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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上帝与基督的恩赐，教师乌姆布里乌斯·菲利克斯立下了这段铭文。他已经完成了对上帝的誓愿。愿大家为他祈祷。愿他获得拯救，脱离罪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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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种思维方式而言，奥古斯丁可谓“吾道不孤”，他持续不断地进行补赎的观念，为无数主教的建设活动提供了背景音乐。在提帕萨，亚历山大主教在教堂的入口处刻下了这么一段非常优雅、意思清楚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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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正义就是殉教的志愿。你有一种与其相当的办法：竭尽全力，奉献施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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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不太昂贵。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见，基督徒都相信奉献与天国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这种观念培养了一种鼓励经常性小额捐赠的风气。不论多少，每一份奉献都是充满魔力的。提格济尔特（位于毛里塔尼亚海岸上，今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座教堂提供了这么一段年代较晚的铭文：“怀着虔诚的心追求天国，只要（捐献）几块镶嵌画中的小方块便足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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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你想流芳百世”：弃绝财富、捐赠资金和行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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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奥古斯丁而言，他关于罪孽、恩典与自由意志的沉思始终都有实践性的一面。他强调日常补赎的教义以《主祷文》的“赦免我们的罪孽”为纲领，目的就在于鼓励那些家境小康的信徒支持他们的宗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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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义是针对这个阶层的习惯的。多年来，正是他们在非洲共同支持着奥古斯丁的教会。当小梅兰尼娅与皮尼亚努斯这些虔诚的贵族刚刚踏上非洲土地的时候，他们并不能体会到这种教义的意义。直到411年，他们的弃绝财富的观念仍然意味着大把大把地抛撒金币。财富是要“蒸发”掉的东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将财富转化为流动性最强（而且便携）的东西，也就是金币，再把金币送往想象中的天涯海角。[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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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主教们并不喜欢这一套。在格隆提乌斯写的《小梅兰尼娅传》中，奥古斯丁只出场过一次（希波的丑陋事件干脆被略过了）。在下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将看到，小梅兰尼娅与皮尼亚努斯抵达非洲之后，进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地带，这里的基督徒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虔诚。对于当地的主教们，经常性的捐赠要比他们在意大利搞的那种虽然吸引眼球，但难以为继的捐赠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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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有福的人决心（在非洲）变卖全部家产。这时，最圣洁、地位最高的主教们（我指的就是有福的奥古斯丁、与他情同手足的主教阿利比乌斯，还有迦太基的奥勒留）向他们建议：“你们用来装修修道院的金钱撑不了多久。假若你想流芳百世、永垂不朽，还不如给每座修道院捐一个田庄，让修道院享受其收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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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对小夫妻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了这条建议。不管怎样，几年之后（417年），他们就离开北非前往耶路撒冷了，他们剩余的财富花在了圣地与埃及。阿尼齐家族的贵妇们也离开了北非，和平一重归意大利，她们就赶回罗马城。417年之后，非洲的大公教会又重新过上了往昔的日子。教会依靠的就是那种“高度的愿意”（用拉姆齐·麦木林的话来说），这是经历数代人的努力才在平信徒当中培养起来的，这种意愿的储备相当可观。一个新的阶层开始把财富献给教会，此时此刻，他们在非洲社会里出现了。这是一种相对很晚才出现的现象，是与北非土地占有结构的变化相联系的。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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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人心目中，非洲总是与皇帝和罗马贵族的巨大地产联系在一起。当时，这些田庄被想象为“大庄园”（现代学者仍未摆脱这种想象），我们总是把它们想象成大片大片自成体系的土地，具有一望无垠的景色，就像得克萨斯南部阴森的灌木丛、巨型的牧场和低矮的城市那样。《小梅兰尼娅传》的作者是在5世纪50年代遥远的耶路撒冷进行创作的。按照这种关于非洲的流行观念，他很容易如此想象：女主人公身处塔加斯特城外一座巨大的庄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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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北非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奥古斯丁很熟悉的迈杰尔达河谷里），实际情况是与这种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27] 在4世纪，在大地产旁边的暗处，一个充满活力的行省社会逐渐成长，最终削弱了那些不在非洲定居的大地主。就像19世纪的爱尔兰和匈牙利那样，不在本地定居的少数大地主占有土地的格局培养了整整一个新的阶层，后者是由那些出身于本地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组成的。长期租地的佃户、代表外地地主的管家、组织劳动力与销售农产品的经营者组成了这个阶层。当然，这些人的地位大大高于所谓的“穷人”——当地的小农户和小市民，其中多数人拥有自家的产业，很多人都属于城市里的精英阶层。但他们并不是现代历史学家经常想象的那种“大地主”，实际上，他们是在“大地主”手下讨生活的人，他们抓住了皇帝与罗马“贵族”的土地，把很多利润塞进了自己的腰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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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的租地形式造成的后果。从3世纪末到4世纪，大地主们（以皇帝为首）开始青睐收益稳定的长期租约，五年期的快速转门式租约逐渐被取代。这种租约就是所谓的“永佃制”。这种做法鼓励了新经济作物的发展，在很多地方，它都与橄榄种植的急剧扩展有联系，[29] 它吸引了地方社会中那些努力上进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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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个这样的地主——多纳徒派的卡拉马（今阿尔及利亚盖勒马）主教克里斯皮努斯。克里斯皮努斯所理解的“上进”，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太一样。在获得一处皇家田庄的长期租约之后，他马上就给80个农民重新施洗，他们过去都是大公教徒。靠着这种租约，他就可以举行正确的洗礼，使圣灵重新回到他们身上。在对新地产的改组计划中，这也是一部分。[30] 当然，奥古斯丁对此大吃一惊，但克里斯皮努斯的做法就是那个时代的风向。市议员、主教和地方上的地主们得以成为引领地方的人物：他们善于利用新的租地制度，从而接触到了那些外地大地主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本地人士打败了远在外地的大人物。他们实际上已经通过以租金换取的方式将远方豪族的土地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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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很需要自我标榜，他们是在教会里实现这一点的。对于奥古斯丁这一派的大公教会，他们心里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很多地方贤达过去都是多纳徒派）。411年以后颁布的帝国法令已经确定，现在它就是城里唯一的教会了。过去由两派教会来分配的财富，现在流向了同一个教会。结果产生了又一场建筑的高潮。在这样一座新建教堂的地面上（这座教堂大约是在这个时期的奎库尔建成的，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贾米拉，属于阿尔及利亚），我们遇见了那些捐资建设的非洲本地富人。镶嵌画上的铭牌赞美了每一位捐资者的奉献，因为他们铺设了宽阔的路面。正如我们所见，这种铭牌在意大利北部的教堂里相当常见，但在非洲，这是少见的。（非洲的铭文多半会强调主教是杰出的管理人，从各种渠道募集到了神圣的财富。）奎库尔教堂铭牌上记录的捐献者名单就像一本乡绅名录，他们的头衔忠实地反映了帝国制度创造的地方等级社会。六十年前，依靠4世纪60年代铭刻在提姆嘉德市政厅里的《提姆嘉德名册》，我们第一次看清了非洲地方社会的结构。奎库尔教堂的铭牌为《提姆嘉德名册》提供了补充，但它现在已经被放在了一座基督教堂的地面上。弗拉维乌斯·保罗是尊贵的元老、退役的将军；弗拉维乌斯·菲利克斯是尊贵的元老，曾任某行省部门长官；朱利乌斯·阿德奥达图斯是皇帝崇拜的司铎。这种显赫的城市头衔是与多神教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但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显然，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在拿着它在基督教堂里招摇过市！另外两人只是当地望族，也就是受尊重的市议员。奥古斯丁父子过去都担任过这种职务。[31] 在奥古斯丁一生中的最后阶段，非洲教会里的富人情况如何？这组镶嵌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他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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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等主教已经为这些人提供了一种重在“路遥知马力”的教义。非洲的富人们一直都显示出“高度的愿意”。在必须天天补赎罪孽的观念的影响下，这种“高度的愿意”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它既不能表现为城市的铺张浪费与过分奢侈，也没法和新兴的同样过分的基督教苦行运动产生关联，但是，就在它逐渐模糊起来的时候，宗教奉献已经利用这种前途未卜的感觉取得了成功。为了补赎罪孽，必须不断行动。为教会、穷人做奉献，绝不是一项一曝十寒、一蹴而就的事业。罪孽永远存在。它的能量在潜意识中依然存在。按照奥古斯丁的看法，由于亚当的罪，个人的罪孽就被卷入了一桩人们共同犯下的滔天大罪。从时间的开端开始，这项巨大的罪孽就侵染了全人类。正因如此，宗教奉献也必须是持久性、经常性的，目的就是促进共同的救赎大业。这番事业的规模难以想象（正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构想的那样），为此，一种新的机构在非洲和整个西欧轰轰烈烈地兴起了，它披上了大公教会的形式。接着，我们就要转向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论是在非洲，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有这个问题。为此，我们要追溯那场危机进入高潮的年代。随着罗马城的陷落与莱茵河防线的崩溃，危机已经席卷了整个拉丁西方。这个时期恰好与对伯拉纠派论争的谴责同时，始于415年前后，直到430年奥古斯丁与世长辞方才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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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B.McLynn，“Augustine’s Roman Empire，” Augustinian Studies 30 （1999）：29-44 at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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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Brown，“Aspects of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Roman Aristocrac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1 （1961）：1-11，现收录于Religion and Society ，1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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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etter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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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own，Augustine of Hippo ，29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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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 Hanoune，“Le paganisme philosophique de l’aristocratie municipale，” in L’Afrique dans l’Occident romain （Iersiècle av.J.-C.-IVesiècle ap.J.-C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34 （Rome：Palais Farnèse，1990），63-75 at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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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billard，“Sociologie de la déviance et orthodoxie，” 2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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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ermelinger，Rom und Pelagius ，1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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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ugustine，Sermon 348=Dolbeau Sermon 30.13.200，ed.F.Dolbeau，“Le sermon 384A de saint Augustin contre Pélage：Édition du texte intégral，” Recherches augustiniennes 28（1995）：37-63 at p.61，Hill，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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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M.La Bonnardière，“Les commentaires simultanés de Mat.6，12 et de 1 Jo.1，18 dans l’œuvre de saint Augustin，”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1 （1955）：1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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