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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格雷戈里一世时期（590～604），城市食品配给制的“大规模救济”和基督教慈善的“小规模救济”已经融合。我们不能认为罗马教宗处心积虑地接管了城市食品配给制的残余部分。[71]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穷人提供了援助，而且他们所提供的东西正是罗马人民长久以来期待的。不同的是，现在是穷人而非罗马平民拥有获得资助的优先权。不过，社会关怀仍保持了以前的水平。在教宗格雷戈里一世的时代，罗马的3000名难民修女每年所接受的救济数量，相当于罗马市民曾经每年从城市食品配给制获得的数量。[72] 格雷戈里一世还确保罗马乞丐和那些“不体面”的穷人——贫困的贵族和其他城市成员——都同样真正继承了昔日罗马市民的特权。这些穷人的名字被准确地记载于保存在拉特兰宫殿的账本中。他们因成为“教会的穷人”而得到了生活水准上的保障。[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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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对穷人的救济上，罗马也是特别的：它的市民享有特权。罗马人民的一个最宝贵的特权就是得到其他人在产品和劳动力上的支持。格雷戈里继承了这一传统。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将战争中的蛮族战俘当成奴隶。为此，他用尽了办法，向负责奴隶贸易的地方统治者和将军们解释，他这样做是因为，让蛮族奴隶在教会土地上工作，就可以继续为生活在罗马的“教会的穷人”提供帮助。[74] 这种让奴隶们在位于罗马市郊（在那里奴隶占了大多数）的集中营中为穷人劳作的观点，像讽刺的悖论一样震惊了现代读者。然而，格雷戈里一世太像一个罗马人，以至于他觉得这种安排没什么不妥。在格雷戈里一世的罗马，教会的穷人成为曾经十分光荣的罗马市民——一个仍旧被蛮族世界供养的特权市民阶层——的化身，尽管衣着更加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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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上的一座教堂……为我所有……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由我自己建成”：财富和他们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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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预示着罗马教会最终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535年以后，皇帝查士丁尼的入侵给意大利带来的毁灭性战争真正抹平了教会和罗马贵族在财产上的差距。在战争之后，教会成为意大利遗留下来的唯一大地主。6世纪晚期，格雷戈里一世继承了和一个世纪以前大不相同的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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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500年前后，我们还不能预见到如此剧烈的变革。我们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局面”（再次借用菲德里克·马里奇的精确措辞）。[75] 世俗地主仍然广泛存在于罗马和意大利，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系列与教会财产的冲突关系之中。让我们看看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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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城和意大利的富人们并未像传统叙述所暗示的那样为教堂捐献了大量财产，教会的财产并非来自他们的捐献，而是在此之外积累起来的。皇帝、侍臣和一些相对低调的人士是5世纪罗马的主要捐赠者。教会一旦拥有了这些财产，元老阶层的地主就开始参与到捐赠之中。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既为了成为分布于各行省的自家地产上的教堂的建造者，也为了成为罗马公共秩序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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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一个5世纪末的主要捐赠者的案例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弗拉维乌斯·瓦利拉（也被称为提奥多比乌斯）并非罗马贵族的后裔。他是一位来自和宫廷联系紧密的哥特部落的军人，代表着帝国军事力量及其继承者——奥多瓦克统治下的意大利蛮族王国。而且这位军人在圆形大剧场的元老席拥有自己的座位。[76] 弗拉维乌斯·瓦利拉是整个5世纪最著名的基督教会的世俗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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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瓦利拉留给教宗辛普利修斯（468～483年在位）一座由朱尼乌斯·巴苏斯（331年担任执政官）在埃斯奎诺山上最早建立的华丽宅邸。这明显是一座世俗建筑，其彩色大理石镶板上画着巴苏斯乘着战车主持执政官赛会，并以胜利姿势挥动着他的手臂。[77] 辛普利修斯为宫殿祝圣，并使之成为教堂。教宗的献词清楚地显示，瓦利拉将宅邸捐赠给教会的行为——是以虔诚之心在行动——为他灵魂的善而服务。瓦利拉捐赠的宅邸通过祝圣礼转化为教堂——“被改造成天上的建筑”——并且成为瓦利拉在天堂所特别拥有的财产。通过虔诚的哥特人的捐赠行为，朝拜者们也了解到如何通过一系列交换来用尘世的财产争取天堂。[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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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诺拉的保利努斯的说法，而瓦利拉的这次捐赠也许还有其他更加世俗的理由。也许皇帝或奥多瓦克将这座宅邸和周边的土地作为没收地产，以奖赏的名义赐予了瓦利拉。将地产置于教会名下可以在政权因暴力而快速更迭的时代为他的家庭巩固这些财产，并为他自己寻求罗马教会的保护。[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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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情况如何，瓦利拉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成为一名诺拉的保利努斯的追随者。471年，他在自己的庄园建造了现在科尔努塔的圣母玛利亚教堂。从哈德良在蒂沃利的庄园可以眺望到这座教堂。它的奠基文件（一份中世纪令状汇编中有副本）称这座教堂被建造在一片“我正当拥有”的土地上——“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由我自己建成”。教堂被建造在庄园农场的旁边，附带一排被围栏精心保护的建筑，以及为教士准备的庭园。相当辉煌的配置让它成为小贾米拉。为圣餐礼准备的银制圣餐盘、圣餐杯和香炉都被摆放在祭坛之上。银制王冠和大烛台则被悬挂在祭坛上空，沿着正厅排列——“经城市人员测量，含有54磅7盎司银”。它大约价值650索里达，这与教宗达马苏斯在罗马给他的家族教堂捐献的银子数量相当。而且瓦利拉的教堂中还有77套不同的纺织品，并在指导下被小心翼翼地悬挂在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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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瓦利拉明确表示，一旦将来有任何主教或司铎妄图通过任何形式减损这一小片华丽乐土，无论是变卖其中的珍宝还是将它们转移到其他教会，这笔捐赠都将失效，整个地产将会被归还给瓦利拉或他的继承者们。[80] 在5世纪的进程中，在整个意大利，就是这类富人，开始将教堂视为他们在尘世中的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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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虔诚……在他（她）的地产上”：基督教和意大利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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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富人和基督教堂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必须观察远离罗马的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地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许多相似的教士和地主，他们正在适应非洲被汪达尔人攻陷后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经济变化。通过在5世纪末期和6世纪初期不断增加的教宗有关教会地产的来往书信，我们可以研究这个发展过程。而且如今这些证据可以被置于一个具体而生动的背景下来进行细致观察。这归功于一系列相当于“在意大利南部对古代晚期的重新发现”（多梅尼科·韦拉之语）的考古证据。[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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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汪达尔人的入侵（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一次东罗马舰队的惩罚性征伐（508年），以及一次维苏威火山的剧烈爆发（于507～510年的某个时间几乎埋葬了在贾米拉的保利努斯礼拜堂），意大利南部地区并没有受到摧毁了高卢和西班牙旧有秩序的险恶暴力环境的影响。此外，在意大利，与高卢不同的是，两个大型宫廷城市仍然被供养着——西海岸的罗马和亚得里亚海的拉文纳。西西里和阿普利亚被调整向两个城市提供支持。这两个地区在这一时期扩张的粮食种植土地（在小范围内）弥补了非洲方面城市食品配给供应的损失。总之，阿普利亚“燃烧”的土地，从萨莫奈的山峰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单一平原，成为意大利的新努米底亚——一个通过持续劳作和监管建立起来的粮仓。[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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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之中，朱利亚诺·沃尔佩和同事们的非凡工作为我们展现了在地主眼中崭新的意大利南部的面貌。在位于意大利东南和西南部分的阿普利亚、布鲁提乌姆和卢卡尼亚，他们发现了一些通过各种方式连接地产和出口的庄园。这些庄园各不相同。最近在法拉格拉（阿斯科利·萨特里亚诺，福贾南部）发现的庄园非常接近主干道路系统。它坐落在卡拉佩拉山谷中的山腰，旁边就是连接阿庇亚大道和特莱阿纳大道的道路。在一个由玻璃与大理石组成的镶板装饰的餐厅中央，放置着一个半圆形的座椅。座椅里面镶嵌着大理石，并且装饰有描写神秘仪式的浅浮雕镶嵌画。在炎热的日子中，餐厅前方的整个镶嵌画地板会被经由精巧设计而从邻近河流引来的水所覆盖，形成一层波光粼粼的水膜。在河流的旁边坐落着一个港口，负责转运庄园的产品。所有设施都建造于5世纪晚期，而这时，全高卢和西班牙的传统庄园都已经遭到废弃。[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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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庄园的所有者决定了在他们的庄园上兴建教堂。在这个方面，阿普利亚与4世纪的努米底亚完全不同。在阿普利亚，地主率先采取了行动。与奥古斯丁所在的非洲不同，这里没有那么多由于农民要求兴建教堂并拥有他们自己的教士而给社会上层造成的压力。教堂是由本地地主建造的，但是其中很少有来自元老院的地主。他们都是本地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事业蒸蒸日上的佃户——他们是通过租种皇室地产和其他身在外地的地主的田产致富的管理人员。比如对于阿奎丹的西哥特新贵廷臣（军事长官维克多提乌斯就是一例）来说，在5世纪建造一座教堂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划算的在乡间留下自己标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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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格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的信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生动描述。面对新建立的教堂，教宗格拉西乌斯对于捐献者的职责有清晰的认识。身为平信徒的捐献者希望建造一座教堂——“为了虔诚……在他（她）的地产上”——他们必须首先到主教那里进行实际捐赠（就如同弗拉维乌斯·瓦利拉为他的教堂在蒂沃利城外提供的捐赠一样），而且要由主教来给教堂祝圣，并推举司铎（尽管主教通常会挑选一位由地主推荐的候选人）。信徒的捐赠将会交给司铎。教堂的建造者本人只拥有“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拥有的”参与的权利。这意味着他除了在教堂中享用由他所提供的圣餐，并没有更多的特权。[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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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参与”一词本身经常包含更多的暗示。它源自虔诚的人们在向祭坛提供礼物时所组成的庄严队列。这是为捐助者进行公共捐赠所举行的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人们认为捐赠行为会被回报以赞赏，而且心怀感激的人将会授予捐赠者一些权利。但是，格拉西乌斯坚持认为，在教堂中举行的捐赠并不会让捐赠者和其他教堂会众的成员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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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猜测为什么格拉西乌斯会对世俗教堂的建造者们采取如此严厉的态度。他当时正在努力限制一些活跃群体，而他们对私人修建教堂的功用与地位持有特别设想。这些世俗捐赠者不会接受教宗的观点。在几个世纪中，教堂的拥有者都习惯于在他们的教堂中保持超出格拉西乌斯所许可的影响力。一些人将新建教堂中的捐赠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85] 而其他人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家族的可以服务整个地区的基地。马格提娅，一位地位很高的女士，来自邻近地区索拉（今弗罗西诺内），希望拥有一个墓葬教堂来安放她家庭中的死者。显然，她希望她的家庭陵墓可以作为教堂服务整个庄园，并且将会作为一个公众弥撒的中心对全体人口开放。格拉西乌斯削弱了马格提娅的教堂的影响。他规定，在她亲属的陵墓前只能举行为死者灵魂所做的小规模弥撒。事实上，作为一位女性平信徒，马格提娅被剥夺了除关心自己已故的亲人以外扮演其他任何宗教角色的权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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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造者也像马格提娅一样，认为他们的家庭陵墓可以作为教堂来为周边地区服务，尽管这些陵墓教堂包含非基督徒祖先的坟墓。人们甚至以死者的名义而奉献祷告，因为这些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名字与拥有这片土地的家庭密切相关。格拉西乌斯声称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他认为“如果基督教精神能够清楚地传播并深深扎根于这些地区”[87] ，这种事情便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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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并不是每个地主都有格拉西乌斯的“基督教精神”。他的书信至少在书面上代表了对古代罗马文化中将宗教与“朋友和家人”密切联系的看法的一种有力回击。从无法追忆的时代起，地主通过建造礼拜堂来精心安排宗教事务的情景就已经将乡村农民和地主联系在了一起。[88] 相反，格拉西乌斯书信的主要特征就是包含限制世俗捐献者权利的强烈决心，而这种尝试似乎让我们预见到了希尔德布兰德（教宗格雷戈里七世）以及参与11世纪教士授职权争论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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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到格拉西乌斯的主张，是因为希尔德布兰德的拥护者也支持他的观点。他们阅读格拉西乌斯的作品，并且摘录他的信件。格拉西乌斯大部分有关意大利教堂状况的书信都是残缺不全的，其中的一些信件片段被11世纪晚期的教会律师用来作为证据进行辩护，以抵御平信徒对教会的侵犯。[89] 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这些摘录，就会发现，平信徒和教宗的利益虽然时常冲突，却也时常达成一致。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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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神职人员的特权和庄园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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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在庄园上的建造，即刻引发了谁应该成为在其中服务的司铎的问题。成为一名教士——无论是司铎还是助祭——意味着“被置于神职人员的秩序序列之中”[90] 。“秩序序列”这个词和过去的“军事序列”一词类似，而这种军事序列曾经将帝国的官僚与其他人区别开来。通过使用“神职人员”一词，教宗的书信揭示，基督教的传播已经为乡村社会引入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那些积极进取的地方人物十分乐于通过加入教士群体进而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成员。借此，他们威胁要暗中颠覆地主对他们生活的控制。格拉西乌斯被告知，许多以前的奴隶都趁机成为司铎和助祭，还有更多的农夫——被登记为纳税人并永久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成为司铎和助祭。成为教士的道路将他们从这些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这一转变发生的时期，意大利南部的地主们正依靠自己的能力控制了大量依附劳动力，从而每年获得土地收成，将之作为自己财富的基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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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拉西乌斯可能过于严苛地限制了世俗建设者的权利，但他在对所属农民的控制问题上全力支持地主。他规定，授圣职礼将不会成为奴隶和依附农民逃离赋税的手段。494年，他向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主教们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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