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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54 这种赛会涉及各种深刻而严肃的问题。当赛会在圆形剧场中进行的时候,负责皇帝崇拜的司铎们要头戴金质的冠冕——上面画着皇帝,为帝国的安全、非洲的丰收、城市永葆幸福而宣誓。迦太基的神灵仍然被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虽然没有血祭了,但对这种神灵的记忆依然鲜活。在迦太基的剧场、圆形剧场和竞技场里,这种神灵都充满了震慑性力量,仍然在主导一年一度的盛大赛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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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56 这种赛会被认为是铺张浪费的。因为提供了慷慨赞助而走上破产法庭,是多么有面子啊![56] 这就是“只为虚荣,一掷千金”的时候了。对于这一套,迦太基和各个行省的城市精英都乐此不疲。正因如此,奥古斯丁才要为了反对赛会而布道,一讲就是好几小时,持续好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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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58 我们对这种赛会的了解完全依赖于奥古斯丁的布道。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不难想象赛会的奢侈浪费。和西玛库斯一样,奥古斯丁完全知道大型赛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西玛库斯一样,他也知道,不同于表面上的样子,赛会本身并不一定算得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功;尽管富人们总是那么说,但赛会其实也不一定会给富人们造成沉重的负担(见第4章)。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赛会恰恰是最切合他关于施舍的逻辑的。在富人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他推销了一种奉献的模式,但赛会刚好是他的模式的对立面。他所批判的,不只是因赛会而流失的大笔金钱,金钱流走的方式和方向,也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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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60 奥古斯丁很理解城市表演的心理学。他抓住了赛会的要害,这就是“过头”——为了硬充好汉而挥霍资源,目的是显示富人对本城无限的热爱与忠诚。赛会可以说是集体癫狂的时刻,其标志就是赛车帮派对自己追捧的选手的狂热忠诚。[57] 当猎兽师与勇猛的野兽搏斗,赛车绕着赛场碰撞的时候,赛会充满了死亡的刺激。这时候,富人们就该大肆挥霍了,其高潮就是将极其昂贵的丝绸袍子和现金形式的赏金发给明星选手。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为了与“人民”对话。光是由富人们在人民面前显摆自己的财富还不够,为了鼓励这种挥霍,迦太基的人民还会高声吼叫,表示喝彩。在奥古斯丁看来,这就是赛会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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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62 这种场面令人疯狂,让人骄傲得忘乎所以……为了打赏,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财富,为了那些女演员、滑稽演员、斗兽士和赛车手,在所不惜。他们抛撒的不只是祖传的资产,还有自己的灵魂。他们掉头嫌弃穷人,因为人民之所以呐喊,并不是因为想让穷人得到赏赐;人民的咆哮是为了让斗兽士得到赏格!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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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64 赛会总结了整个市民社会的态度:“一掷千金被当成光荣,而(基督徒的)善事则脸面全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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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66 “你看不见首领空荡荡的钱柜,但你肯定看到了新盖的建筑四壁空空”:给教会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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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68 在奥古斯丁的布道中,胜败之关键在于这场奉献的战争。这不仅涉及给予穷人的奉献,也包括出于其他理由而献给教会的奉献。这些年里,迦太基的奥勒留已经发起了一场建筑的战役,最后在城里兴建了一座宏大的主教座堂,在城外也修了一座教堂。[60] 每当大型教堂在城中拔地而起但尚未封顶的时候,奥古斯丁就会这么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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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70 你们的主教衣食无忧,也不用在头上戴一顶帽子(穷人才那样)。不过,说不定他正在兴修教堂。你看不见首领空荡荡的钱柜,但你肯定看到了新盖的建筑四壁空空……上帝保佑!但愿我没有白费唇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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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72 这场为兴修教堂而发起的战役,顺便也筹钱供养神职人员。最近,在爱尔福特的一个抄本上,一些新的布道词得以发现。它们说明,针对这种形式的奉献,奥古斯丁可能受到了挑战。听众们乐于听到的是旨在帮助穷人的布道。在一次布道快要结束时,他谈到了先知以赛亚相当煽情的要求:“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泊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到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以赛亚书》58:17)但这次布道并没有就此结束,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上当了。为何主教非要离题万里,扯什么为教士筹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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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74 为了证明自己的讲道是合理的,奥古斯丁诉诸了圣保罗的筹款行动。在物质上供养神职人员,这是基督徒应尽的重要义务。没有神职人员,信徒就无法得到祈祷和布道等灵性上的益处。和那些为穷人做奉献的人一样,为神职人员做奉献的人也会在天国里获得难以衡量的巨大回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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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76 摩尼教的选民都是由听者来供养的。哲罗姆也做过论证,“神圣贫困的”修士们有权获得施舍,但神职人员毕竟不一样。非洲的神职人员凭什么也应该获得支持?原因之一在于,只有这样,才能兴修教堂,为集体服务。在集体性奉献所支持的各种项目中,兴修教堂耗资最大,效果也最立竿见影。这种事业将富人和穷人团结在一起。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这样建成的教堂用石头提供了难以磨灭的证据,说明在上帝的默示下捐资兴建的信众们激情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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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78 教堂正在非洲的四面八方拔地而起。有一次,奥古斯丁在一座教堂里做了这样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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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80 你们建起了一座教堂。可以说,依靠上帝的扶持,你们为自己建造了它。但你们捐献给穷人的东西是另一回事。世事变幻,人生难料。而这座教堂是为了你们自己而建成的。在这座殿堂里,你们自己做祷告,你们自己在这里相会,济济一堂。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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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82 和《多尔保布道词》一样,关于这项事业的布道词也没有被收入通行于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布道集。其发现相对较晚。1937年,在写到信众捐资兴建教堂这件事的时候,该布道词的发现者认为这是“感人肺腑的”。[64] 不过在当时,这种建设幕后的力量远没有这么简单。它显示出,北非的教会虽然步履蹒跚,但是百折不挠,努力调动了自身的财力。任何教会只要想在非洲占据上风,就必须谋求各个阶级经常性的慷慨捐赠,但最重要的还是,得依赖富裕的成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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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84 这就是奥古斯丁集中精力为抵制赛会而布道的原因。面对这种诱惑,富人们一定要受到劝阻。他们一定要斩断出身,不再把自己当成城市的赞助者,而是学会为教会做奉献。奥古斯丁布道的目的,是要在有强大捐款能力的传统阶层中,创造出一种慷慨捐资的全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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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86 但是,(正如第4章所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诠释这种布道。奥古斯丁将这个问题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一方面是支持世俗的市民文化性质的娱乐,另一方面是为了穷人和宗教而做奉献的基督教新理想。由于奥古斯丁运用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修辞,学者们曾经认为,施舍与赛车之间的零和博弈不只是奥古斯丁极力渲染出来的画面,也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他们曾经认为,给予教会的奉献削弱并最终取代了市民文化性质的捐赠。事实上,在非洲内外,这两种捐赠模式并行不悖地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一种并不一定会吸干另一种的资金和能量。在拉丁西方的很多城市里,赛会的末日要比我们想象的晚很久。要想让过去流入城市的财富悄悄地改变流动方向,转而进入基督教会,这很难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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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88 另一个问题更加关键。奥古斯丁将城市的捐赠与基督教的奉献对立起来,这只不过是在建筑空中楼阁而已。403年,在城市精英的世界与主教的世界之间,边界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奥古斯丁强调的是赛会与施舍在根本上的不可兼容性。但对那些听讲的人来说,实际情况早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多年以来,在城市里的上层市民与基督教会的教士队伍之间,社会地位与文化上的鸿沟已经缩小了。时代已然改变。在大城市里,主教们的阶级出身和那些城市捐赠人已经合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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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90 我们已经离开了4世纪80年代的世界。那时候,多纳徒派的提姆嘉德主教奥普塔图斯建立了他的大教堂。就在他眼皮底下,一群志不同道不合的人还在整修古代的卡匹托尔山。如今,社会贤达和主教正在合流。417年,大公教会的迦太基宗教会议综合了历代的条款,重申主教的儿子不得赞助公共赛会。显然,他们的父亲在接受圣职之前,本来就出身于精英阶层的家庭,他们的儿子继承了这种负担,也继承了奢侈浪费的品位,不得不充当城市的赞助人。[65] 奥古斯丁甚至说,坐在圆形剧场里的许多人,其实就和他肩并肩地坐在主教们的席位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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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92 一些有趣的材料表明,城市贤达与主教这两个群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靠拢了。428年,当奥古斯丁的一生将近终点的时候,他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这就是《新书信2* 》,它也是约翰·迪福亚克发现的。年迈的主教彬彬有礼地致信迦太基的贵族费姆斯。费姆斯这个人物能够同时在两个世界里如鱼得水。他已经收到了奥古斯丁寄来的一套《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还向他提了建议,告诉他怎样传播该书才是最恰当的。他本人已经阅读了《上帝之城》的前10卷。他曾经参加过三次下午读书会,听人朗读该书第18卷。为了礼尚往来,奥古斯丁想看看费姆斯的儿子的作业本。奥古斯丁很疼爱他,叫他“我们的希腊小伙”。年迈的主教想知道这孩子的年纪,还有他的学习进度。费姆斯娶了一位基督徒女子,但他本人尚未接受洗礼。[67] 近来,费姆斯的名字已经被确认了:在古迦太基圆形剧场的一个座位上,用粗体字刻着一个名字,他的头衔是“名人”,可见他是尊贵的元老。费姆斯既是《上帝之城》的读者、奥古斯丁的好朋友,又和他的同人们一起主持着本城的赛会,直到罗马北非走向末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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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94 面对费姆斯这样的人物,奥古斯丁及其同事们将捐赠之战发展到非洲城市社会的最高层次,是很重要的。到5世纪初,北非的教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发动这场战争了。教会的传统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年,可以追溯到迦太基的居普良的时代。非洲的主教们已经创造并发展了一套强大的关于集体奉献的神学,它同时兼顾了穷人与神职人员的需要。在教会中,他们已经掀起了一阵鼓吹慷慨奉献的旋风,这种慷慨反映出一股力量,我们能在整个北非基督徒“人民”正在采取的强势行动中感受到这股力量——从他们创造乡村的主教区,到敢对恶劣的官吏动用私刑。这都是重大的成绩,是其他行省难以比拟的。但在根本上,无论是在北非还是在其他地方,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富人的介入才能提高当地教会的地位,给这些艰苦奋斗的普通人带来尊荣。在教会眼中,一切都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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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96 在奥古斯丁的非洲,历史已经完成了一种循环。两百年前,依靠城市上层阶级源源不断的奉献,北非的罗马城市已经建造了那么多广场、神庙、剧场和竞技场,它们的遗迹直到今天还让我们动容。用拉姆齐·麦木林的话来说:“帝国文明在物质上的辉煌成就在根本上是以高度意愿为基础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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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498 现在已经是非洲的教会来表现“高度意愿”的时候了。不过还有一点不同。在基督教会里,不论贫富,人人都应当做出贡献。教会并没有限定奉献者的阶级。410年之后,一群意大利的富豪来到了北非海岸。作为他们在灵性上的导师,伯拉纠及其门徒也跟着来了。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群不速之客在非洲造成的影响。这些罗马贵族的导师另有一套对财富与人性的看法。与十余年来奥古斯丁在希波、迦太基和迈杰尔达河谷里宣讲的道理相比,他们讲的东西完全不同。他们的观点有利于一群特殊的捐赠者——要么是厉害的奉献者,要么是出手阔绰的富豪,他们骄傲地培养着出身名门的贞女。在非洲人眼里,危险的时刻到来了。皮尼亚努斯与小梅兰尼娅造成了轰动;伯拉纠派赞美德米提雅斯·阿尼齐具有“天性”高贵的灵魂;《论财富》提出了极端的观点。这些结合在一起,就反映出一种迥然不同并且更加夸张的财富观。它是在严重的危机时刻,在一种纯然罗马的环境中酝酿出来的。在非洲的土壤上,这两种观点将会相互碰撞,历时数年。现在就让我们动身,暂别奥古斯丁强调富人责任的布道词(这是403年赛会时节里他在迦太基宣讲的),前去看看他在413年之后所做的布道词——它们针对的就是伯拉纠及其激进追随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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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500 [1] F.Dolbeau,“‘Seminator verborum’:Réfléxions d’un éditeur des sermons d’Augustin,” in Augustin prédicateur (395-411),ed.G.Madec (Paris:Institut d’études Augustiniennes,1998),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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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6502 [2] Mandouze,Saint Augustin ,5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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