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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56 这里所谓的“摒弃”意味着“消除主宰性”,即修士此时不再是任何人或物件的主宰,甚至也不再是他自己的主宰。[20] 卡西安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充当着“伟大平均者”的角色。[21] 所有修士皆一律平等,因为他们都遵照修道院院长的意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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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58 我们知道,卡西安的作品是面向富裕读者以及出身行省精英的新修士的。面对这些有志于修道生活的人,卡西安坚称应毫不妥协地夺去他们的一切所有物。与之相反,奥古斯丁则在衣食和日常劳作方面对出身上层阶级的修士做了相当的妥协。卡西安却并未提供如此便利。在他看来,修士们从进入修道院开始就应学会“不因为与穷人平起平坐而感到羞耻,即不以作为修士团体中的一员为耻”[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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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60 长期以来,我们对《圣本尼迪克特规章》指导下的修道贫困的观念十分熟悉,从而容易忘记其中理想化的修道观念在5世纪的读者们看来是多么极端。在罗马人看来,卡西安观念中的修道院宛如一座奴隶集中营。在修道院院长的注视下,每一位修士都被期待以“即使在为最严苛骄横的奴隶主服务的奴隶们身上都未曾见到的方式”[23] 欣然完成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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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62 卡西安理想中的修道院实际上十分怪异,在那里,自由人成为奴隶,富有者成为贫民,其中既有一位高卢农夫在战乱饥荒之年所畏惧的一切,也有一位贵族由于蛮族入侵和内战导致的贫困可能经历的一切。高卢社会所遭受的损害,仿佛被某种魔法转变为完美社会形态的基础。而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这种如此极端的“自愿贫困化”观念对于那些最近才经历诸多“强迫贫困化”的贵族阶层是否会有特殊而无意识的吸引力?不过,相较于由内战和蛮族劫掠带来的全面经济崩溃,使原先的富人自降身份成为穷人的修道贫困状态至少还有自愿选择的可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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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64 在卡西安的修道院观念中,修士不仅应遵循基督“走下来”的谦卑之道放低姿态(如蓬头垢面、身着黑袍的诺拉的保利努斯所做的那样),还应消除此前他身上关于财富和名望的一切象征,以及此前作为大人物带有的撩人暗示。他进入修道院以便认清在上帝面前的真实自我——社会灾难中的普通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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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66 修士即这世界中的无地难民,他应将自己视作从属于修道院地产的奴隶及杂役者,不要认为自己还拥有什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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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68 由于被剥夺了财富,在“卡西安式”修道院中的修士们只得以辛勤劳动确保自给自足。当然,这样的话语有些虚张声势,毕竟埃及的修道院从未真正实现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卡西安所在的普罗旺斯的修道院同样并未实现,遵循卡西安教导的修士们可能会与赤贫相伴。定期的繁重劳作也日渐成为真正修道院的重要标志。不过,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完全经济独立仍然无异于痴人说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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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70 卡西安之所以如此执着于修道院自给自足的梦想,是为了证实他对高卢那些缺乏热情的修士的抨击。在卡西安看来,修士是作为有闲阶级食利者的真正对立面而存在的,他们也因其自给自足的特征成为社会唯一的生产者。除了修士,其他人则如乞丐般靠他人施舍过活。与修士相比,收取地租的地主、征收税赋的皇帝不过是依赖他人供养的寄生虫罢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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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72 因此,卡西安认为修士是这受可悲规律支配的人类社会中唯一的例外。数千年来,人类社会以不愿劳作者对弱者的剥夺为特征。从大洪水前的巨人时代(《圣经》中与青铜时代同期的时代,这一时期标志着多神教徒观念中“黄金时代”具有的原初社会纯洁性的丧失)开始,那些强有力者“更乐于以掠夺他人而非以自己的手工或劳动技能为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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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74 我们应十分注意卡西安关于修道院外部社会的言论中的严厉语调。他通过批判的眼光观察着世俗世界的社会结构。正如写作《论财富》的伯拉纠派作家,他并不赞同“私人财富是其神的幸运赠礼”这一大众观念。在记述伟大的埃及隐士“教父”摩西发放救济的情景时,卡西安并未将摩西描写为上帝赐予的财富的管理者。“教父”摩西发放救济,只为能使这不义社会中的不公现象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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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76 不公仍将肆虐(直至时代终结),是由于众人共有之物(经由上帝应允)被有些人据为己用或仅是据为己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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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78 但对卡西安而言,最重要的并非“社会不公(尽管它可能显得令人震惊)应从世上消失”的论调。卡西安所关注的是,在他的修道院这样贫瘠的环境中不应还有不公现象的痕迹。因此,卡西安关于修道贫困的激进观念使关于财富问题的旧式争论就此停止,这一争论被真正地挡在修道院之外了。古老的关于善财与脏财的区分在修道院内部也不再适用,因为修道院已成为一片并无财富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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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80 值得注意的是,贪欲该受谴责,只是为了对修士财富进行完全剥夺。卡西安十分谨慎而细致地考察了贪欲的破坏性。他发现,贪欲的产生其实与黄金和广阔地产无关,它只是人内心令人恐惧的幽灵,诱使修士们做出可耻之事:小偷小摸,过度劳累导致的狂躁,对囤积食物或金钱的病态追求,怀有守财奴般对衰老、疾病与贫困之恐惧。这些修士遭受的个人诱惑十分怪异、卑劣,卡西安写作时也毫不忌讳情欲诱惑和春梦干扰。因此卡西安认为,平信徒读者最好不要阅读他关于修道院内贪欲的篇章。[30] 不过,这些关于贪欲的罪恶的篇章与修道院外的脏财无关,此前的安布罗斯和伯拉纠派作家们已经对这些脏财进行了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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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82 这标志着转变的发生。仅仅二十年前,伯拉纠派运动已表明,由苦行需求导致的对财富之完全摒弃与随后的一系列社会批判密切相关时会产生怎样令人震撼的景象。伯拉纠派的作品仍然在马赛十分知名,其中一些作品也仍被视为苦行劝勉的典范。但卡西安全神贯注地关注的修道贫困则使这些作品中讨论的内容变得不合时宜,震撼也烟消云散。财富与对财富的摒弃两大问题不再强烈交织,这使得摒弃财富的作者也不需要像《论财富》和《论基督徒的生活》的伯拉纠派作者们一样对整个罗马社会进行抨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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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84 在卡西安看来,对财富的真正摒弃只有真正的修士才能做到,他自己正是为这样的人写作。阅读卡西安关于修道贫困的作品的读者不应将卡西安关于财富的批判视作对当时社会的直接批判,而应将其看作对那些将成为修士的人完全履行其苦行职责的呼吁。稍晚时候,像萨尔维安这样来自马赛的作家,在抨击那些半心半意、在控制私产的同时仍自认能成为出色修士及出色教士的宗教人士时向来不留情面,这样的人通常会被萨尔维安贬称作“异类”,因为他们对苦行生活只是一知半解而已。[31] 不过,我们的老朋友诺拉的保利努斯(因他令人振奋地将敬奉上帝的告白与近期的地产投资结合起来)在萨尔维安看来可能也属于这样的“异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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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86 不过,此类言论只是修士评价其修会兄弟时所采用的激烈言辞。卡西安对贫困的呼吁对世人几乎并无影响,人们也并未面临此种孤注一掷的选择,基督教关于财富的常识对他们已经足够:即使某人不愿成为修士,他还可以成为良善富人中的一员。慷慨、团结、宽恕并救助罪人也成为平信徒应有的美德,它们也成为5世纪的高卢以及随后诸世纪中使平信徒获得赞美的必要德行。如今,也只有在修道院的狭小范畴内才有必要面对“针眼”——完全摒弃财富的想法。财富也不再是广泛而模糊的焦虑感的来源,而是为富人们提供了明确的作用:或选择保有富裕,并以捐献人和赞助人身份成为教会支柱,或选择进入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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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88 不过,该是我们将目光转回到勒兰的时候了,看看当卡西安把“无财富修道院”的乌有乡消息带到普罗旺斯的时候,那里真正的修士与实际的平信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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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90 喀耳刻之岛:勒兰,400~4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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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92 当卡西安在428年前后将18卷《汇编》中的11卷题献给修道院院长贺诺拉图斯时,勒兰修道院已建立了二十余年。在勒兰修道院的支持者们看来(苛刻的卡西安可能未必完全认同他们的看法),这所修道院已经将埃及的修道传统带入高卢边缘地带。400~410年,被贺诺拉图斯选为修道院所在地的勒兰岛地势低洼、远离海岸,且由于暗礁和激流的存在而难以接近。不过,正是这片闷热而遍布蛇类的平地吸引了贺诺拉图斯,荒无人烟的勒兰岛也正是对埃及荒漠环境的效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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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94 不过,勒兰岛的真实环境则与上述有所不同。并非所有地中海的离岸岛屿都有荒凉的或是刻意保持着荒凉的面貌。利罗岛,即现今的玛格丽特岛,与勒兰岛相邻,仅有狭窄的海峡将其分隔,然而利罗岛上有引人注目的庄园,有船筏制造者在此定居,甚至还有被利古里亚海盗频繁造访的祭祀中心。[33] 受此影响,勒兰岛很快就不再是荒芜之地,而是转变为微缩且具有修道特征的另一个利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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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96 这一转变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体力劳动属于修士的共同义务。勒兰修道院的首份规章《四教父会规》(Rule of the Four Fathers )便明确规定,每位修士应坚持每日6小时的劳动,尽管那些修士对这一埃及式的严苛制度感到讶异,并对此颇有微词。[34] 不过,富有的新入修士将他们的私有奴隶带至勒兰后,勒兰岛的修道聚落才真正形成。这些定居下来的奴隶成为他们过去的主人的“兄弟”[35] ,他们的劳动也使原本脏乱不堪的勒兰成为极度繁荣的庄园。于是,想象中的荒岛便成为从巴利阿里群岛延伸至现今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岸、横穿整个地中海北岸的满布庄园的岛链的一部分。[36] 此外,来到勒兰的修士们也被鼓励向修道院进行捐献,而这是卡西安明确反对的。[37] 置身属于自己狭小而精良的地产之中——尽管被海洋与陆地分隔,一位勒兰般的修道院院长也不需要为劳动力失散的问题而担忧。同样的问题则致使如达尔达努斯一般的普通地主,为其在滨海阿尔卑斯行省附近的上游河谷中的农民们修建城墙,并让他们定居在其土地上,为他们提供保护。事实上,由顺从的修士们组成的劳动集体如其他任何类型的奴隶一样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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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498 基于上述原因,在通常与开阔乡村地带的庄园相联系的旧式修道生活频繁受到暴力浪潮威胁的时期,勒兰修道院应运而生。诺拉的保利努斯之友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很可能就是这一转变的受害者,他位于普利姆里亚库姆的庄园似乎靠近图卢兹与纳博纳之间的大道。在4世纪末的最后和平时期,普利姆里亚库姆成为邻近地区的大城市里志同道合的苦行主义者们的极佳聚会之所。但406年之后,当战乱之声响彻大道时,靠近主干道的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普利姆里亚库姆这片如同修道院般的聚落,连同它的洗礼堂以及两间满是绘画和铭文的教堂,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苏尔皮奇乌斯才发现,自己不得不当教士以求生存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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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500 当然,受到这一转变的影响的不止苏尔皮奇乌斯一人。高卢的圣马丁祭坛曾得到如塞维鲁一样的众多有闲阶级的庄园主们的支持,但在战乱后它也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沉寂,直至5世纪60年代才在位于图尔的圣马丁墓前得以恢复。[39] 与此相反,在勒兰地区,组织化的“圣徒之岛”被海洋包围,又刻意地维持着埃及式的勤劳风貌。它比此前曾经安定繁荣的高卢大部分地区显得更为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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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502 勒兰修士们仅用了十年时间便成功地在普罗旺斯教会中安插了自己的势力。贺诺拉图斯在428年前往阿尔勒,与他一样来自勒兰的亲戚希拉里也在430年成为阿尔勒主教。其他人也很快进入了其他教区,尤克里乌斯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尤克里乌斯原先是一位修士的世俗崇拜者,他与妻子最初定居在勒兰附近的利罗岛,正如诺拉的保利努斯与妻子特拉西娅选择在诺拉定居一样。但不久后,尤克里乌斯便渡海来到勒兰,并在435年成为里昂主教。勒兰修道院的另一位前任院长马克西穆斯则在433年成为里耶主教,继马克西穆斯之后成为勒兰修道院院长的杰出的福斯图斯,则在468年成为里耶主教。他们的经历表明,勒兰的确有“喀耳刻之岛”一般的魔力,是产生“惊人巨变”之处。塞壬海妖将人变成猪,然而勒兰岛却将罪人变成了圣徒,并以同样的魔力将他们派遣到世界各处的主教席位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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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27504 这样的事实众所周知,然而它并不容易解释。现代学者提出的解释之一是,由于勒兰修士们出身贵族阶层,他们并不会将修道生活当作漫长的履行义务之途,而会将其与贵族式的闲暇理想、一种从公众生活中淡出隐退的传统观念相联系。他们也由于对故土的忠诚以及贵族阶层的参政传统而选择回到高卢城市中担任主教。这些来自勒兰的主教在那些地区以朴素的基督徒方式维持着遭受蛮族威胁的罗马生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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