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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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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2章 “赦免我们的罪孽”：奥古斯丁、财富与伯拉纠主义，411～4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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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自己身上”：奥古斯丁与非洲的伯拉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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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里，我们跟随着奥古斯丁，聆听了他的布道。在5世纪头十年的布道词里，针对北非教会的情况，他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有特色的财富观。伯拉纠及其庇护人和支持者都从罗马过来了，他们就是一群过来找麻烦的不速之客。奥古斯丁的天地紧张热烈，又有点儿与世隔绝，它就是北非基督教的世界。顿时，这个世界接触到了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奥古斯丁深信不疑的那些思想提出了挑战。毕竟，他已经在希波及迦太基布道和工作十余年了。让我们来看看奥古斯丁及其非洲同事是如何应对这场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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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年，非洲的海岸上“遍地都是流离失所的元老”[1] 。有些尊贵的避难者（比如阿尔碧娜、皮尼亚努斯与小梅兰尼娅）径直前往自家深入内地的祖传庄园了。沿海地区仍然面临着蛮族从意大利方向攻来的威胁。这样他们就拥有了足够的安全距离，其他人都留在迦太基。在过来避风头的人当中，有些并不是基督徒，有很多是心怀怨恨的多神教徒。他们对这场对自身造成打击的灾难颇有自已的想法。小梅兰尼娅的舅舅如菲乌斯·A.沃鲁西亚努斯出身于罗马司铎的家族。[2] 在很多方面，沃鲁西亚努斯都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多神教消亡的世界里。他已经担任不了司铎了。他的母亲就是基督徒。不过，对于基督教的真理，他依然满腹狐疑。他还怀疑这种基督教帝国在政治上的合理性。迦太基城有一个由文雅书生组成的沙龙，他的批评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3] 沃鲁西亚努斯说出了多神教徒们的心里话。在罗马城和非洲，他们都相信罗马城之所以失陷，就是因为教徒们忽视了对诸神的崇拜。为了回答多神教徒的批判，奥古斯丁才动笔写出了他晚年的鸿篇巨制——“艰辛的巨著”《上帝之城》。他之所以要写《上帝之城》，就是因为沃鲁西亚努斯这类人的观点在北非的行省社会里颇有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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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些从罗马逃来的家伙会在非洲待多久。西哥特人入侵了意大利，高卢的莱茵河防线也崩溃了，所以拉丁西方的政治地理条件不复当年。西部帝国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内爆，向南收缩了。条条大路通往特里尔的局面结束了，奥索尼乌斯时代的盛况成为追忆。米兰也再也不是高卢与巴尔干之间的安全补给中心了。这时候，高卢与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都变成了危险地带，罗马城与迦太基又一次独视相望，恍如重返了布匿战争的年代。在西部帝国中，北非已经是最后一个富庶而忠诚的行省了。前路茫茫，难以预料。为了预防最坏的情况，迦太基已经变成了“流亡的罗马”。罗马高贵传统的最后支柱抬头远望地中海对岸，故土已然破碎。对奥古斯丁来说，对这些高贵避难者的意见发挥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他们周围可能会出现一条“罗马路线”。来自罗马的基督徒贵族侨民有可能安家落户，在迦太基和整个非洲的教会中成为平信徒的领袖。假若他们捍卫伯拉纠的观点，他的思想和门徒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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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关心的也不只是从罗马城来的罗马人，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在希波，在迈杰尔达河谷中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城市里，在迦太基，都存在大量有影响力的中间派。许多人是小城市的知识分子，是在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在布拉·雷基亚（这座城市位于奥古斯丁前往迦太基的必经之路上）的一所大宅院里，餐厅的地面有一块镶嵌画镶板。在这块蓝底金字的板上，有一句希腊语的铭文：“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自己身上。”这句希腊文并不标准，但意思很清楚，它所提倡的完全就是高度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奥古斯丁看来，这就是伯拉纠思想的中心因素，而且是异端的。[5] 在奥古斯丁眼中，伯拉纠的阴影不仅笼罩在非洲的基督徒身上，还影响着大批犹豫不决的中间派多神教徒。为了争取后者，奥古斯丁已经斗争了十余年，迄今未竟全功。这种基督教得到了罗马贵族的庇护，受到了一批出身于城市精英阶层、具有斯多葛背景的基督教新信徒的支持。与二十年来奥古斯丁在非洲所提倡的那种基督教相比，这种基督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正因如此，奥古斯丁才会如此不屈不挠，绝不放过伯拉纠及其追随者们的思想。在历史上，这个过程被称为“伯拉纠派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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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我们的罪孽”：奥古斯丁与日常补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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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年，伯拉纠撰写了《致德米提雅斯书》。414年前后，消息从西西里传来，伯拉纠派著作《论财富》所阐述的学说流传开来。至此，伯拉纠派论争正式爆发。这不仅仅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战争，而是一场事关全局的战争，它关系到全体基督徒的虔诚信仰。奥古斯丁早就下定了决心，要为捍卫非洲教会的虔诚品性而奋斗。论争的序幕，是奥古斯丁在希波和迦太基的大教堂里发动的布道之战。在这些布道词中，奥古斯丁力图说服听众，伯拉纠及其更加不知轻重的追随者们不仅信奉一套颠三倒四的想法，还否定了非洲最珍惜的宗教习惯。[6] 可以说，对原罪的否定将会从根本上动摇婴儿洗礼的做法，因为其目的就是“消除罪孽”。[7] 伯拉纠强调自由意志不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这就否认了主教们在每一次礼拜仪式即将结束时庄严地祷告的话：“愿他保佑我们坚守诫命，行走在正道上。”[8] 他认为人可以依靠自由意志清白无罪地生活，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人们天天诵读的《主祷文》：“赦免我们的罪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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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关于教会内部的财富与宗教奉献问题的讨论，无比清晰地说明了群众实践的重要性。他对听众说的话有一个前提：他们都对施舍是一种义务性的宗教实践深信不疑。他还坚持施舍具有一种补赎性的功能，施舍补偿了罪孽。先知但以理对大王尼布甲尼撒的要求也是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靠施舍补赎你的罪孽，靠怜悯穷人补赎你的不义。”（《但以理书》4：24）正因为坚信这一点，奥古斯丁才能不懈地批判伯拉纠及其追随者们的思想。让我们来看看他为何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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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奥古斯丁从来没有读过《论财富》的原文，不过，依靠叙拉古的消息来源，他能够根据传统的宗教实践来理解该书的信息。这部论著的主要观点并不是富人应被消灭，它主张富人无法得到救赎，除非他们放弃拥有的一切，否则他们的施舍就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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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不得财富的富人是进不了上帝之国的。除非他变卖自己拥有的一切。就算他利用财富满足了诫命（即做了施舍），也还是徒劳的（无法保障救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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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他的听众应当认同他的看法：不相信富人有可能依靠施舍而得救的后果会相当严重。这里直接关系到两个重要问题：对于奥古斯丁自己而言，就是他关于罪孽与补赎的观点；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于非洲内外的各大教会而言，就是宗教奉献的补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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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再为第一个问题大费唇舌了。奥古斯丁已届花甲之年，他早已相信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场从不间断的赎罪。[11] 在403年的一篇布道词中，他已经生动形象地阐明了这个道理。虔诚的基督徒就是像刺猬那样的人，从头到脚，他或她全身都覆盖着各种“轻微的罪孽”，它们就像一种细小的尖刺，在日常生活里屡见不鲜，让人难以察觉。[12] 为了清除这些轻微的罪孽，基督徒应日复一日地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孽”（《马太福音》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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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安娜-玛利亚·德·伯纳尔迪叶赫就在一篇精彩的论文中指出，《主祷文》的这一段对奥古斯丁极其重要。伯拉纠派论争一开始，他就紧紧抓住这段文字不放。对他来说，这就是正统信仰的试金石。[13] 在接受圣餐前，领过洗礼的信徒都要念诵“赦免我们的罪孽”这句话。因此，伯拉纠派所谓的受洗基督徒可以清白无罪地生活，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奥古斯丁，这段祷文日复一日地提醒人们：要警惕日复一日的罪孽，必须日复一日地祈求赦罪。否定这一点，就等于直击其宗教之要害。到415年，奥古斯丁对于基督教社会的明天的想象已经极端到了这个地步：日复一日，数以千计的人同时捶胸顿足地高呼，同声念诵《主祷文》，痛悔自己的罪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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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停地挥动胳膊抽水”：日常的罪孽与日常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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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分关注奥古斯丁的罪孽观念及其对后世的基督徒主体意识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忽视他对日常性悔罪补赎的强调将在财务上造成的具体影响。就像那个年代其他所有的基督教布道者一样，奥古斯丁从不怀疑祈求赦罪的祈祷应当与施舍同步进行。[15] 他希望听众们能够接受各种办法，其中最需要铭记于心的就是施舍与赎罪之间的联系。对于普通的基督徒，这就是希望的源泉。在《上帝之城》的倒数第2卷中，为了纠正对于末日审判的各种常见误解，奥古斯丁告诉我们，其中最顽固的常见错误就是：相信基督徒只要做过施舍，无论他们的罪孽多么深重，他们都不会陷入地狱的永罚之火。他们要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挺过地狱之火，要么会在规定的时间得到释放。但是，与那些不肯做出施舍的家伙不一样，他们绝不会永远蒙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丧失获救的希望。[16] 在奥古斯丁看来，许多大众性的误解都是要予以反对的。与其相似，这种观点也并不限于没文化的群众。例如，诺拉的保利努斯就觉得这种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如同水滴石穿，为死者献出的施舍与祈祷以某种方式减弱了在另一个世界里折磨罪人的火焰。[17] 大多数信徒都相信，好基督徒就是施舍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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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方面，奥古斯丁对这种大众性的观念持郑重的保留态度。他并不相信，光靠施舍的力量就能在另一个世界里拯救那些怙恶不悛的罪人。不过，他全心全意地接受这种观点：只要现世生命尚未结束，施舍就是与对罪孽的赦免联系在一起的。在布道词里，他清楚地说明，施舍提供了一对“翅膀”，有了它，《主祷文》中的“赦免我们”能够展翅高飞，进入天国。[18] 没有这对翅膀，祈祷就飞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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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伯拉纠的威胁，奥古斯丁将施舍能够补救罪孽的传统观念推进了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必须日复一日地补赎罪孽，这就是人们天天念诵的《主祷文》提出的要求。“日复一日”，这是奥古斯丁反反复复地使用的词。不论他讲的是罪孽、祈祷，还是施舍，全是如此。这是人类现状的必然要求。灵魂就像一条孤悬于沧海之上的漏水的船，日常的罪孽就像水滴一般，不停地透过木板渗进来，悄悄地将水灌进了船舱，要是不能将水抽出去，船毁人亡之劫就在所难逃了。对于人们，同步进行的祈祷与施舍就是船舱里的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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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光祈祷，却不肯施舍……为了防止船只下沉，人们操纵着船舱里的水泵，一边高声呐喊（海员的号子），一边挥动双臂……他们要不停地挥动胳膊抽水……让他们奉献，让他们做各种善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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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公开讲道反对伯拉纠派的时候，奥古斯丁指出，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补赎性奉献背后，存在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人的本性已经使日常的补赎成为一种必须。宗教奉献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罪孽，在它身边，祈祷、斋戒与施舍就像船上的水泵，不停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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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他获得拯救，脱离罪孽”：非洲的补赎性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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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富人们听到这种信息时，心中稍感安慰。确实，他们对于奥古斯丁布道的反应很正常，是非常符合现实中的社会状况的。虽然他们都是好基督徒，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畏惧财富而头晕目眩，只有罗马的基督徒富豪家族才会深受这种困扰。尽管皮尼亚努斯与小梅兰尼娅不可多得，但他们的行为在罗马的圈子里掀起并助长了批判财富的潮流，吸引了若干堪称全帝国最富裕的人物。非洲本地的地主们就不一样了。不管《论财富》的作者如何敦促，他们就是不想听，不愿意彻底放弃自己的财富。从他们的主教那儿（大公教会和多纳徒派的主教都一样），他们不断得到另一种基督教的信息：他们不必弃绝财富；只要经常性地为教会做出奉献，他们的财富就可以变得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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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在支持各派教会的富人中间，非洲两派教会之间的对立已经创造出一种“救生艇心理”。每个地方的教会都需要不断获得集体性的支持。在北非，极力维护教会财富自主性的观念由来已久，它造成了一种情结：没人指望那种财大气粗、一劳永逸的个人性捐赠。这里没有保利努斯重修贾米拉的圣菲利克斯墓，也没有潘马奇乌斯在罗马城建立个人冠名的恢宏教堂。要是富人们愿意花钱，他们就会经常性地、低调地捐一些小钱。正因如此，奉献最好能够和常规性的赎罪联系起来；富人们和信众团体的全体成员一样，也是罪孽之人。对基督徒团体做奉献，是为了“赦免罪孽”，而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这是最可靠的治疗骄傲的药，这也可以让高度警觉的基督徒“人民”放心，因为那些用财富领导社会的人也要有点分寸，有权有势者不能习以为常地过分任性。为了补赎罪孽而做出奉献，这就会使捐献像一种谦卑的宗教行为，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故作姿态。这样一来，捐献人就可以保持低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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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非洲是非常辽阔的。并不能说，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接受了奥古斯丁在布道词里宣讲的道理：作为好基督徒，奉献者就要小心翼翼地放低身段。在希波以西很远的地方，行省社会的领袖们（比如当时那些出身于摩尔人的重要将领）为了还愿，就张扬地建造了各种圣堂，还用本人和家族成员的名字来冠名。弗拉维乌斯·努维尔就是这种人。他与自己的妻儿们一起，在毛里塔尼亚凯撒里亚（就是东毛里塔尼亚）的鲁斯古内（一座海滨城市，位于今阿尔及尔以东20英里处）兴建了一座大教堂：“他献出了这座教堂。这是他发过愿，一定要献给上帝的。”身为半独立的诸侯，弗拉维乌斯·努维尔就是当地的保利努斯，他甚至从遥远的圣地搞来了“真十字架”的一块碎片，放在他的教堂里。这座建筑说明，努维尔家族受到了上帝的保佑，它并不表示努维尔家族是罪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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