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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似乎不宜过分拘泥于这些言辞，毕竟里面的贵族观念已被有意模糊化了。在奥索尼乌斯时代，高卢地区的“贵族”还是一个易变的概念。许多人自称贵族，在追溯出身的时候有所夸饰（如奥索尼乌斯本人所明确表述的那样）。因此，我们应更谨慎、更清晰地认清与勒兰关系密切的修道运动的重要主角们的社会地位。以贺诺拉图斯和希拉里为例，他们很可能都出身于与“小型元老”——市议员阶层——相关的当地望族。在罗讷河谷地带的城市中，5世纪的市议会往往会自我标榜为“贵族议会”。[46] 不过这些自封的贵族很少使其视野逾越至其所在行省之外，他们充其量会在高卢其他行省占有土地或与其他城市发生关系，但从未成为4世纪声望显赫、影响力波及帝国全境的超级富豪式人物。[47] 在这些自封的贵族看来，曾属于诺拉的保利努斯那样的多行省贵族的世界在5世纪前二十五年就已成为永远逝去的“黄金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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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行省贵族与掌控帝国上层阶级的权贵之间的联系比4世纪显得更为薄弱。另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开始在帝国权力真正的代理人（那些来自高卢地区的特权阶级的成员，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家族与他的朋友们便属此列）与下层贵族间产生，也正是这些下层贵族而非与宫廷亲近的大家族，承担着应对蛮族入侵和绵延内战冲击的责任，我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勒兰修道圈的主要创立者们是以避难者身份来到普罗旺斯的。不过他们并非都能从蛮族面前全身而退，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家庭（如佩拉的保利努斯所遭遇的那样）由于405～406年大侵袭之后的十年中激烈的罗马内战而分散。[48] 在圣徒们的作品中始终有这种怨恨的倾向，其直接目标就是上层贵族及其盟友以及在5世纪的帝国行政机构中身居高位而引人注目的高卢统治者们。低层贵族的愤怒情绪则在萨尔维安对帝国高级官员的谴责书中最为显著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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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这样一个上层阶级分崩离析的社会中，第一代勒兰修士与他们周围的俗世间的关系犬牙交错。此时，修士们放弃贵族身份之后再获得该身份的言辞试图填补他们与自己所面对的俗世之间真实存在的裂隙。修士们很有可能仍然保持着些许贵族本色，但他们所处的高卢南部地区的社会状况与埃及相似。勒兰修士们在自己的“喀耳刻之岛”上已经使他们与普通贵族截然不同。事实上，在阿尔勒行政中心里掌握实权的人看来，勒兰修士们的价值正在于，他们与普通下层贵族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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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列王纪下》1：8）：作为主教的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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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20年代晚期，高卢管理层对合适主教的需求已十分迫切，他们已不再能够忽视城市中那些基督徒团体的领导者是谁了。主教们从5世纪10年代开始便被卷入内战。拉文纳宫廷的军事统领君士坦提乌斯于411年击溃君士坦丁三世，并于418年处理西哥特人事务后，便将阿尔勒主教区划入他在高卢南部地区的安定计划。他可能还在城市里修建了一座名为“君士坦提娅堂”的教堂，[49] 并任命自己的亲信帕托克鲁斯担任阿尔勒主教（412～426年在位）。但帕托克鲁斯因与政界过于接近而危及自身安全。他在426年被敌对派系的一名军官谋杀。在一个教会内部习惯于以激烈争论解决问题的时代，帕托克鲁斯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遭到暗杀的主教之一。是时候寻找更加可靠的主教人选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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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被认为可靠的主教人选显得十分奇特，他们是勒兰的修士，不过这也并不令人惊讶。马丁和百基拉的生涯已经证明，西部教会对财富的谈论往往有利于苦行主义者和持异见者。富裕者和有权势者之所以支持这些修士，确切地说是因为这些修士既与自己十分相似而又截然不同。作为苦行主义者，他们已与所处阶层中的一般成员相对立，并代表着一种与世俗截然相对的神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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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尖锐对立的局面十分关键。它保证了圣人的神圣性，以使他们能在平信徒身处险境时解其燃眉之急，并为其赐福赋权。通过来自勒兰的两位杰出修士——先是贺诺拉图斯，后是希拉里——迅速改变身份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对世俗庇护者而言，家族与阶层的联系尽管存在，但宗教考量更为重要。在这动荡之年，他们将勒兰修士视作属于自己的先知以利亚：“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列王纪下》1：8）但这些修士不再被视为任何“上层阶级”的成员，帕斯卡尔-格雷戈里·德拉热的精妙之语称其为代表着获得强大宗教力量的“局外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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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对这些担任主教的修士的期待不只是偶尔进行祝圣仪式。当贺诺拉图斯担任主教时，平信徒们十分相信，他们与其子孙和爱人的灵魂都将因他们对教会的奉献而获益。贺诺拉图斯对死者的祈祷也在彼岸世界发挥作用，但这不仅是因为贺诺拉图斯的祈祷富有成效。修士出身的贺诺拉图斯仍保持着节俭的习惯，这也确保了那些为死者捐献的财富不会失散或者仅仅浪费在展示上。[52] 修士出身的主教是怀着一种唯恐浪费的思想对教会财富进行管理的，但这种对浪费的恐惧并非来自卡西安，他的作品只与修道院而非教会财富相关。不过，这种基于完全极简主义的对待财富的态度则被卡西安关于修道贫困的著作磨砺得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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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矛盾的是，修士-主教们被证明是十分成功的筹财者。他们的成功之道在于，这些修士-主教素来以未受财富沾染以及洁身自好而知名。阿尔勒的希拉里（430～449年在位）在主教任上仍下田劳作，“尽管希拉里出身显贵之家且未有务农经历，他的身体条件也不适于这一活动”[53] 。希拉里还制造出了用于抽干海岸盐田中海水的器械。[54] 于是，希拉里曾经“为基督而从事农村劳动”的事实也在他的墓碑上被提及。[55] 不过，这种埃及修道模式中自给自足的刻意展示仅仅是为了增加财富向教会的流动。稍晚时候的一位作家也满怀自豪地以此语句纪念希拉里：“他不仅巩固着教会已有的财富，同时还使教会财富因获得来自信徒的大量遗赠而增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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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希拉里在平信徒中已经获得了“值得托付财富者”的名声，但修士希拉里的经历还是令人震惊，它与“贵族轻而易举就可转为主教”的观念并不相符。希拉里是作为唤醒普罗旺斯的先知从勒兰前往阿尔勒的，[57]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俗人关系网落实自己的崇高教会秩序理想，以使阿尔勒教区成为现代超级大都市一般的教区。此外，希拉里还建立起覆盖罗讷河流域的全新主教关系网。当然，毫不意外的是，这些主教大都是从与勒兰修道圈关系密切的人中选出的。[58] 希拉里还在城市间来回奔波，召集宗教会议，并按其意旨罢黜主教。[59] 444年时为应对教宗利奥一世的挑战，希拉里还在寒冬时节翻越阿尔卑斯山步行前往罗马。[60] 二人会面后立刻展开唇枪舌战，据利奥说，希拉里竟说些“俗人不该说，主教也不该听”[61]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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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教廷的角度来看，希拉里在高卢南部地区神奇的主宰表明，意大利的管理层已经对高卢地区的“地方罗马性”表现出不信任，这可被视为教会内部的“巴高达运动”——一种遍布帝国的教会政治的割据现象。正如445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在利奥的请求下）所言，希拉里“竟以一位鲁莽僭越者的身份，冒犯了帝国政府的权威”[62] 。可见，尽管希拉里以勒兰圣徒的英雄之名著称，但他并不总是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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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者的新兄弟之谊”：高卢南部的修士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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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于449年逝世，不过他在晚年时与利奥一世的那场著名冲突不应仅仅被孤立地看作一起争端，事实上，这标志着高卢地区长期以来积聚的怨恨已达巅峰。由希拉里这样的来自勒兰的修士-主教们所代表的教会治理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在意大利、非洲确立已久，且在西班牙以及高卢大部分地区广泛被人接受的教会秩序观念。地方基督教团体的社会秩序已处在危险之中：教会究竟是继续作为普通人的教会而存在，抑或通过如希拉里一般出身修士而个性鲜明的领导者们，将新型的教会领导方式自上而下地定为规范？这一发展似乎暗含着漠视平民和教士的联合的危险，这种联合使西部大多数行省中的教会保持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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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拉里和勒兰修道圈所代表的高压领导方式，令人对罗马主教收到的来自高卢许多城市的大量反修道诉求保持警惕。罗马方面的信件对此给予回应，他们对被强有力的勒兰圣徒们所排挤的当地教士们的不满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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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事件中，罗马主教们是基于一种将教士视为第三等级的强烈观念进行评判的。如我们所见，这样的观念从达马苏斯时代起就已在罗马发展起来。但这种罗马模式并不仅仅与罗马一地相关，它还是一种能够被各行省教会接受的模式，因为它适应了意大利以及其他许多行省中产生教士的市民团体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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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高卢城市中，教士与他们的主教们仍然是来自市议员和富裕平民的“小人物”。由于意识到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不稳定地位，教士们以一种强烈的特权观念团结起来，并效仿与他们社会地位相同的帝国行政机构的低级官员。教士生涯被认为与公务员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以求晋升的经历十分相似，低阶教士要想获得晋升要凭资历。因而较理想的情况是，能够从城镇的教士中选出主教，[63] 即主教是通过该城选区中的广大选民与教会进行合作而共同选出的。这是相对自由的选举，也不必总是受到来自他处的主教或地方权贵的干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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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卢南部地区许多城市中的教士都对修士声誉的增加做出了反应。428年，教宗塞莱斯廷在一封写给普罗旺斯主教的长信中回应了教士们的抱怨。塞莱斯廷指责这“由游方人士和外来者组成的新兄弟会……并非植根于教会内部，而是来自另外的宗教背景”[65] 。不过，小城镇中教士们的怨恨并不集中在普通修士身上，而是集中在那些有特权阶级背景、像勒兰修士们那样的“超级修士”身上。塞莱斯廷还坚称，这样的修士不应被选为凌驾于教士之上的主教。总之，此时身穿罗马式仪式袍服的教士阶层，将不会被那些身着怪异修士长袍、看起来像以利亚的人排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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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教会内部的差异分化”：阿奎丹的普罗斯佩尔在马赛，428～4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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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兴起的修士-主教势力也面临着一位打着奥古斯丁旗号的平信徒——阿奎丹的普罗斯佩尔的挑战。[66] 普罗斯佩尔是一位有强烈神学观念的已婚人士，兼具苏尔皮奇乌斯的锐利笔锋和诺拉的保利努斯的卓绝诗才。由于深受数十年有闲阶级文化的熏陶，普罗斯佩尔成为体现普罗旺斯基督教会特征——平信徒圈子与教会圈子保持着良好的共生关系——的典型。普罗斯佩尔并不认为，平信徒不该参与仅有教士和修道专家可以讨论的话题。于是，普罗斯佩尔将奥古斯丁奉为偶像，同时，渴求对手的他也在5世纪20年代从阿奎丹搬至马赛，并在抵达马赛伊始就以自己的方式与当地圣徒展开争论。428年奥古斯丁尚且在世时，普罗斯佩尔就曾试图使这位希波主教加入在他看来在马赛正在进行的、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讨论。普罗斯佩尔告诉奥古斯丁，他代表了“对关于恩典的完整教条的勇敢捍卫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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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年，普罗斯佩尔进一步与卡西安进行争论。他写作了一本名为《驳集解者》的小册子，以此回应他所谓的卡西安在《汇编》第13卷中对奥古斯丁恩典和自由意志观念的隐秘抨击。普罗斯佩尔甚至谴责卡西安还有伯拉纠派思想的残余。不过在这本小册子里，普罗斯佩尔用一化名指代卡西安，避免将他作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也因此消除了自己理解卡西安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细致观念的义务。作为一位“布道者”的卡西安就是普罗斯佩尔的“稻草人”。由于与奥古斯丁观念不同，卡西安被普罗斯佩尔视为当时流行的危险言论的代表人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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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马赛的圣徒们当然会毫不意外地以一种冷淡的方式记住了这位普罗斯佩尔。在他们看来，普罗斯佩尔脾气暴躁且极其固执，他对卡西安的抨击也不受待见。[69] 现代学者们也倾向于接受这一看法，他们认为普罗斯佩尔对卡西安的抨击是在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是“关于卡西安作品的特别轻率失当而影响广泛的解读”[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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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如此负面的评价，但普罗斯佩尔至少在一个问题上真正触及勒兰修士们的痛处。普罗斯佩尔写作时，正是勒兰修士们开始担任作为政治中心的阿尔勒城的主教职位之时。普罗斯佩尔认为，应以严格的神学观念审视这些人的任职资格。在他看来，这些来自勒兰、有一定世俗背景的修士只是简单地将文化、阶层和苦行实践方面的优越性带到城市之中。但他们是否想过这个问题：自己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上帝之恩典，还是部分出于他们的经历——出于由其不依赖于上帝恩典的独立意志累积的善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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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普罗斯佩尔所做的不仅是像神学家一样写作一部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作品，他还关注基督教团体的结构，并对卡西安卫道士般的话语进行讽刺。对普罗斯佩尔（若不是对那些更为同情卡西安的现代阐述者）来说，卡西安似乎是在保留一块人类自由意志的领地。虔诚的信徒们通过对上帝的服务将珍贵的自由意志献给上帝，并将其完全置于上帝手中，任其使用。但在普罗斯佩尔看来，即使是这种谦卑的态度也值得警惕，他认为，仅仅是提及自由意志都会是危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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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斯佩尔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将“自由意志”视为一个抽象的客观中立的社会学观念。“自由意志”同样是能体现拥有社会文化优势的符号。一旦信徒们宣称他们的部分行动是按照其自由意志、独立于上帝恩典完成的，就会使引向良善宗教行为的善意变得具有社会学上的暗示。此外，以自由意志接近上帝的人可能会思考（其他人也可能这么想）因自由意志而获得的包括文化、阶层、苦行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文化优势。这样一来，教会就将被自封圣徒的精英们统治，其称圣也源自社会背景和修道资历，一如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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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考虑，普罗斯佩尔宣称，卡西安的观念会导致一场重大的“同一教会内部的差异分化”[72] 。在普罗斯佩尔执拗地谴责卡西安时，可以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73] 普罗斯佩尔对卡西安的批判在于，卡西安可能暗示，有些人会被认为是更多地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服务上帝。那么，上帝会因为这些成就而对他们分外“珍视和接纳”。他们早就“心怀热忱，欣然响应上帝的召唤”[74] ，由此表明正是应该由他们领导基督徒团体：“（他们）充满荣耀……他们虔诚地凭一己之力，向上帝奉献那些他们并未（从上帝之处，而是从自己的过去）获得之物。”[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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