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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约翰一书》2：17），然而，转交给教堂和圣人陵墓或者转交给穷人的东西将会永久地存续。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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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捐赠者来说，财富并不会阻碍通往天国的道路。相反，当向教会捐赠时，财富打开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快速通道，也揭示了财产和机构的前景，这种机构可能会有不可估量的未来，因为它们沐浴在天国永恒财宝的柔和光辉中。它们是这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永恒的绿洲。这些特许状表达的愿望几乎都实现了。616年主教贝特拉姆在勒芒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1789年，634年富裕的助祭阿达吉泽尔·格里莫在特里尔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了拿破仑时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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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神圣的方堂中的光在晚上一刻也不能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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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总结一下，宗教捐赠在方式和目标上的变化如何致使400年和600年的基督教变得不太一样。一位奥古斯丁时代的基督徒，如果他或她拜访一下600年的方堂就可能会注意到某些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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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祭坛看的话，我们的访问者可能会注意到，某些嘈杂而吵闹的仪式不再出现了。在许多地区，信徒们不再带着捐赠品独自走到祭坛前。当捐赠者们的名字被大声宣读时，他们也不再受到群众的欢呼。弥撒仪式也不再在平信徒进行庄严的捐赠时达到一次高潮。相反，弥撒已经成为一种只能由神职人员提供的崇高献祭。摆放在祭坛前、盛满了基督的体和血的金银容器是真正的供品，它们只能由司铎代表平信徒献给上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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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会本身来看，光的质量也是不同的。400年，在罗马、迦太基以及其他地方的方堂中，光线看起来是从外面开阔的庭院中汇聚到有立柱的大厅里的，散发着香气的蜡烛在方堂中闪闪发光，而这种光辉清晰地展现出了基督教社群普遍的辉煌和欢欣。在600年，新建造的教堂将会变得更小，但此时它们本身即拥有魔术般的永恒之光。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6世纪镶嵌画艺术家们最大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白天被留在艺术中”[91] 的世界。捐赠者们还用无数的油灯和大蜡烛增添了这个世界的光亮。他们的捐赠或许并不比前人更多，但此时他们的捐赠远比此前更加持续，并且有明确的目的。勒芒的贝特拉姆在他的遗嘱中强调：“这座神圣的方堂中的光在晚上一刻也不能熄灭，这样它就能够一直不停地发光。”[92] 此时，地中海各地的橄榄油运输日益成为一项困难的工作。教堂里点灯用的灯油（曾经是普通的日用品）和中亚地区用来包裹宏伟佛像的成捆的中国丝绸一样，几乎成为一种神圣奢侈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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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光代表了天堂，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天堂中的某个灵魂。在贝特拉姆的陵墓中用很大代价维持着的光亮，体现了这位伟大的主教如今安息在永恒不变的光所照耀的世界中。这也是一种转变。那些在400年聆听奥古斯丁或者类似布道者讲道的人不会怀疑，他们属于一个正在迈向天堂的团体，而到了600年，教堂本身成为一个小型的天堂。在一座到处充满着油灯和蜡烛光照的小教堂里，一般的信徒不太会觉得他们属于必将前往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幸福团体，他们反而会用既恐惧又渴望的眼神直接注视着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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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本身的地板也会向我们的访问者述说类似的故事。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一些零散的小块镶嵌画的板绘装点了4世纪建立在意大利北部阿奎利亚以及伊斯特里亚的方堂。而在6世纪，这些板绘所显示出的不再是一个由小捐赠者支持的社群。捐赠者的级别被定义得更加明确，为低级别的人所留下的空间比较小，只有地方社会上的领袖人物会被展示。在550年前后，当格拉多主教座堂地板上的镶嵌画制作完成时，当地的精英、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名字围绕着主教的献堂铭文被有意地按照相应的等级排列着。[94] 在伊斯特里亚的波雷奇，伟大的管理型主教尤弗拉西的方堂，是在一座曾经由下层民众建造的教堂的基础上建造的，早先的地板被掩埋了，这些早先的地板上曾经装饰着描绘捐赠者的板绘，捐赠者包括克拉默苏斯、“孩子们的老师”、他的妻子泽孔迪娜，还有其他的教区居民。他们每人都捐献了一块价值在3索里达左右的板绘。在尤弗拉西宏伟的新教堂里面，情况却并非如此。那是一座以主教为首的精英们的教堂，而不是一座依靠下层民众及其家族维持的教堂。[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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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献词的语气也微妙地改变了。用韦勒·沃兰托精辟的话来说：“捐赠不再被看作为了社群和家族的荣耀，而是成为一种上帝和个别信徒之间的个人性事务。”[96] 可以说，镶嵌画的捐赠者不会再在方堂中环顾四周，去欣赏或向他们的社群展示他们的捐赠，他们会往上看，将他们的灵魂安放在上帝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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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雷奇的尤弗拉西的方堂中，排在半圆形后殿的后墙边、用美丽的大理石制作而成的司铎们的长凳，最能清晰地体现这种变化。[97] 从6世纪开始一直到11世纪，长凳周围的地方被涂画了。这些涂鸦中有波雷奇地区精英的名字和去世日期——既有平信徒的也有神职人员的，它们并不是随意刻上去的。刻写在珍贵的由大理石和珍珠母制作的板绘上的名字环绕着举行弥散的祭台。在两个世纪里，我们从克拉默苏斯满满的自信（他为他教堂的地板添加了一块廉价的新板绘，以增添他所在的基督教社群的荣耀）来到了一队精英沉默的名字中。名字的队列正在向祭台靠拢，在那里，圣餐礼上的祷告者正在为他们的名字吟咏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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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者及其捐赠目的的转变是时代变化的标杆。曾经在古代世界动荡的最后阶段繁荣一时的基督教社群，看起来已经远离了4世纪后期城市广场上温暖的光辉和简朴宽阔的教堂建筑，它的成员此时则在死后的光亮中追寻未来。我们可以猜测他们以这种方式否定了他们真正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然而，这正是基督徒愿意将钱花在教会上，为灵魂的漫长旅途做准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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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Tedeschi，Congeries lapidum：Iscrizioni Britanniche dei secoli V-VII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Centro di Cultura Medievale （Pisa：Scuola Normale Superiore，2005），Gso-7 at 117-19 with plate 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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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enantius Fortunatus，Carmina 3.5.9 and 3.8.17，Reydellet，1：91，98；5.3.5，Reydellet，1：17；Roberts，The Humblest Sparrow ，17-27，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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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iardina，“Amor civi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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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Inscriptions of Roman Tripolitania ，ed. J.M. Reynolds and J.B. Ward Perkins （London：British School at Rome，1952），no. 603 at p. 159；另参见Lepelley，Les cités de l’Afrique romaine ，2：353 with 348n63。这一术语有迦太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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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ed. M. Senellart，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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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ed. M. Senellart，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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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ed. M. Senellart，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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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ed. M. Senellart，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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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enantius Fortunatus，Carmina 4.9.10 and 4.9.24，Reydellet，1：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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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illett，Envoy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Antique West ，178-83很有意义地纠正了这种以主教为中心的观点。在沙维什的伊达提乌斯所记载的41个使节团中，只有2个是由主教率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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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regory of Tours，Histories 9.30，可对比Histories 4.2，4.16，5.23，and 6.45. 特别参见J. Strothmann，“Königsherrschaft oder nachantike Staatlichkeit？Merowingische Monetarmünzen als Quelle für die politische Ordnung des Frankenreichs，” Millennium 5 （2008）：353-81；以及M. Hardt，Gold und Herrschaft：Die Schätze europäischer Könige und Fürsten im ersten Jahrtausend （Berlin：Akademie Verlag，2004），1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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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oseby，“Decline and Change，” 特别见p.92，它有力地批评了如今对城市中主教权力的过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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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racco Ruggini，Economia e società nell’ “Italia annonaria ，” 333-35 有关米兰的达提乌斯主教在535～536年的大饥荒期间的活动，主教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主教的财富（作为米兰教会财富的管理者），而不是任何体制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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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A. Cecconi，“Crisi e trasformazioni del governo municipale in Occidente fra IV e VI secolo，” in Die Stadt in der Spätantike ，285-318 正确地强调了城市统治方式发展的复杂性，其中并没有直接论述市议会的衰落和教会对它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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