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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记住，贫穷在6世纪也有其特点。社会发生了变化。高卢、西班牙甚至是意大利的穷人不再是此前的布道者们所设想的城市中的民众——那些在4世纪拥挤的城市中构成永久的社会底层的“有组织的”穷人。6世纪西部的绝大部分穷人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并发性穷人”，他们的家庭被农业衰退（一些现代研究者假设，这可能不幸地表明了当时的气候异常）和战争摧毁，他们不得不以拦路抢劫为生。567年在图尔召开了宗教会议，此次会议除了要讨论诸多需要关注的事物，还不得不讨论如何团结起来预防即将发生的内战。“国王们的愤怒”所引发的威胁是将一大波新的难民送往城镇和村庄寻求食物和救济。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地方教区被鼓励要供养他们本地的穷人，而不是将这些穷人赶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救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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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图尔的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眼里）正是令人恐惧的、到处游荡的“并发性穷人”，让拉丁欧洲的主要圣地生出了闪闪发光的神圣光环。在图尔的圣马丁墓的庭院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天意本身就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将朝圣者和一些财富带给了被战争、农业灾害和生理上的残疾摧残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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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的圣马丁墓西侧入口的壁画描绘了寡妇奉献的故事，壁画下面镌刻了讨论救济的铭文，它提醒每位朝圣者“这条律法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有效”[37] 。来到圣马丁面前的人如果没有向聚集在陵墓外面大庭院里的穷人进行施舍（尤其是向陵墓周围那些获得教会特许的“登记在册者”施舍），那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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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规矩的朝圣者会带着食物和葡萄酒来供养穷人。一位妇女麻痹的胳膊痊愈了，这正是因为她不断地变换方式敲打穷人们平时聚集的餐桌。[38] 在乡间有更加可怕的景象。一位严重畸形的女孩最初被作为一个怪胎带到乡间展示，最后，她被遗弃在圣马丁的陵墓里，靠虔诚朝圣者的礼物维持生计。[39] 世俗的荣耀也会光顾下层。乌尔图戈塔王后（希尔德贝尔特一世的妻子）“赠送了许多礼物”，然后，她甚至敢穿过大庭院来到陵墓前，为了来到石棺前面对圣马丁本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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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尔的格雷戈里生动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圣地的许多情况。然而，我们对这些圣地外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有人怀疑，那里存在比格雷戈里所透露的人数更多的宗教流动人口，他们与贫困导致的居无定所联系在一起。高卢和西班牙地区隐修士洞穴中的涂鸦所显示的令人惊讶的证据表明，存在一定的由穷人和宗教性的游荡者所组成的令人不安的流动人口。他们就像旧俄国的“神棍”——声名狼藉的谣言和夸张的信仰故事的传播者。这些人的基督教不一定就是图尔的格雷戈里所提倡的精致的、大公教式的“虔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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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瘟疫和战争时期，危险的人物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从他们的追随者那里聚敛财富的速度（格雷戈里心怀恐惧地记载道，其中的一些追随者是神职人员）。591年，一位预言家在布尔日外开始了他的布道：“一群普通人向他围过来……他们送给他金子、银子和袍子。”[42] 585年，一位占卜者出现在了凡尔登城外：“她每天都在积累金银，在乡间走动时打扮得朱环翠绕，就好像她是某位神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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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赠予你），神圣的大公教会……所有基督的子民都在你那里为了减免他们的罪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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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来说，这些都是令人烦恼的事件。而对研究6世纪西部宗教观念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事件从另一方面展现出了一种十分普遍又难以描述的情形。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一样，都需要宗教事业。如我们之前所见，他们并不总是慷慨地进行施舍，他们也并不一定会被极度的虔诚所打动。然而，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从宗教人士（甚至是从极度古怪的占卜者、女预言家以及到处游荡的圣人）那里和宗教制度中获得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减免他们的罪，还有确保他们灵魂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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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捐赠者的轮廓和他们的目的奇怪地淡化了。可以说，与主导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教、修士和神职人员生动的形象相比，世俗捐赠者曝光不足。我们很容易进入教士的世界。单单是难以进入平信徒的世界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完全向我们封闭了。在整个欧洲西部，我们能够追寻的是一种进程，在其中，捐赠所带来的压力给教会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形态。一代又一代人以来，虔诚的捐赠者把他们时代的拉丁基督教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一个值得接受他们的礼物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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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的压力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在6世纪的基督教和之前的基督教之间制造了一条裂缝。此前的基督教是在古代世界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现在看起来虽然辉煌但也古怪。正如罗伯特·马库斯在他富有见识的小书《古代基督教的终结》中所指出的，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和大格雷戈里的时代之间（400～600）发生了深刻的变化。[44] 有情况表明，描述这种变化要比解释它更加容易。这种变化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神职人员的精英阶层在文化上的变化。这些特别的变化已经被马库斯出色地描述过了。他指出了发生在教会领导阶层思想家那里的这种文化枯竭、单一化以及“认知删除”的进程。对于此前一直被看成中性的社会和文化来说，这一进程导致了一种“世俗的撤退”和一种基督教价值观在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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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不只是如此。我们容易认为，马库斯所指的文化枯竭很容易去解释，这是由长年累月的战争和经济衰退所引起的文化资源集中于拉丁教会手中导致的。然而，“古代基督教的终结”发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文化多样性上的损失和认知视野上的受限。用这种观点来看待400～600年发生的事显得过于狭隘、过于知识论化。我们也必须看到基督教内部在目标上的一种重要变化。为了感受到这种引起目标转变的潮流的转向，我们必须将目光从神职人员身上移开，转向看起来晦暗不明的宗教馈赠，潮流正是从那里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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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有确切的证据。一些写在纸草上的遗嘱和特许状的原件在拉文纳和高卢地区的教堂金库里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揭示的是一股虔诚的力量，这股力量关注的是一种通过代祷来使某人的罪孽获得宽恕的需求。在整个西部地区，教会和类似的宗教机构接受遗赠是由于（用一份保存在拉文纳的纸草文献中的话来说）它们是“所有基督的子民都在里面为了减免他们的罪而祷告的地方”[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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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范文中，奥古斯丁有关用日常捐赠来赎罪的严肃观点和萨尔维安有关死后审判的夸张论述被结合到了一起。宗教性的捐赠被安置在末日审判（如同6世纪时所想象的那样）的宏大场景中，那是为最后的大赦所搭建的宏大剧场。[46] 这和《福音书》里所说的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31-46）宏大的末日景象里，基督（“人子”）将绵羊和山羊区别开来。那些怜悯他人的绵羊被安置在他的右手边，并且被迎入他的王国。然而，基督并不怜悯山羊，它们被告知“要往永刑里去”。相比之下，在6世纪，恰恰是那些潜在的山羊期待着基督的怜悯，它们期望通过圣徒们的调解获得怜悯。罪人们可以盼望在末日审判的最后时刻从上帝那里获得恩典——“赦免”“宽恕”。[47] 图尔的格雷戈里无疑提及了这样解决问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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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被安置在左手边（在那些注定要去地狱的山羊中间），马丁会俯身用神圣的右手将我从山羊中间拣选出来。他将我挡在他的身后，而天使们告诉王：“此人是圣马丁请求赦免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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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勒芒主教贝特拉姆立遗嘱时的想法。“至少获得宽恕”是他想要的：“愿上帝，借着他广施恩典的怜悯赐予某种赦免。”[49] 除了宽恕以外再提要求是不妥的。“荣耀”只属于圣徒。贝特拉姆继续呼求圣徒在末日审判时的调解，他起草了一份遗赠和宗教基金的清单，该清单最初写满了一卷7米长的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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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将宗教馈赠集中于某种单一目的的罕见现象。在基督教文化圈中，宗教馈赠成为有关一种“对代祷的活跃、虔诚”的核心交易。它的兴起最近受到了汤姆·赫德的关注。[50] 这种现象的意义值得谈论。代祷需要代祷者。在6世纪的西部，最有能力的代祷者被认为是那些在此世和彼世与捐赠者完全不同的人。问题就在于这种不同。一言以蔽之，前往死后伟大的彼岸世界的道路，有赖于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与普通基督徒有所不同的“他者”的人。穷人、修士、圣徒和为信众提供圣餐的司铎都分别——如果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看成代祷者。他们的能力来自他们的“他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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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可以解释拉丁基督教会是以何种方式开始被专职代祷机构像珊瑚礁一样包围的。这些机构中的许多机构在之前的几个世纪并没有获得如此显著的地位和如此清晰的功能，它们现在变得经常引人注目是由于它们的规模变小了。当时为穷人们建立的“登记在册者”团体、医院、救济所从来不足以消除存在于穷人周围令人阴郁的贫穷。但是，这些机构的主旨正是“小就是美”。这些被精心组织起来的群体使得穷人的“他者性”有条有理，因此也就让这种“他者性”有效地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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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完全是在6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如我们之前所见，4世纪基督教的话语逻辑经常摇摆在一条想象中的钢丝两端，一端是将穷人也纳入“兄弟”的范围中，另一端则是将他们看作“他者”——看成全然的外人，只有悖论性基督教式的怜悯才能够拥抱他们。6世纪代祷的逻辑全然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至少它是这么看待被拣选的穷人的。以现代人的人道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可能会因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被看成外人而非兄弟感到遗憾。[51] 然而，只有将这些人看成社会中最重要的他者，人们才会相信，圣马丁墓的庭院中的穷人以及其他圣地中的穷人会使向他们施舍的普通信徒前往难以想象的异样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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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6世纪忽然成为焦点，也正是基于这种寻找通过“他者”获得一条通往彼岸世界道路的想象逻辑。正如阿尔布雷希特·迪耶姆在他开创性的研究《修道体验》中所阐述的那样，6世纪时高卢和其他地方修道院的改革者们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出一种祷告的组织。尽管按照卡西安所提倡的埃及模式，修士们也要劳作，但这些祷告的组织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们几乎完全由平信徒的捐赠所供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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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此前，修道院是由灵修指导者个人建立的。人们认为，修道院院长要将他的弟子集合在他周围，于是便“创建”了修道院。而现在，在整个西部，一位虔诚的神职人员或是一位平信徒则可能会说，他或她“为”修道院院长及其修士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他们建立修道院，并且将精心建造的修道院捐赠出去，让修士或者修女在修道院里主持代祷性祷告。比如，位于圣莫里斯修道院（今瑞士瓦莱）的底比斯殉道者们的陵墓附属的修道院，是勃艮第国王西吉斯蒙德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为那里的修士们建造的。[53] 捐赠者以这样的方式表明，他们已经创造了一类他者，能够依靠这种人将他们带到上帝那里。正如6世纪末和7世纪的法兰克贵族和他们的国王建立的修道院所显示的那样，世俗的庇护人正准备将许多财富投在这些有着磁铁般吸引力的他者身上，这些人就生活在组织完善的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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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修士逐渐超过了穷人，成为基督教意象中有特权的他者，只有修士成了“神圣的穷人”。在一份同时代的修道院规章中，平信徒的捐赠在被带到礼拜堂后，通过修女和修士的祷告而立即神圣化，并且发挥功效。[55] 这种方式强调的是将“神圣的穷人”——只是修士和修女，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穷人——看成唯一真正可靠的他者，而这些真正的他者为了灵魂的平安而接受救济。一位4世纪的基督徒可能会惊讶于他们的摩尼教倾向。[56] 随着所有基督徒的罪孽的主要代祷人从穷人转变成修士，一种古代的基督教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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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简化：神职人员的“他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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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和7世纪的早期，宗教捐赠所产生的压力导致了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作为捐赠者，平信徒开始强调神职人员应该和普通人完全不同。如果神职人员不这么做的话，给教会的捐赠就不会对减免捐赠者的罪孽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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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神职人员的“他者化”进程。他们形成了一个圣职者阶层。他们的穿着、发型以及性行为都逐渐被要求与平信徒有彻底的区分。宗教服饰开始与世俗服饰有明显的区别。[57] 在神职人员和修道院的生活中，削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值得注意的是，削发并不来源于任何神职人员的规章，它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变化。剔除毛发（包括胡子以及头顶的毛发）长期以来被罗马人看成一种特别奉献的标志。平信徒要求神职人员有一种标志，削发就是对这种要求的回应。作为圣职者阶层，这些为平信徒代祷的人通过剃去头顶的头发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一种古代毛发习俗中源远流长的仪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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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所有等级的神职人员都被要求节欲。400～500年，拉丁基督教会的每位神职人员——主教、司铎、助祭，甚至是副助祭——都开始被要求永久性地戒除性生活。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也是稳步发展的，在不同的地区发展速度不同。因为在圣餐礼的各种时刻，他们的手会碰触到圣洁的东西——基督的体和血，以及盛这些神圣物质的盘子和容器（圣餐盘和圣餐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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