）是一场宣传战役中的一部分。在40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发动了这场战役。[52] 在他进行这些布道的时候，城市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在10月26日至11月1日期间，负责皇帝崇拜仪式的祭司们要在迦太基碰头，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赛会，表达非洲各行省对皇帝的无限忠诚。祭司中的某些人并不是多神教徒，这个职位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基督徒也有可能担任。但是，这些祭司在一年一度的迦太基聚会上提醒人们，北非的上层社会仍然基本上是市民文化的，而且非常世俗化。[53] 这个社会沉浸在追求荣耀与地位的观念当中，一切都以传统为圭臬，和基督教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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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赛会的规模仅次于罗马城赛会。赛会有一种表演的模式。西玛库斯为他儿子举行的赛会（就在几年之前，于393年和401年在罗马城里举行）只不过更加奢侈一点儿而已。世俗权力举办的一些仪式留存至今，基本上保持着原汁原味，在整个4世纪都没什么变化。在非洲范围内，要数这种赛会声势最大，最赤裸裸地违背基督教的观念。赛会的开场是所谓的“猎兽”，就是像斗牛士那样与野兽搏斗。然后是各种滑稽的舞蹈。高潮是赛车比赛。最后一个重要项目是庄严地授予明星选手昂贵的袍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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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赛会涉及各种深刻而严肃的问题。当赛会在圆形剧场中进行的时候，负责皇帝崇拜的司铎们要头戴金质的冠冕——上面画着皇帝，为帝国的安全、非洲的丰收、城市永葆幸福而宣誓。迦太基的神灵仍然被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虽然没有血祭了，但对这种神灵的记忆依然鲜活。在迦太基的剧场、圆形剧场和竞技场里，这种神灵都充满了震慑性力量，仍然在主导一年一度的盛大赛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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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赛会被认为是铺张浪费的。因为提供了慷慨赞助而走上破产法庭，是多么有面子啊！[56] 这就是“只为虚荣，一掷千金”的时候了。对于这一套，迦太基和各个行省的城市精英都乐此不疲。正因如此，奥古斯丁才要为了反对赛会而布道，一讲就是好几小时，持续好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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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种赛会的了解完全依赖于奥古斯丁的布道。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不难想象赛会的奢侈浪费。和西玛库斯一样，奥古斯丁完全知道大型赛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西玛库斯一样，他也知道，不同于表面上的样子，赛会本身并不一定算得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功；尽管富人们总是那么说，但赛会其实也不一定会给富人们造成沉重的负担（见第4章）。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赛会恰恰是最切合他关于施舍的逻辑的。在富人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他推销了一种奉献的模式，但赛会刚好是他的模式的对立面。他所批判的，不只是因赛会而流失的大笔金钱，金钱流走的方式和方向，也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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