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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城市结构体系已经崩溃的世界。在破败萧条的城市景观中，一些活跃的居民聚居点十分显眼。[30] 基督教堂和罗马的礼拜堂也是这样，其中的一些已经得到修复，它们变成了城市生活中的乐土，如同这一时期的贵族宅邸一样。例如在461～468年，教宗希拉略在圣十字教堂（靠近拉特兰大教堂）的对面建立了一个喷泉和一个由明亮颜色的大理石制成的门廊。他还向圣劳伦斯的城郊礼拜堂捐赠了一个小型宅邸大厅、一个室内浴场、一个室外浴场，以及两座图书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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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仍然居住在这些宅邸之中的显赫家族将这座城市视为他们自己的。旧有城市食品配给制的混乱和作为替代品的供给体系规模的缩水，都使罗马居民更加依赖从贵族庄园获得的食物。尽管尚不明确，但我们仍可以合理推测，这时有许多罗马平民以门客的身份依附于贵族家庭来获得工作和食物。贵族们开始以罗马人民的主人身份行使权力。509年，哑剧的支持者们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开始嘲笑他们的庇护者（德西乌斯家族），德西乌斯仅派遣了武装奴隶进入圆形剧场就制裁了叛乱的门客。[32] 但在一个世纪以前，这种对待罗马人民的高压政策即使不会让西玛库斯丢掉性命，也至少会让他失去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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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贵族们比以前更有势力，但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富有。在这个世纪，传统的自我宣传形式实质上已经消亡了。除了少数场合，上层贵族都不再从其他贵族和崇拜者那里接收塑像。[33] 同样，不那么显赫的人物也无法享受那种4世纪的陵墓中让罗马基督徒引以为豪的大理石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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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居住在那里的贵族来说，罗马仍然是一个精彩纷呈的舞台。整个5世纪，元老院贵族们都努力在城市中创建一系列“孤立的博物馆”来奉献给心中挚爱的罗马。元老院周边的建筑（这里放置着埃提乌斯的雕塑）都被精心修复了。这些原本布满碎石的破败建筑被掩盖在全新的表面之下，广场的铺设也被维持着。[35] 这些努力不仅是以博物馆的方式来保存传统建筑的一次尝试，还与整个阶层的集体记忆有关，因为这些传统建筑强调了元老院及其历史的延续。4世纪晚期的异教徒领袖（比如尼克马库斯·弗拉维亚努斯）出现在刻有大篇铭文的雕塑作品上，并被重新置于公众视野之中。基督教元老也将他们的铭文刻在多神教祖先的铭文旁边，好像在强调这种与宗教无关的城市荣誉的延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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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形大剧场，这种延续罗马城市传统的决心体现得尤为明显。直到530年，大剧场里的座位仍然得到定期修理。[37] 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罗马最后的元老在密集人群中所坐的位置。元老们负责管理那些与西玛库斯和他的儿子曾经举办的竞技活动拥有同样内容（可能没有那么豪华）的公共活动。在小门密乌斯时代曾给大区长官赛会带来强烈刺激的角斗士没有在这一时期复兴。[38] 有时，雕刻在会场中用以分隔不同家族座位的十字架，为我们留下基督教时代的印记。[39] 但是这座巨大建筑之中发生的事情其实与基督教并无瓜葛，这里面唯一的声音来自罗马公民。438年，罗马大区长官弗拉维乌斯·保罗在一次地震之后修复了圆形大剧场。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罗马人民更大的幸福和欢乐”[40] 。与此同时，保罗和他的家庭正在专心地履行向圣保罗起的誓：他们对城墙外的圣保罗大教堂进行了捐赠，并精心地为教堂铺上了一层大理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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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救济和小规模救济：城市食品配给制、施舍与罗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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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5世纪中期和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罗马的两股完全不同的势力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罗马城中的世俗贵族在努力维持从4世纪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城市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罗马教宗和他的教士们正在试图以关心穷人的名义来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市人口之中。这时的关键问题就是重新定义到底谁才是“罗马人民”。只有这个要重新定义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此事发生在本书研究的时期的最后时段，即6世纪末），在人们对社会的想象中，“罗马人民”的概念和依赖于罗马主教关怀的“教会的穷人”的概念才能重叠起来。罗马教会，而非皇帝或贵族，成为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和支持者。这是关键性的改变。也只有在那时，罗马才可以真正被称为“教宗的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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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轻易理解的转变。初看之下，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救济的投入并不成比例。在城市食品配给和竞技上的投入远远超过在救济穷人上的投入。[42] 比如，在6世纪早期，拉文纳的主教是意大利最为富有的教会领导人，他每年花费3000索里达在救济穷人上。[43] 但在452年，仅仅是在因城市食品配给制而提供猪这一项上的花费就达到了每年14700索里达。[44] 一个世纪以前，元老院贵族的儿子们在几周内就会在大区长官赛会上花掉86400索里达，而这时，罗马教会的年收入仅为26000索里达。[45] 两种捐赠的规模与为满足两种需要而调动的财产数量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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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人们会回想起那场发生在8世纪唐朝皇帝的宫廷中的中国官僚之间的争论。随着佛教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保守的儒家学者（近似于在亚欧大陆多数地方都会出现的像西玛库斯和卡西奥多卢斯一样的人物）轻蔑地将佛教僧侣在困难时期给予的“小规模救济”——施舍、抚养孤儿、为穷人提供粥铺——拿来同皇帝以及官僚系统提供的“大规模救济”进行对比。他们认为只有从皇家仓库分发的食物救济（而非佛教僧侣提供的“小规模救济”）才能缓解地方的饥荒。[46] 在4世纪、5世纪和6世纪早期，许多勤勉认真的管理罗马食品配给制的官员（比如卡西奥多卢斯）也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基督徒也许会在饥荒的时代为穷人们提供一些施舍，其中一些人还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行事。比如，在5世纪70年代，生活在克莱蒙和罗讷河谷的高卢罗马贵族联合在一起来为城市运输食物，并且照料他们庄园中的饥民。[47] 但在中国，最终是由国家控制了大仓库并开展了大规模社会救济。正如卡西奥多卢斯告诉皇帝狄奥多里克的那样，对于一个罗马式的统治者来说，“最好的士兵……莫过于充实的粮仓”[48] 。在危机年代，开仓放粮或是转运粮食来支持罗马市民的行为（如狄奥多里克在500年访问罗马时所做的那样）仍被认为是证明皇帝慷慨的有力证据。与基督教关怀相联系的“小规模救济”在这时发挥的作用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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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卡西奥多卢斯这样的官僚看起来那样简单。“余粮储备”一直只是罗马食品配给制的一种理想状态。[49] 即使在4世纪，人们也会担心被严格指派给罗马市民的猪、粮食和油无法每年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数量被运送至罗马。在5世纪的进程中，罗马城市食品配给制和基督教为穷人提供的施舍之间的差距在规模上减小了。城市食品配给制提供的粮食数量以缓慢的速度减少，而基督教堂提供的粮食数量则逐渐增多，二者共同构成了罗马人民的安全网。当然这也依赖于教士们招揽捐赠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教士们为罗马的富裕家族提供了“要虔诚地使用财富”的指导思想。让我们继续研究他们是如何开始这一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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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下的庄园管理者”：德米提雅斯、普罗斯佩尔和财富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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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奥一世担任教宗期间（440～461），教会募集财产的手段大大发展了。在十年以前，即433年前后，一位与持错误理念的萨尔维安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从马赛来到了罗马。普罗斯佩尔，这位好斗的奥古斯丁主义的捍卫者（我们在第25章中讨论过他），以教宗秘书和顾问的身份拜访罗马。他对有关富裕基督徒如何处理财产的问题持有自己的明确看法。他有关这一问题的作品是一封写给德米提雅斯的信，题名是《论真谦卑》。[50] 如果普罗斯佩尔是这封信的作者，那么这封信就一定相当于呈递给一位显赫妇人的拜访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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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30年代，德米提雅斯是一位4世纪罗马黄金时代的亲历者，她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孙女。我们上次讨论过，她于413年在迦太基作为贞女举行祝圣礼时，从哲罗姆和伯拉纠那里收到了有关精神方面的建议书信。现在她居住在距离罗马城3英里之外的一个靠近拉蒂纳大道的庄园中。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她在自己庄园的中央庭院上修建了一座奉献给圣斯蒂芬的教堂。尽管教堂是在教宗利奥一世的敦促和一位罗马司铎的帮助之下才修建完成的，但她实际拥有这座礼拜堂。该教堂坐落于她的庄园中央，有可能正是作为她的陵墓而修建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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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论真谦卑》是由普罗斯佩尔还是其他人写就的，作者都是以德米提雅斯门客的身份进行创作的。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展示他的才能。他向德米提雅斯和她身边的人展示了，一位像普罗斯佩尔一样坚定持有奥古斯丁派观点的人是如何思考她家的神圣财富的。这篇有关谦卑的论文讨论的主题事实上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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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有关财富的尖锐判断：财富应以教会的名义被使用。这位作者是严肃的奥古斯丁派作家，与伯拉纠不同，他早在二十年前便向德米提雅斯否认了任何“天赋高贵”的意义。他认为德米提雅斯与其他人一样负有原罪，她的美德是通过上帝这唯一的途径获得的，而且她的美德并非如伯拉纠所暗示的那样自然地从家世中发展出来。[52] 无所不能的上帝之手将天启放到了德米提雅斯心中，同时也将她置于巨大的财富之中。因为这些财富并不会让她腐败堕落，所以她并不需要抛弃这些财产（像德米提雅斯年幼时代的小梅兰尼娅和皮尼亚努斯所做的那样）。一旦她的心灵通过上帝的天启与财富分离，她就可以用洒脱的态度并怀抱强烈的使命感来处理她的财富，就如同从一个位于财富之外的阿基米德杠杆支点来管理它一样。她不是财富的所有者，而是财富的管理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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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笔触非常清晰。他不像有关财富的古老陈词滥调那样，喋喋不休地要求德米提雅斯学会自我约束或是变得更加慷慨。他将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描述成一种与上帝之间的联系。财富是上帝赐予我们并要求我们管理的一份恩典。德米提雅斯不再将她自己当作广阔土地的拥有者，而是当作庄园的管理者，一位被派来管理上帝财产的代理人。贵族们认真管理着庄园，而且庄园收入的一个固定部分被以救济穷人的名义给予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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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救济穷人的善行和教堂的使用而管理财产，他们不应该以其他任何方式来对待他们的财富。他们就好像签订了作为财产管理者的合约一样来履行责任。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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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米提雅斯不仅仅被要求为穷人捐赠，她还被鼓励用她的财产来支持由于服从而凝聚在一起的整个等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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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的第一个用处就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良好的秩序，并体现出神圣的恩典是怎样将我们的社会编织在一起的。当“人们彼此恭敬与推让的时候”（《罗马书》12：10），可以增强爱……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乐于服务，社会上层的人也不因骄傲而膨胀；穷人承认富人的特权，而富人则平等地对待穷人，并乐于帮助他们。这样，上层人士不会因他们家世的高贵而骄傲，穷人也不会以分享人类福祉的名义而暴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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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而神圣的募集”：教宗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的布道，以及罗马贫民概念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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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说法也为教宗利奥一世所采纳。事实上，利奥一世的说辞和《论真谦卑》太过相似，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是他而非普罗斯佩尔才是此书的作者。利奥一世深深接受了奥古斯丁派对于财富的看法。在布道中，他经常将财富作为人生中一件天意使然的事情。财富应该建立在一种“理所当然”的基础上。对他而言，财富是怎样被获得的不再成为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如何使用财富：“因为尽管我们无法创造世界，但我们仍可以将上帝恩赐给我们的事物加以充分利用。”[56] 这显示了利奥一世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这种财富观念来塑造一种基督教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不张扬，又小心谨慎地超出贫民的迫切需要，从而保持了罗马的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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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40年代中期，利奥一世实施了一种针对贫民的特殊募集。它每年夏季举行，而这正是罗马普通居民生活拮据的时期。丰收之前的几个月天气炎热，充满了疾病与食物短缺。但这种教会募集活动被特意定在与7月初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举行的阿波罗神节赛会同时举办。所以，这几个星期的开支非常大。《354年日历》在7月份绘制了一个满是金币的大口袋，它代表着这个时期在赛会上的巨大花费。[57] 如我们在西玛库斯的例子中所见到的一样，其中一些游戏是由元老院家族为他们担任执政官或大法官的子嗣们举办的。在这种场合，西玛库斯为小门密乌斯在一个星期内就花费了相当于罗马教会年收入三倍的财富。利奥一世曾经直言，募集的一个目的就是抵消这些赛会的影响。他甚至声称，这种募集行为可以追溯到“偶像崇拜的时代”，而在那时，一小批英勇的基督徒团体的互相施舍行为在多神教罗马的背景下显得十分特别。[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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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募集活动是一场象征统一的盛会。利奥一世期待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在邻近的教堂中聚集，并自愿为穷人提供一些东西作为施舍。[59] 考虑到罗马教宗与地方教会中的教士之间的关系相当脆弱——因为地方教堂在很多情况下都显示出具有相对于主教的独立性——利奥一世的募集活动象征着一次史无前例的展示教宗影响力的活动。通过这种募集，他希望将所有的罗马基督徒都吸引到一条通往神圣的道路上。此外，这还是一场象征团结的盛会。捐赠由上帝未经分化的子民共同提供。穷人们被鼓舞去相信他们与富人做出了同样的贡献。[60] 慈善并不是一种让富人通过捐赠来炫耀他们优越性的活动。利奥一世十分注意为普通人甚至穷人保留空间。正是“大家的财产”才让这种自愿而神圣的募集活动成为现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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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是谁接受了这些捐赠呢？这时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对穷人的定义。在罗马的不同地区中，施舍无疑会被立刻分发给那些赤贫的人。事实上，在一次充满戏剧性并且仍有些神秘的突发事件中，罗马助祭提图斯在426年给穷人分发救济时被罗马领导人菲利克斯的手下刺杀。据说菲利克斯还在同一年策划了对阿尔勒主教帕托克鲁斯的刺杀。[62] （数年以后，菲利克斯和他的妻子帕多西娅——完全没有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为拉特兰主教座堂捐献了新的镶嵌画。）[63] 在5世纪20年代的紧张局势中，主要城市中的主教和罗马主要街区中的救济活动都开始承担起不曾有过的政治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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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照顾穷人的道路上比前人走得更远，他们将施舍与圣徒崇拜联系起来，确保了救济活动的神圣和统一。正如我们在诺拉的保利努斯对潘马奇乌斯为他妻子举办的纪念宴会的描述中所见，圣彼得教堂早已成为一个分发救济和让穷人获得食物的场所。利奥一世告诉富人，通过在圣彼得的庭院中分发救济，他们的粮仓（象征着对财富的留恋）将会得到补充——这些粮仓在来年的确更加丰盈。[64] 大教堂成为穷人们聚集的场所。在472年，罗马末代皇帝安提米乌希望在被废黜后和妻子一起逃脱，为了不被人发觉，他们“混入聚集在特拉斯提弗列的圣吉索刚教堂周围的乞丐中间”[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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