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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庄园的所有者决定了在他们的庄园上兴建教堂。在这个方面，阿普利亚与4世纪的努米底亚完全不同。在阿普利亚，地主率先采取了行动。与奥古斯丁所在的非洲不同，这里没有那么多由于农民要求兴建教堂并拥有他们自己的教士而给社会上层造成的压力。教堂是由本地地主建造的，但是其中很少有来自元老院的地主。他们都是本地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事业蒸蒸日上的佃户——他们是通过租种皇室地产和其他身在外地的地主的田产致富的管理人员。比如对于阿奎丹的西哥特新贵廷臣（军事长官维克多提乌斯就是一例）来说，在5世纪建造一座教堂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划算的在乡间留下自己标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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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格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的信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生动描述。面对新建立的教堂，教宗格拉西乌斯对于捐献者的职责有清晰的认识。身为平信徒的捐献者希望建造一座教堂——“为了虔诚……在他（她）的地产上”——他们必须首先到主教那里进行实际捐赠（就如同弗拉维乌斯·瓦利拉为他的教堂在蒂沃利城外提供的捐赠一样），而且要由主教来给教堂祝圣，并推举司铎（尽管主教通常会挑选一位由地主推荐的候选人）。信徒的捐赠将会交给司铎。教堂的建造者本人只拥有“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拥有的”参与的权利。这意味着他除了在教堂中享用由他所提供的圣餐，并没有更多的特权。[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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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参与”一词本身经常包含更多的暗示。它源自虔诚的人们在向祭坛提供礼物时所组成的庄严队列。这是为捐助者进行公共捐赠所举行的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人们认为捐赠行为会被回报以赞赏，而且心怀感激的人将会授予捐赠者一些权利。但是，格拉西乌斯坚持认为，在教堂中举行的捐赠并不会让捐赠者和其他教堂会众的成员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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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猜测为什么格拉西乌斯会对世俗教堂的建造者们采取如此严厉的态度。他当时正在努力限制一些活跃群体，而他们对私人修建教堂的功用与地位持有特别设想。这些世俗捐赠者不会接受教宗的观点。在几个世纪中，教堂的拥有者都习惯于在他们的教堂中保持超出格拉西乌斯所许可的影响力。一些人将新建教堂中的捐赠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85] 而其他人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家族的可以服务整个地区的基地。马格提娅，一位地位很高的女士，来自邻近地区索拉（今弗罗西诺内），希望拥有一个墓葬教堂来安放她家庭中的死者。显然，她希望她的家庭陵墓可以作为教堂服务整个庄园，并且将会作为一个公众弥撒的中心对全体人口开放。格拉西乌斯削弱了马格提娅的教堂的影响。他规定，在她亲属的陵墓前只能举行为死者灵魂所做的小规模弥撒。事实上，作为一位女性平信徒，马格提娅被剥夺了除关心自己已故的亲人以外扮演其他任何宗教角色的权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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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造者也像马格提娅一样，认为他们的家庭陵墓可以作为教堂来为周边地区服务，尽管这些陵墓教堂包含非基督徒祖先的坟墓。人们甚至以死者的名义而奉献祷告，因为这些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名字与拥有这片土地的家庭密切相关。格拉西乌斯声称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他认为“如果基督教精神能够清楚地传播并深深扎根于这些地区”[87] ，这种事情便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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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并不是每个地主都有格拉西乌斯的“基督教精神”。他的书信至少在书面上代表了对古代罗马文化中将宗教与“朋友和家人”密切联系的看法的一种有力回击。从无法追忆的时代起，地主通过建造礼拜堂来精心安排宗教事务的情景就已经将乡村农民和地主联系在了一起。[88] 相反，格拉西乌斯书信的主要特征就是包含限制世俗捐献者权利的强烈决心，而这种尝试似乎让我们预见到了希尔德布兰德（教宗格雷戈里七世）以及参与11世纪教士授职权争论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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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到格拉西乌斯的主张，是因为希尔德布兰德的拥护者也支持他的观点。他们阅读格拉西乌斯的作品，并且摘录他的信件。格拉西乌斯大部分有关意大利教堂状况的书信都是残缺不全的，其中的一些信件片段被11世纪晚期的教会律师用来作为证据进行辩护，以抵御平信徒对教会的侵犯。[89] 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这些摘录，就会发现，平信徒和教宗的利益虽然时常冲突，却也时常达成一致。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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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神职人员的特权和庄园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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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在庄园上的建造，即刻引发了谁应该成为在其中服务的司铎的问题。成为一名教士——无论是司铎还是助祭——意味着“被置于神职人员的秩序序列之中”[90] 。“秩序序列”这个词和过去的“军事序列”一词类似，而这种军事序列曾经将帝国的官僚与其他人区别开来。通过使用“神职人员”一词，教宗的书信揭示，基督教的传播已经为乡村社会引入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那些积极进取的地方人物十分乐于通过加入教士群体进而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成员。借此，他们威胁要暗中颠覆地主对他们生活的控制。格拉西乌斯被告知，许多以前的奴隶都趁机成为司铎和助祭，还有更多的农夫——被登记为纳税人并永久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成为司铎和助祭。成为教士的道路将他们从这些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这一转变发生的时期，意大利南部的地主们正依靠自己的能力控制了大量依附劳动力，从而每年获得土地收成，将之作为自己财富的基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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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拉西乌斯可能过于严苛地限制了世俗建设者的权利，但他在对所属农民的控制问题上全力支持地主。他规定，授圣职礼将不会成为奴隶和依附农民逃离赋税的手段。494年，他向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主教们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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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各地的奴隶和世袭的依附农民借献身宗教生活的掩护而逃离法律的限制和庄园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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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必须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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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这种和基督教有关的行为违背他人的利益，或是颠覆由法律所确立的社会秩序。这样做同样是为了防止神职人员的高贵因这些低贱之人的加入而受到玷污。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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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教宗与富有的平信徒的看法完全一致。允许处于依附人身关系中的农民成为教士无疑会破坏社会秩序，而且无异于一种玷污——基督教会招牌上的一处污点。格拉西乌斯内心的想法与他的言辞是一致的。在他有关人类境况的考虑之中，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那些承担世袭义务的农民和那些无抵押负担的农民——之间的对立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与利奥一世类似，格拉西乌斯同样是一名奥古斯丁主义者。当他听说一位主教正在皮希努姆宣传伯拉纠派的教义时，格拉西乌斯立刻对此感到震惊。这位主教（恰好叫塞涅卡）曾声称婴儿没有原罪。塞涅卡主张婴儿不用在初生阶段接受洗礼，因为上帝已经在子宫中塑造了每一个人。所以，人类并没有从亚当那里继承原罪，所有人生而无罪，他们并没有继承需要通过洗礼才能得到救赎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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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塞涅卡的说法多么荒谬！对于格拉西乌斯来说，亘古以来的义务而非自由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毋庸置疑，大地产的社会隐喻在格拉西乌斯对塞涅卡主教的谴责中留下了影子。格拉西乌斯断言，没有人有权宣称人生而自由，所有人都继承了亚当的不自由。如同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一样，所有人都依附于罪过：“由于生而服从，人们注定附着于出生之地。”[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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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在这一时期，普罗旺斯的高卢作家们特地避免使用这种言论。他们承认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帝。但对于萨尔维安和福斯图斯·里耶那样的作家来说，这种依赖关系的隐喻一直以来都体现在一个贫穷作家与庇护人的往来关系上。在这种关系中，作家仍保持了自己的人身自由。相比之下，格拉西乌斯凭直觉将奴役和世袭义务当作人类境遇的主要隐喻。我们从中可以瞥见在5世纪意大利南部的大庄园中那些为“意大利的安宁”创造条件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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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救赎或是祈求灵魂的安宁……向代表穷人的神圣教会捐赠”：平信徒的遗产捐赠与教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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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拉西乌斯和其他教宗在社会秩序这一核心问题上安抚了平信徒地主，但是地主们继续以毫不减弱的怀疑眼光来看待教士群体。他们不希望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不尊重自己意愿的机构。弗拉维乌斯·瓦利拉的捐赠事件明确表明了所有捐赠者的忧虑。他们担心，一旦他们的财产落入教会之手，他们就会失去对相关事务的发言权。一座像其他乡间豪宅一样坚固而又精心装饰的宝贵房屋，可能在捐献以后会疏于维护，房屋中的神圣器皿可能被主教侵吞，或被转交给其他教堂，或是直接被出售以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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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们最大的忧虑来自教会对捐献土地的滥用，没有地方比罗马城更充斥着这种紧张的情绪。罗马的上层人士担心，他们先人捐献给教会的土地可能被雄心勃勃的教宗出售，目的是资助教会的救济计划或维护教会建筑。竞选教宗职位的人可能做得更糟：他们也许会许诺分配教会的土地来贿赂支持者。结果可能是教士凭借比他们身份更高的平信徒——那些向教会捐献的元老——的财产而变得非常富有。这首次引发了一个严重问题：如何平衡城市中教士和贵族的财产。在此之前，教宗和教士并未被元老和地主阶层视为对手，但在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这样的情况不再持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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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紧张关系和意大利北部的政权变动同时出现。在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退位以后，一位蛮族的铁腕人物奥多瓦克（476～493年在位）以意大利国王的身份取代了他。奥多瓦克一直留在拉文纳，而罗马则不再是皇帝驻留的地方。仅仅因为这个，奥多瓦克甚至就比以前的皇帝们更加依赖元老院的支持，因为元老院相当于政权的一个对外窗口。只有通过元老院，奥多瓦克才可以让帝国的古老中心感受到他的影响。元老的承认为他的临时政权赋予了令人欣慰的古老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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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奥多瓦克和他的继承者狄奥多里克（493～526年在位）都并非大公教徒，他们是阿里乌斯派教徒，所以基督徒中的宗教争论无法在他们的宫廷中得到解决。结果，国王们转向元老院求助。元老院恰是一个由平信徒组成的机构。尽管大部分元老虔信大公教，但他们并不依赖来自拉文纳宫廷的庇护，而教士们却无须如此。实际上，奥多瓦克和狄奥多里克都将元老院置于他们与教宗之间。他们将元老院视为罗马城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看守。正是身为看守的元老院，而非教宗和他的教士，才应该被授予监管教会财产的使用的职责。[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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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很快拥有了展示权力的机会。483年，教宗辛普利修斯在没有提名继承者的情况下去世。一场激烈的竞争将要来临。作为大区长官和缺席国王的代表，弗拉维乌斯·凯奇娜·德西乌斯·马克西穆斯·巴西里乌斯——大人物中的佼佼者，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召集教士们在圣彼得教堂附近的皇帝陵墓前集会。[95] 他和他的家族深谙财富之道，也对如何在罗马使用财富了如指掌。484年，他的兄弟德修斯·马略·维南提乌斯·巴西里乌斯希望用自己的钱完成圆形大剧场的舞台重建工作——作为献给罗马城的礼物。[96] 身为元老院的代表，马克西穆斯·巴西里乌斯希望向教士示范如何正确利用财产来为城市谋取福祉。他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向他们下达了最后通牒。他规定，未来的教宗选举将不会在没有事先征求国王和元老院意见的情况下进行。总之，任何教会的土地和任何教堂物品都不会以任何借口被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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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获得救赎或是祈求灵魂的安宁而向代表穷人的神圣教会捐赠的一切，都不能被转交给其他人。这样的行为是不公正的，且无异于亵渎神圣。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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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最后通牒所用的措辞十分古老。长期以来，捐献给教会的财产都被定义成捐献者为了自己的灵魂而给穷人提供的礼物。但在483年，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这个时期发生了第一次有关教会财产的公共讨论。巴西里乌斯的文件反映了新任务。教会已经变得十分富有，但是没有人知道，至少所有的教士都不知道这些财富具体该如何管理。没人能说出到底是谁在实际掌握着教会的财产。我们不假思索地谈论5世纪教会的财富时必须意识到，无论在概念上还是使用上，我们正在谈论的对象在过去实际上是十分混乱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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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没有人能够阐明主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来处理教会财产。至于他在处理教会财产时，到底需要从多大程度上顾及他的同僚和教士们的意见，人们也无法达成一致。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个人捐献者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愿望会被继续尊重的保证，而且他们的财产也没有得到不会为实现教会的总体目标而被分割或是转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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