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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见到西多尼乌斯是在449年的阿尔勒。当时他是一个19岁的孩子，身处一群肃穆的人物之中——他们站在穿着华丽长袍的年度执政官（即艾斯特利乌斯将军，他八年前镇压了高卢和西班牙的巴高达运动）的宝座后面。尽管是一个年轻人，但西多尼乌斯站得非常靠近执政官的宝座，把一切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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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岳父、祖父以及曾祖父都有光辉的人生，他们居住在城市中，在法庭中担任城市和大区长官，在军队中拥有领导身份。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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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多尼乌斯的背景使他成为5世纪帝国在高卢“核心统治圈”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对他而言，效力于帝国的高官是可靠的身份评判标准，另一个标准就是具有高等文化。理想中，这二者会结合起来。在艾斯特利乌斯就任执政官的场景中，政府高级官员聚集在执政官周围的震撼视觉盛宴回响在当时著名演说家的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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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的长袍，浸润在推罗的紫色染料中，边缘绣有裂开的棕榈叶纹饰。长袍与演说相得益彰，绚丽多彩，布满黄金的装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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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林尼和西玛库斯文学风格的继承者，西多尼乌斯也知道如何描述心中的风景。他想象着，自己心爱的克莱蒙比西玛库斯笔下的康巴尼亚更为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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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的原野上荡漾着作物随风起伏的波浪……旅人觉得这里秀美，农夫觉得这里丰饶，猎手觉得这里令人兴奋。这里山脊环绕着平原草场，葡萄园位于低矮的斜坡，低地上有庄园，多石的山顶上则有要塞。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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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家，西多尼乌斯有将时间停驻的能力。我们漫步于他和他朋友的庄园中，就如同漫步在4世纪（确切地说，是1世纪）。[71] 只有我们偶尔关注细节时，才能发现时代已经改变了。西多尼乌斯的浴室不再像4世纪非洲的希迪加里布那样，绘有一个魔幻的世界。浴室的墙只涂抹着光滑的石膏，他在上面写下短诗。[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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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多尼乌斯是作为克莱蒙主教结束自己的一生的。他此举是因为受害于罗马政治的党派主义。469年，由于被怀疑与叛国者有牵连，他在帝国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正如基尔·哈里斯所说，西多尼乌斯献身于主教生涯并不是愉快的晋升，不能视之为与他世俗地位等价的精神荣誉。这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一次从托加长袍向主教法冠的成功转变。这是一种失落。[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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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挫折，但西多尼乌斯确信，他能够强有力地处理好这个局面，他的这种能力（当然！）会因为他的生动书信而被人铭记。当他成为主教时，克莱蒙依旧在帝国的疆域内。而当他试图对面临尤里克国王统治下的哥特王国的扩张的克莱蒙城加以保护时，他遇到的是克莱蒙城内的对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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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其中缘由。许多当地的罗马人觉得成为皇帝的臣民没有什么好处。他们的亲属和同辈已经在哥特人的宫廷里有了很好的前程。478年，西多尼乌斯写信给一位罗马人——纳马提乌斯。纳马提乌斯不是帝国的官员，他效力于尤里克，是驻扎在波尔多的哥特大西洋舰队的军事长官。作为一个带有一点儿贵族气派的当地人（就像奥索尼乌斯曾经那样），纳马提乌斯不像西多尼乌斯那样珍视在昔日黄金时代身处帝国高位的家族的回忆。实际上，纳马提乌斯不需要用帝国来使他感到伟大，甚至不需要觉得自己是罗马人。追随“胜利者的标准”——建立了目前在高卢南部唯一可行的政权的哥特人——对他这样精力充沛又有才智的人来说已经足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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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是聚集在蛮族宫廷周围新兴富裕阶层的虔诚的例证。他们对兴建庄园不感兴趣。他们也没有富裕到可以兴建装点高卢城市的耀眼基督教会堂。但他们知道如何用便宜的方式，用自己的钱为虔诚的大公派教徒做出示范。最重要的是，作为好的大公教徒，他们在遇到一位圣徒时能辨认出来。军事长官维克托里乌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克莱蒙城落入哥特人手中以后，他成为尤里克的首席军事指挥官。和纳马提乌斯一样，他被提拔成为哥特人效力的军事领袖。当一个神圣的隐士（他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高卢）临终之时，维克托里乌斯为这个将死之人屈尊：“他放下自己的官职，放得和自己的膝盖一样低。”他真诚地哭泣。他支付了这场恭敬的葬礼。在477年，帝国已经从西部消失之后，西多尼乌斯很乐于看到克莱蒙新的统治者有如此虔诚之举。[76] 维克托里乌斯也很留意在周围的乡村留下他的印记。他在位于布里尤德（克莱蒙以南）香火旺盛的圣朱利安圣所兴建了一排柱廊。他将圣劳伦斯的遗骨带到他建在自己地产上的教堂之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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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维克托里乌斯将他这些捐赠行为视为赎罪。当时还有很多人将这样的赎罪行为视为必须。一个世纪后，图尔的格雷戈里在自己的作品里赞扬维克托里乌斯的虔诚捐赠。但他添加了一件轶事：维克托里乌斯逮捕了“元老”尤克里乌斯，一个旧帝国时代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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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晚，维克托里乌斯下令将尤克里乌斯拖出监狱，绑在一堵古墙边上，命令将他头顶的墙拉倒。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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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帝国时代罗马-哥特混合风格的一次政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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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多尼乌斯死于480～490年帝国于西部消失之后。在他的石棺上，他没有提及自己的主教职位。他最在意的是自己在帝国的官职以及文学活动。他也没有用当地国王的纪年来确定自己的死期，而是用东部皇帝芝诺的纪年。西多尼乌斯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芝诺视作残存的正统罗马帝国的唯一领袖。[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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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的是，西多尼乌斯的后代在当地罗马人的新政治中如鱼得水。他的儿子阿波利纳里斯领导克莱蒙的军队，在507年著名的伏维耶战役中为哥特人抗击法兰克人。[80] 他的孙子阿尔卡迪乌斯在法兰克宫廷中扮演了一个重要又阴险的角色。他帮助克洛维的儿子们除掉了可能争夺他们王位的年幼侄子。正是阿尔卡迪乌斯出现在这些孩子的祖母面前，拿着一把剑和一把剪刀，让她选择是让自己的孙子削发为僧还是被处死。她只选了让一个孙子削发。[81] 这发生在6世纪20年代。一百年内可以发生很多事。仅仅在一个世纪以前，5世纪20年代，奥古斯丁还活着，他在为非洲的奴隶贸易向帝国宫廷申诉。盖塞里克还在西班牙。帝国只是开始感受到了在它自己崩溃之前，高卢、西班牙、非洲的第一次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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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论述在由上述发展所带来的新时代中，财富如何被看待以及被使用之前，将5世纪的西部视为一个整体，并理解这一带来新时代诸般发展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但让我们把这幅全景记在脑海中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不仅仅是一场全面的危机颠覆了5世纪的西部帝国，而且是危机本身如何被看待和评价，被当时在罗马帝国位于普罗旺斯和南罗讷河谷飞地的一系列基督教作家们浓墨重彩地记录下来。这些作家对我们而言是监听站。通过他们，我们听到了一个处在危机中的世界的声音。他们的作品以生动而又确切的方式，触及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转变方向，首先转向“圣人”（马赛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以及勒兰修道院的修士-主教），随后转向这个圈子中最著名的人物（马赛的教士萨尔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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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positio totius mundi et gentium 58，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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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战中的战役是罗马正规军真正的“绞肉机”，其后果就是不断增加使用蛮族军队的数量。特别参见 B. Shaw，“War and Violence，” in Late Antiquity：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130-69 at pp. 148-52；以及A.D. Lee，War in Late Antiquity：A Social History （Oxford：Blackwell，2007），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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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ulpicius Severus，Chronica 2.3.2，p.228. 对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的论述特别参见H. Inglebert，Les romains chrétiens face à l’histoire de Rome：Histoire，christianisme et romanités en Occident dans l’Antiquité tardive （IIIe-Vesiècles ）（Paris：Institut d’Études Augustiniennes，1996），3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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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期关于这一联盟的最佳分析作品是W. Goff的Barbarian Tides：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73-107。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第205～250页的论述很有说服力。现参见P. Heather，“Why Did the Barbarians Cross the Rhine？”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2 （200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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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ulinus of Pella，Eucharisticos 235，ed. and trans. H.G. Evelyn White，Ausoniu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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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尤其参见M. Kulikowski，“Barbarians in Gaul，Usurpers in Britain，” Britannia 31（2000）：3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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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ulikowski，Late Roman Spain and Its Cities ，151-75；以及J.Arce，Bárbaros yromanos en Hispania （400-507 A.D.） （Madrid：Marcial Pons，2005），3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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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ugustine，Letter 11* .2.49，Divjak，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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