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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异端……悄然地伸展着它的触手”：周旋于非洲、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的伯拉纠，415～4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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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曾有言：“走出非洲的总是新奇之物。”[1] 在410～430年，以奥古斯丁为代言人的非洲教会，从他们陌生的土地上带来了一些惊人的新奇之物。非洲教会在奥古斯丁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伯拉纠的观点针锋相对，采取了拉丁教会史上空前的行动。整个行省教会，仅仅为了谴责一位世俗布道者的观点，召集了多达200名主教出席宗教会议。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方式，主教们称一整套神学体系源自他们教会日常的实践。原本被认为是烦琐的神学争论，且只是神职人员之间的专业分歧——上帝的恩典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原罪的确切属性、为孩童施洗的确切方式等——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强行把它们确定下来。极为严格的神学论断竟源自如婴儿的洗礼和诵读主祷文这样简单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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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惊讶的是非洲主教们的自信。凭借这种自信，他们宣称其他人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自己的态度。416年，在宗教会议上，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谴责了与伯拉纠有关的观点后，他们将仲裁权交给了罗马的主教和罗马皇帝，并希望自己的观点无条件地得到认可。[2] 非洲教会以前所未有的集体自信在发声。问题在于是否有其他人愿意倾听这些教条式的——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新奇事物——走出非洲的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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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5～418年，似乎没有人愿意倾听；418年以前，奥古斯丁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伯拉纠的行动完全不受他和他的同僚们控制。伯拉纠曾经从非洲前往巴勒斯坦，在那里他遭遇了复杂的境遇，受到了哲罗姆的敌视。哲罗姆的敌意可能是源于伯拉纠与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之间的亲密关系，后者是哲罗姆的论敌儒菲努斯的赞助人——老梅兰尼娅的孙女。伯拉纠也受到来自西部的控告，但这些控告没有引起巴勒斯坦当地主教们的注意。伯拉纠于415年12月20日在迪奥斯堡（今以色列利达/洛德）召集的会议上洗刷了异端的罪名，以正统之名受到接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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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6年早春，地中海冬季封航期结束之际，最初驶入希波港的船只带来了一本伯拉纠写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伯拉纠向世界宣称他已经由巴勒斯坦的主教们洗刷了异端罪名。奥古斯丁应对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的布道词片段新近被发现，这段布道词表明，他立即回应了伯拉纠的挑战，从此，决斗开始。正如奥古斯丁当时对他的教会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新的异端，并且悄然地向四方伸展着它的触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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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不能再无视伯拉纠的观点，这个异端必须被摧毁。两个主教会议立即被召集起来——一个在努米底亚的米勒维斯，一个在迦太基。他们将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两人的观点罗列出来，呈送给罗马教宗英诺森。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非洲主教呈送这份异端的列表，意在使这些观点立即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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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诺森并不想立即处理此事。他不愿谴责一个有宗教热忱之名的人，并且这个人和阿尼齐家族这样的罗马基督徒显贵之家有密切联系。而面对着愤怒又团结一致的非洲教会，他也承认如果这种异端思想被任何人接纳，都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英诺森暗示，判断伯拉纠是否确实持有这些观点是取决于他（而不是非洲教会），他将自己做出决定。他设法取得一份关于伯拉纠信仰的说明。而伯拉纠的首席门徒——一个比伯拉纠更激进的人物——塞勒斯提乌斯再次在罗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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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417年3月，英诺森去世，佐西穆继任。佐西穆像英诺森一样，想成为这一事件的仲裁者。但英诺森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能够耐心地等待时机，而佐西穆是一位新任教宗，急于了结此事。在417年夏末，他召集了调查伯拉纠思想的集会，会议地点就在今天的圣克莱门特教堂。这是一个冠名教堂，以某位“克莱门斯”命名，但是公众总将他与圣彼得的门徒圣克莱门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适合圣彼得的继承者进行裁决的地方。佐西穆免除了针对塞勒斯提乌斯和伯拉纠两人的指控。在417年9月，佐西穆的信件被送达迦太基。非洲的主教们因为做伪证和过于严厉的神学思辨而受到斥责。佐西穆把非洲的主教们视为一群身处异域、搜寻异端的教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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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他们召集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在迦太基，奥勒留突然召集了一次由超过200名主教参加的“普世”宗教会议。会议决定派遣主教前往意大利，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可靠的审判者。主教们绕开罗马，直接前往在拉文纳的帝国宫廷。皇帝向他们保证，会立即谴责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两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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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和别人想的一样就是庸俗的标志”：罗马社会和对伯拉纠的谴责，4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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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伯拉纠的追随者们确信，为了达到谴责他们的领袖伯拉纠的目的，塔加斯特城的阿利比乌斯将80匹努米底亚种马作为礼物用来贿赂宫廷重臣。如果此事属实，这确实是一份及时的礼物。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在西班牙的劫掠已经切断了卢西塔尼亚牧场的马匹供应，二十年前西玛库斯曾从这里选马参加竞技比赛。80匹种马是一份慷慨的礼物，每匹马至少要花费12个金币。即使这个指控并不属实，这个传言本身也显示出，在世人眼中，非洲教会不仅专注于神学，而且精通宫廷之道。它现在也是一个十分富有的教会，近期接收的多纳徒派教会地产使非洲教会富甲一方。在外人看来，似乎非洲教会在地中海西部经济领域的长期统治地位转化成了在神学领域的统治地位，而这也要归功于富有的非洲主教们的游说能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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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认同伯拉纠的支持者们的观点——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向拉文纳帝国宫廷的上诉，是一个专横且腐败的策略——就很容易，也几乎可以认定是他们的介入导致伯拉纠被谴责。伯拉纠信件的翻译者布林利·里斯用足球比赛的比喻生动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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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和奥古斯丁之间的）比赛会以平局结束；然而，它进入了“加时赛”，并且在比赛结束时，奥古斯丁和他的队伍凭借主裁和边裁的有争议判决获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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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通过上诉皇帝，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没有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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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观点在现代学者中十分盛行，但它对于意大利地方政治的复杂性以及罗马皇帝亲自介入罗马城事务的评价并不公正。因此，要理解对伯拉纠及其追随者态度的突然转变，我们不能把目光聚焦在拉文纳城，而要转向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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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年塞勒斯提乌斯在教宗佐西穆面前出现时的罗马，也是流亡者们返回后的罗马，而不是410年以前的罗马。这座城市并不完全是一片废墟。但由于409年哥特人围城时的饥荒以及410年哥特人的洗劫，这座城市的精神已经崩溃。城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上层贵族、下层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政府效力）、小康的平民，还有教士——几乎没有共同的利益。这种情况在繁荣的时代并不是严重问题，但现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群体都自以为是地恢复自己原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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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面对的是艰难的管理问题。在西玛库斯的时代，保证罗马的安定就不是一件易事。帝国食品配给的混乱加之哥特人的入侵，导致意大利南部贵族地产的收入减少，因此，现在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在这个时候，衰落也并非不可避免。大地产将恢复产量（假如贵族重新获得在战争中失散以及被蛮族掳走的劳动力），粮食供应得到改组。但是，这些年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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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的是，贵族中的基督徒们走向分裂。在之前的几十年间，他们已经习惯了其他基督教徒之间的明争暗斗。有影响力的贵族家族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赞助那些日益激进的宗教讲师。于4世纪90年代分别支持哲罗姆和儒菲努斯的罗马家族因为有更加偏执的精神导师而进一步分裂。正如我们所知，伯拉纠取代了儒菲努斯曾经的位置。甚至，似乎罗马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家族——阿尼齐家族——也支持伯拉纠。与基督徒贵族及其代理人相关的宗教派别之争已经成为罗马上层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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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党派之争很快牵涉居住在拉文纳的皇帝。我们一贯倾向于认为，在罗马日益衰落之时，拉文纳却是一座被皇帝及其臣属们占据的远方宫廷城市。[9] 但在410年以后的这一代人期间，情况恰恰相反。拉文纳并不是罗马的替代品。拉文纳并不像曾经的特里尔或米兰那样，是一个完全在异地照搬罗马城精神的行政首都，而是一个和罗马城共治的首都。若将跨越意大利中部和亚平宁山脉的帝国权力核心比作一个椭圆，拉文纳就是椭圆的北部焦点，另一个焦点就是罗马。[10] 我们评论非洲主教们的举动时，应该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前往拉文纳并不是为了绕开罗马的主教们，去寻找一个纯“世俗”的宗教判决。那只是现代人的假设。对于皇帝和罗马的上层居民来说，神学和社会秩序是密不可分的。解决其中的一个，便保证了另一个的解决。如果教宗不能使二者一致，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就会替他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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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不会对这样的事件感到意外：418年4月30日，禁卫军长官弗拉维乌斯·朱尼乌斯·卡尔图斯·帕拉迪乌斯接受皇帝敕令，撤销教宗佐西穆对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的无罪判决。皇帝在敕令中对他们二人冠以“新异端的始作俑者”之名，加以谴责。他们必须离开罗马城。他们的追随者——教士与平信徒——可以被任何人公开抨击。他们的教唆已经损害了“我们最神圣城市的”和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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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迪乌斯不是一个边缘的廷臣，他在遥远的沼泽拉文纳与皇帝关系密切。我们从一份1928年公布的铭文中（这份铭文以前似乎没有在“伯拉纠派论争”中被加以考量）得知，帕拉迪乌斯是罗马城与宫廷之间的联系人，他的宅邸位于阿文提诺山山脚，这份铭文就放置在住宅之外。铭文说明了帕拉迪乌斯在四种情形下，于皇帝面前代表元老院。[12] 更重要的是，这个帕拉迪乌斯很可能和在409年和410年这两个可怕年份中的帕拉迪乌斯是同一人。后者试图组织所有元老院议员平等地捐款，向哥特人赎买罗马城的安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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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帕拉迪乌斯就是在这些基督徒贵族最糟糕的时候见到了他们。阿尼齐家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巨额财产，拒绝向公共基金捐款。法尔托尼亚·普罗芭的敌人们甚至确信，她为哥特人打开了罗马的城门。年轻的皮尼亚努斯和他的妻子小梅兰尼娅决定出售他们的财产，而此时这些财产的一部分要被帝国用作罗马城的公共福利。帕拉迪乌斯（如果他是同一个人）没有心情去原谅贵族之间进一步的党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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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谴责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并不只是为了取悦非洲的主教们，还因为他们二人导致了罗马的派别分裂。根据皇帝敕令的描述，他们声称提出完美主义神学理论的自己优越于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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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和别人想的一样就是庸俗的标志，把摧毁大家认可的东西看成专家的标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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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敕令很契合那个时代的紧张气氛。在410年之后，精神的“救生筏”在罗马逐渐成形。宗教观点之争是继承自一个丰饶时代的奢侈品。而在一个被蛮族入侵所动摇的城市，这些观点上的分歧是不会被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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