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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所有寻求适当满足的人，这符合我的身份，快乐而又不是自我炫耀：一栋拥有众多宽敞房间的住宅，每个房间适应不同的季节；一张富丽堂皇而又可人的书桌，许多仆人，还有年轻人在；……银盘子的高贵来自做工的精致，而不是银子的分量；精通各种技艺的熟练工匠，他们的技艺对得起我所花的佣金；马厩里满是强健的牲口，驯兽师让我安全又风度翩翩地驱使它们。但我致力于保护这些财产而不是增加它们。我没有过分急切地增加自己的收入，也没有去寻求高官显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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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保利努斯以及许多其他罗马行省人来说，庄园主们这种理想的、不卷入政治的田园式节制生活，多少是一种故作姿态。当进入帝国官场的机会来到他眼前时，保利努斯（像老奥索尼乌斯在特里尔宫廷那样）立刻投身其中。他找到了一个家门口的皇帝。阿塔卢斯于414年在法国南部被西哥特人立为皇帝。保利努斯来到阿塔卢斯麾下，皇帝封他为国库财政大臣。这个职位使保利努斯卷入了打理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财产的肮脏事务中。在内战时期，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一般繁忙。[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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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阿塔卢斯不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他破产了，无力支付。愤怒的西哥特人焚烧了保利努斯在波尔多的住宅。保利努斯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大火，以至于读者会相信整个波尔多都处于蛮族点起的大火之中。但这不是事实。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破坏，保利努斯所描述的是一个彻底的罗马式事件——点燃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官员的住宅。（四十年前，西玛库斯父亲的住宅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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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保利努斯的运气到头了。他临终时变成了穷人，部分依靠马赛教会的施舍过活。他的土地仅剩四犹格，位于马赛郊外的山岩之上（甚至有宅邸以及可观的租金安排），完全不能和他的外祖父奥索尼乌斯在巴扎斯城外继承的1050犹格的“小块祖产”[23] 相提并论。但即使保利努斯变穷了，那也不是因为蛮族经过阿奎丹，而是因为在内战冲突时代罗马人自己的党派暴力。在388年前后，与他同名的诺拉的保利努斯（他也是奥索尼乌斯的朋友）在与此相似的情形下几乎失去了全部财产，整个人生被毁掉了。那时，他被捕了，因为篡夺者马克西穆斯引发的内战中的清算。内战之时往往是大规模征收之时，也往往是当地贵族互相报复之时。在一份416年签署的严谨而又枯燥的帝国法令的描述中，对于佩拉的保利努斯的进一步征收正是这样一件在内战时期“不正当且怀有恶意”之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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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罗马性反对中央罗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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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如此生动地描述自己的生涯，以至于我们忘了他是在何时、出于何种目的而写作。让我们看看在459年，这个老人在84岁高龄时所写的一首题为《感恩上帝》的诗。写这首诗的目的是感谢上帝使他——保利努斯——能够和现在位于他家乡波尔多城的哥特国王宫廷建立良好的关系。保利努斯的儿子们先于他回到波尔多：“他们都渴望能自由地在波尔多更有作为，尽管是和定居的哥特人合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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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的一个儿子作为政客并不比他的父亲更成功。哥特宫廷并非安逸之所。“徘徊于国王的友谊与愤怒之间”，他像他父亲一样被清算得倾家荡产，但不是被哥特人，而是被他的罗马同胞。[26] 这也并不缺少机会。在5世纪，罗马人很快学会了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蛮族的宫廷之中（只是宫廷的规模更小），如同他们4世纪在皇帝的宫廷里：“我们知道，许多人由于哥特人的眷顾而发达。”[27] 是那些有进取心的罗马青年不断投奔的蛮族宫廷（就像哥特人先在波尔多后在图卢兹）的发展——而不是蛮族入侵头十年中那种绚烂的暴乱——最终在西部封印了帝国统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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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说明的是，在5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的蛮族精英（就像波尔多的哥特人）使用他们的军队相对轻松地创造了替代帝国的权力结构。是蛮族在此定居——而不是他们最初（想象中的）一往无前的深入帝国“腹地”——造成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真正历史问题。区域权力板块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在每一个这样的板块中，都有一个王室的宫廷作为任免和管理的中心而出现。并不是所有这样的板块都是由蛮族建立的，一些是由自认的“罗马”人统治——正如在高卢北部，也许还在不列颠敌对的各部落之中。[28] 但对于国家——合法的罗马帝国而言，它们都是一个小尺度上的胡乱模仿。正是帝国的这种转变改变了游戏规则，而凭借这种新的游戏规则，一批新的富人在新时代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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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也许，答案就在高卢和西班牙行省强大的地区主义之中，甚至在地区主义更为强大的不列颠，在这里“前罗马部族”身份再次出现。当地贵族总是从附近的区域获取财富，他们的野心变为只关注自己的行省。这种地区主义可以回溯到帝国建立伊始。西罗马帝国一直是一种区域的联盟，蛮族的出现打乱了维持这种联盟几个世纪的机制，用盖伊·哈塞尔的话来说，“分裂帝国的关键性因素是，帝国暴露了帝国政府和地区精英的利益之间致命的薄弱环节”[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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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说，4世纪的黄金时代是非同寻常的。一个积极有为的帝国宫廷建立了一个为之服务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和以前相比更有流动性，和中央联系更加紧密。正如我们所见，奥索尼乌斯时代的世界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大地主能够在内战的混乱中“袖手旁观”的世界，这是一个廷臣和预备廷臣的世界。即使在广阔的西班牙高原，从4世纪开始，那些大地产拥有者的基本财富，就已经依赖他们参与的帝国税收系统。一个贵族阶层被培养起来，并被大大地拓展，这在罗马历史上无前例。由于这个贵族阶层与帝国权力结合得太紧密，所以当帝国权力变化时——衰弱、后退，尤其是被更地区化的权力板块取代时，它也会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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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小型的军事组织，如哥特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以及后来的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为当地精英所提供的，就是佩拉的保利努斯的儿子们在波尔多的哥特宫廷中所寻求的——通过效力于一个政治权力中心来重新获得财富。而在这个时代，这是个地方性中心。实际上，蛮族国王和他们的武装随从们为地方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些家门口的小罗马。这些小罗马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的罗马人来运作的，它们为自己从当地选拔廷臣和律师，它们被证明是更可靠的司法和财富的来源，而帝国——那个在罗马和拉文纳，跨越阿尔卑斯山，从远方统治高卢的合法帝国——正日益穷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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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统治下的西部帝国中，机制正在强力逆转。在4世纪的西部帝国，一个帝国宫廷的出现使富人能参与影响力更广泛的权力金字塔。他们在帝国全境当官，在许多行省拥有地产。在5世纪，地方宫廷的出现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在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许多地区，晚期罗马社会小型化了。地方的精英们扎根于当地军事力量的中心。他们是在一个视野缩小的世界里这么做的，在这个世界里，除了极少数例外，拓展财富的机会（即使为一位强有力的蛮族国王效力）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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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西部5世纪的历史，彼得·希瑟在描述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时使用了和哈塞尔类似的术语。帝国的终结是“中央罗马灭亡”的故事，但取代“中央罗马”的并不是蛮族，而是各式各样的“地方罗马”——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从当地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地方的罗马精英选择当地的领导者、当地的军队、当地的赞助系统，而这一切都是由蛮族国王和他们的随从提供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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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庇护所”：5世纪的暴力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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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罗马”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带有反蛮族偏见的文本，将重点移到罗马人一边——罗马人相互间的暴力和狂热。正是凭借这种热情，原西部帝国的罗马地方精英和蛮族军事首领合作，为他们自己创造新的行政中心。但这一过程没有带来和平。这些由竞争中的领导人创立的竞争中的宫廷，在高卢和西班牙带来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政治不稳定状态。在5世纪的历程中，一种暴力的氛围在高卢和西班牙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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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任何著名的对大城市的屠杀和洗劫，这种暴力的氛围虽然缓慢，但确实改变了罗马社会的面貌。最后一次真正的“蛮族入侵”发生在451年，那时匈人王阿提拉的军队进入高卢，他在加达劳尼亚平原（沙隆附近）的一场大战中，被军事长官埃提乌斯所率领的罗马与西哥特联军击败。在这最后一场大战之后，高卢社会碎裂成一种新的形态，就是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提及一个类似的现象——近代早期地中海地区海盗活动的兴起时）所说的“不宣而战的时代”。[31] 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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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前几十年和蛮族的谈判中，罗马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蛮族可以被当作潜在的农民来对待——给予他们土地，他们就会安顿下来。这个算计忽视了很多因素。年轻的战士渴望战斗，而国王们需要通过战斗，在与自己竞争的兄弟和贵族面前树立威望。这些都需要战争带来的财富，而获得这些财富的最佳途径是小型战争。这些战争中的大多数，目的都不是大规模的征服。阿奎丹的西哥特人（对于他们，我们了解最多）有规律地以严格限定的目的发动战争——维护邻近地区的控制权、攻取或占领周围的某一城市。正因如此，西哥特人的战争（类似于定居在西班牙西北部的苏维汇人的战争）大部分都是心理战。一场围攻城墙的战役会以对城市周围乡村的彻底劫掠而结束。这就是414年西哥特人在巴扎斯城（之前是奥索尼乌斯的家乡）外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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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们毁坏周围的乡村（和宅邸）。他们点燃农场的建筑。他们将牲口赶进地里，毁坏葡萄园和良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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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土地的精心策划的暴力，其目的在于使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的居民改变其效忠对象。这些居民会打开城门或者出钱购买和平，城市里通常都会有一个派别愿意这样做。453年，昂热的教会制定法规：一个将城市出卖给敌人的教士不仅要被开除教籍，还被禁止参与公共吃喝。总而言之，这就是在小型战争的年代由小型团体做出的最大放逐。[33] 但这也显示出，总会有人试图和蛮族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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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来自劫掠，而更多来自奴隶贸易。[34] 奥古斯丁于5世纪20年代后期在非洲记录的那些可怕场景，在5世纪后期变得十分普遍。并不是所有俘虏最终都被送往远方的土地。一场成功的小型战争的目的在于将他们卖回所劫掠土地的居民手中。其结果就是，在高卢，相比4世纪时向远方边境送去贡金，为俘虏支付赎金的行为更体现了基督徒的虔诚。这更属于地方事务，牵涉通过归还劳动力，恢复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的社会结构。基督徒的慈善保证了农民和奴隶被带回给他们的前主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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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不列颠向南看，帕特利西乌斯（我们的圣帕特里克，那时他正在爱尔兰做奴隶）将高卢视作一片赎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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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的罗马基督徒的习惯是派遣合适的圣徒前往法兰克人的部落以及其他部落，并携带数千枚金币作为被俘基督徒的赎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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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赎金，而不是其他的虔诚手段，富人的财富在这个充满小型残酷战争的时代被集中到了教会。赎金意味着流动性。大量的现金和金银条立刻被制造出来，超越了当地基督教团体中普通成员的能力范围。因此，在马赛的石棺上对尤金妮娅女士的赞美之词写道：“用她的财富解救了暴力枷锁之下的俘虏，将他们带回各自的故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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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猜测就是，战争的劫掠以及作为赎金的货币，导致西哥特人控制的、从图卢兹到波尔多的加龙河谷地带成为繁荣的绿洲。只有在这个区域，庄园才得以继续。这些庄园不再饰以多神教神话里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而是饰以生机勃勃的花朵和草木。这些作品出自当地匠人之手，他们以不同寻常的热情将之再现。尽管“阿奎丹石棺”难以确定年代是众所周知的，但它们可能就出自这一时期。当地石匠们将它们雕刻在石材上，这标志着一种表现声望的独特地方形式的出现。它们被雕刻在家族的陵墓中，并且被放置在圣徒墓周围的高级墓地中。它们不再向罗马的大理石石棺寻求灵感。这是当地罗马人的当地罗马艺术，它们标志着一个类似阿奎丹这样的行省在蛮族统治下的繁荣，同时也标志着这里已经进入“后罗马时代”（按照4世纪的标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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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作为对新的不稳定状态的回应，高卢的基督徒调整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蛮族入侵高卢的时代与教堂建筑的黄金时代正好吻合。正如我们即将在下面一个章节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城市居民经常要抵抗围攻的世界中，这些新的大教堂直接关系到居民们士气的维持。[39]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主教教堂中，基督徒在布道中强调团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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