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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堡里乌斯来自饱经战乱的高卢北部。[11] 他类似于萨尔维安——一位不是来到马赛，而是来到遥远的地中海南岸的非洲的难民。在奥古斯丁认识他以前，他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的私人财产。严格来说，他是作为“穷人”来到希波的——他没有任何能够声称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在那里，他定居了下来，作为一位有事业心的经营房地产的商人。他没有受到私人财富的侵蚀，并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有才能的资金筹集者。通过这样筹集资金，他在奥古斯丁的命令下建造了一所修道院、一个救济所和一座殉道者的小教堂。他甚至还购买了一处房产，这处房产被租了出去，为教会进一步带来了收入。然而，这些财产没有一丁点儿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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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列了雷堡里乌斯使用他所筹集到的钱财的诸多方式以后，奥古斯丁转向了教团，表明他们甚至不应该抱有那种想法，即任何显然为雷堡里乌斯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是作为整体的教会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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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让任何人说，“在司铎的房子里”“在司铎的房子前面”……这是司铎的房子。这（神职人员的修道院）是我的房子。除了上帝，他没有其他房子，而上帝的居所无处不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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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晚期，在将个人财富的痕迹从教会财产中抹去的做法中，很少有比奥古斯丁和希波的修士-教士之间这种最终的解决方法更加彻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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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世代中，奥古斯丁的话语继续引起思考。500～510年，朱里亚努斯·波美里乌斯——他本人是一位来自非洲的难民，是奥古斯丁的虔诚信徒——在阿尔勒撰写了《论默观生活》。在主教凯撒里乌斯时期（502～542年），阿尔勒是高卢最富裕和最有活力的主教教区。波美里乌斯的写作是为了劝说向往成为修士的人，成为修士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像凯撒里乌斯那样活跃的主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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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早期的高卢，重新向修士们保证他们可以成为主教，意味着劝服他们教会的财富是可以保留的。这些财富就在那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财富。波美里乌斯竭尽所能地证明，经手教会的财富并不会玷污他们或者损害他们的灵修生活，既过着沉思的生活又作为管理者是可能的。教会的财产以及它的所有者在名义上刻意地不拥有财产，这两者之间富有意味的分离是波美里乌斯论述的中心。波美里乌斯强调，按照老年奥古斯丁对财富与“管理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教会的财产可以被个人管理——实际上，甚至可以在个人手上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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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美里乌斯回顾了前一个世纪的主教。他赞扬阿尔勒的希拉里大大地增加了他主教教区的财富，[14] 他也赞扬了诺拉的保利努斯。在波美里乌斯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保利努斯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保利努斯——一位6世纪的保利努斯：精明的诺拉主教保利努斯，他“没有鄙视他教会中的财富，而是用极大的责任心管理着它”[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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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美里乌斯论述的中心观念是：教会的财富和其他财富不同。它不是个人的财富，那种会引起拥有者体内粗鄙的肾上腺素涌动的财富。它是一种好像是由来自更高处的冷漠的“管理者”所管理的财富。首先，它是神秘洗涤过的财富，也是一种通过与上帝的无数交易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是所有男人女人共同捐献给所有阶层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为了穷人的利益而筹集和管理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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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主教和神职人员”应该知道，教会的东西正是虔诚誓言的产物，是他们为了他们的罪恶所提供的各种代价。他们是“穷人继承的财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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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律中没有确切规定”给教会的捐赠：基督教的虔诚和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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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理所当然地拥有集体——教会、大学和大公司——中“非个人管理的财产”这一概念，所以需要在想象力上进行一次跳跃，来重新理解波美里乌斯关于无主财富的高端言论所藐视的是人们长期以来的常识这一点。罗马法承认集体——市议会、贸易协会以及类似的行会——的存在，但是，罗马的法学家们几乎没有确切地定义这些团体与它们的财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对于谁有权做决定和谁能够代表团体，法学家们并没有提供指导原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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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中，这一罗马法律思想上的空白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在312年规定：“任何人在去世时，都有自由将他所拥有的任何财产遗留给最神圣的和最尊贵的大公教会。”[18] 这是一条典型的涉及面广泛的敕令。乍一看，这条敕令似乎打开了财富涌向教会的闸门。然而，这并没有发生。这条法律的颁布只是因为捐赠给教会的遗产经常受到质疑，而且持续受到质疑。在临死前所立下的遗嘱中向教会遗赠，威胁到了继承者的继承权。正如我们在第26章所看到的那样，当我们讨论马赛的萨尔维安关于向教堂捐赠的论述时，教会可能的捐赠人与他本人家族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在5世纪特别尖锐的古老的罗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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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还不只是这样。这样的遗嘱不仅不受人们欢迎，以严格的罗马法标准来看，它们还很容易受到质疑。以“神圣和尊贵的教会”作为捐赠的接受者，基督教捐赠者称呼的是一个模糊的实体，而且这个实体的法律地位还不是完全确定的。主教们还没准备好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的法律中，“教会的公民人格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人为设定的”[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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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罗马法学家继续漠视君士坦丁的法律中一直存在的这种定义上的缺失。他们的动作是缓慢的。在基督教虔诚的语言和罗马法的规范之间，存在时间上的严重滞后。长时间以来，基督徒被鼓励去“向穷人”和“向基督”捐赠。如我们此前所见，对于像波美里乌斯这样的作家来说，教会的所有财产都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给穷人的捐赠。但在罗马法中，“基督”和“穷人”是模糊的术语，他们是“立嘱者难以用特定概念形容的个体”。[20] 作为一种潜在的会引起诉讼的因素，这些术语需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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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在5世纪30年代督促基督徒在遗嘱中念及基督的名字。[21] 而晚至530年，东部查士丁尼皇帝手下的罗马法学家仍然在展开工作，试图对基督徒的遗赠进行解释：“我们已经发现，遗赠中有许多内容在古代法律中没有确切规定。”一条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律条款提到了一位没有署名的捐赠者：“一位名人，受过良好的法律和修辞学教育。”他的遗嘱仅仅声明，“我们的主——基督”是受益人，这引起了复杂的诉讼。查士丁尼手下的法学家们试图让这种危险的、可以随意解释的遗赠指向一个明确的接受者——立遗嘱者所生活的城市的主教就是比较可取的对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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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论述含混不清的遗赠所引起的问题，罗马法学家们本能地选择了这种解决方法。他们倾向于选择主教。在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协会中，主教是一位明确的代表。赠送给教会的财物（无论以何种形式——遗产的一部分、遗产的全部、遗赠或者只是奉献）要写明“给某某地方的某某教会的某某主教”或者“给某某地方的某某教会，该教会的主教是某某”。[23] 结果，主教没有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仅仅只是其他人的财产的“管理者”。整个社会的共识仍然以罗马法为基础，这使他们成为主人，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样。[24] 我们将会看到，许多主教非常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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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贪婪已经在教会中增长了，就像在罗马帝国中那样”：主教和他们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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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并非每个主教都是奥古斯丁。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他主教不太在意，或者不太超脱于尘俗，还因为他们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两难处境。罗马法使他们成为主人，而基督教的观念则希望仅将他们看成管理者。他是他自己城市的教会财富的主人，一切都得自己决定。唯一限制他自主地使用这些财富的是一种得体的意识，而同僚的压力、行省的议事会和古代教会此前的规章制度（以宗教会议“教规”的形式，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发明的）不时地强化了这种意识。这些监督机制往往被证明是薄弱的。我们通常在这些限制失效时了解到一位主教的所作所为。在5世纪后期和6世纪，我们了解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充分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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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人说过，罗马帝国的体制是一种由暗杀来软化的独裁制。基督教主教在他自己教会中的地位也几乎是一样的。那是一种由直接的人身攻击来软化的独裁制。要限制主教对他教会的财产进行独裁统治，唯一办法就是公开指责他滥用这些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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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会在晚期罗马社会中所扮演的社会和经济角色的历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感激这种情况。我们获得的任何有关教会财产性质及其分配机制的证据，几乎都是来自对主教个人以某种方式滥用教会财物的管理权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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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指责时常发生。我们就来关注几个这一时期拉丁西方的例子。475年，教宗辛普利修斯发布了一条著名的规定，提及了教会收益的“罗马式”四重划分。他规定，这些收益将被划分为四等份，分配给主教、神职人员、穷人，还有一份是教会的维护经费。这是这一时期意大利教会经济最重要的证据。而它能够为我们所知，只是因为奥菲纳主教被他属下的神职人员指控将最近三年的收益全部据为己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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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6世纪早期拉文纳主教教区的年收益是12000索里达，这是极少数我们所拥有的古代晚期某个教会的收入数据之一。但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获得这一确切统计数据只是拉文纳教会内部冲突的结果。这场冲突致使一个由60名愤怒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去觐见教宗菲利克斯三世（526～530年在位）。这些神职人员前来要求他们在“罗马式”的收益四分法中的权利，而他们的主教拒绝支付给他们这笔钱。神职人员所规定的数目是3000索里达（这一数字乘以4，历史学家便得出，一个意大利主要的主教教区的年收益为12000索里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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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和无数其他事件表明，主教身边最吵闹和最冷酷的监督者并非普通人，而是他自己手下的神职人员。他们最密切关注的是主教对教会财富的使用。一位积极支持神职人员而反对其主教的匿名作者，在一份可能写于5世纪的文献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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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贪婪已经在教会中增长了，就像在罗马帝国中那样。人们利用与主教的名义相关的权力和影响力……缩减了整个助祭阶层的费用，使之为他们自己所用……而不幸的神职人员则上街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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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恶劣的主教冻结了司铎们的工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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