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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潮汕基督宗教研究，在国际学术圈子里，也是一个值得发展但仍是有待发展的领域。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基督宗教之研究重心，已由研究整体转移至地方观点（local knowledge）的研究，学者们亦力求深入探讨基督宗教与地方社会及宗教的互动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的不同形式，及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区域差异。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之东北。在民国初，广东受餐基督徒人数已超过30万，是全国之冠。时至今日，广东教会里仍是潮语系的教会最为兴旺。因此，不论从历史看或是从现今看，研究潮汕基督宗教，就了解华南基督宗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们决定出版“潮汕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系列”的原因。这套丛书，广邀了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参与，从全球在地化、性别觉醒、建筑、历史、社会、文化、宗教、人生等向度切入，发掘蕴藏在潮汕基督宗教中的人文宝藏，以多元的视野为当下的新文明中宗教人文精神的深化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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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蒙李嘉诚基金会的鼎力支持，并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力合作，“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于2010年初正式成立，重点研究粤东地区基督宗教史、粤东各地基督宗教和其它宗教的现状、基督宗教哲学与神学、基督宗教与潮汕文化、基督宗教与社会之互动、基督宗教与妇女发展、基督宗教伦理学、基督宗教和学校教育、基督宗教和全人生命教育、基督宗教和慈善及医疗事业、潮人成就与潮人的宗教信仰等等。至今，我们已成功地汇聚了不少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并曾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及圆桌学术交流会议，还设立了相关的优配研究基金。2012年9月，“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基督教研究中心”亦得以成立，把潮汕基督宗教研究的工作再推上一层楼。本丛书得以面世，得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专业出版支持，我们深感荣幸。有各方的支持，我们深信，本丛书能给海内外学者及读者带来一种人文新视野，并为潮汕地区的基督宗教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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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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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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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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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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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教之间，尤其是东西方宗教之间的比较与对话在宗教学诞生之前就已出现。以中国为例，早在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本土之后，中西之间的宗教对话就已正式展开，无论是罗明坚最初的援佛排儒，还是利玛窦的合儒、补儒、超儒，都体现了基督教对中国本土宗教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而本土人士徐光启的“中西会通说”和杨光先的“请诛异教”主张则集中反映了儒学士人对基督教的两极态度。至于那场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国礼仪之争，更印证了实践意义上的宗教间的对话远比宗教学界内的对话要艰难得多，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甚至在三百年后将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F．Max Müller）也卷入进去。(1)当麦克斯·缪勒对伦敦会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等对儒学较为宽容的主张表达赞同的态度之后，反对理雅各的传教士居然以匿名方式在传教刊物上对麦克斯·缪勒进行教训批评，(2)以致后者不得不迎战，准备决一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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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当时争论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Deus或God的术语翻译问题、祭祖和祀孔问题。关于这场争论本身的缘起过程及其意义，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3)不过由这场论争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即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身份认同不仅成为基督徒自身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成为教外人士攻击基督教的一个关键着力点，“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类似言论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反复被提起，这导致本土基督徒必须反复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中国基督徒”，而这类证明言行的本身所预设的问题就是成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是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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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基督教的刻板印象，从清代禁教时期的“邪教”到近代的“洋教”，这种高度脸谱化的政治勾勒使中国基督教的真实形象相当程度上被掩盖，而其所形成的群体记忆则成为中国教会沉重的历史遗产。笔者多年前在广东潮汕做田野考察时发现，当地人在划分宗教信仰时将该区域所有的人划分为两类，即“拜老爷”者和“吃教”（潮州音“挟教”）者两类。所谓“拜老爷”是潮汕地区一种非常普遍的传统民间信仰，这里的“拜”是指一种对神明的祭祀活动，根据神明的等级来决定“拜”的规模，既有个人和家庭的私人崇拜活动，也有由地方精英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公开祭祀和游神赛会活动，“拜”的对象极为庞杂，既包含道教和佛教的神明，也包括各类地方神明，更包括列祖列宗。这里重要的是“拜老爷”者在当地不仅人数上占绝对多数，而且他们以是否“拜老爷”作为认同和区隔的标准，凡拜者自然是“我们”，否则就是作为另类的“他们”。而“吃教”的说法既包含对近代“洋教”的历史记忆，也是对当代基督徒群体信仰的一种价值判定，因为“拜”自然是一种神圣的崇拜，是真正的信仰活动，而拜的对象“老爷”实为中国地方社会文化符号象征的各类神明，而“吃教”的重点在“吃”，显然不是真正的信仰，且信的对象是外来之神，所以尽管“老爷宫”包括各种神庙祠堂，却将基督教堂排斥在外。令人惊讶的是，基督徒对本地民众的分类也是两类，即“信耶稣”（或“信天主”）者和“拜老爷”者，只不过将这一“信”一“拜”之间的价值判定倒转过来，即“我们”是有信仰者，而“他们”则是偶像崇拜者。应当指出的是，信徒与非信徒刻意将彼此区隔开来的现象并非只是一种地域性的个案，事实上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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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当下，而当下是绵延而来的历史。关于当前教会处境的解读，事实上与中国教会历史存在密切的关联，不过笔者无意回应中国人能否真正接纳基督教这样宏大问题的争论，(5)也不打算重新检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所谓排外主义传统的问题。(6)在笔者看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有无符合传教士标准的所谓真正的中国基督徒，也不是中国社会文化能否接纳外来的基督教，而是当时的中国基督徒究竟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换句话说，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经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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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不过其普世性是通过各种地域性的实际传播来展现的，作为信仰载体的基督徒本身就是由基督教的普世性和社会文化经验的地域性交互塑造的产物。因此中国基督徒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论证是否存在所谓真正的中国基督徒不仅是一种宗教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很难讲得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督徒”作为一个集合性概念，其本身仍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其属性是中国各地基督徒特征的综合，并不存在脱离地域性经验的一般“中国基督徒”，所以，本书的视角仍是通过地域性的个案来观察和分析近代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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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指的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并非局限于威廉·詹姆斯所指的宗教心理——(7)尽管宗教心理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重要对象，而是泛指基督徒的一般生活经历，它既包括基督徒的神圣生活的一面，也包含其与神圣生活密切相关联的世俗生活。在个体层面，本书将讨论生存境遇与个体皈依之间的关联；在社区层面，将讨论基督徒个体皈依对于家庭、家族的意义，讨论基层堂会教牧与信徒的生活；而在较为宏大的社会层面，则会讨论近代政教关系对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影响，因为在近代民族主义高唱入云的时代，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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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的是，作为一个非信徒来研究基督教史，其本身的立场很容易引起基督教界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研究基督教与其外部社会的互动关系，即主要研究“基督教与什么”，而不是“基督教是什么”的问题。与港台及海外学者相比，内地基督教学者多无教会背景，选择这种研究路径，回避信仰问题，尽管有可能被教会内学者视为隔靴搔痒，但其实是很明智的选择。至于选择基督徒的宗教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直面其信仰生活，则可能带有较大的风险，会受到无宗教经验者如何研究宗教经验的质疑。不过，只要不持绝对的信仰主义的态度，不将基督教研究作为基督教神学的附属物，(8)不将宗教经验过分神秘化，那么作为中国人经验生活一部分的基督徒的宗教经验被理解应不是困难之事，何况这些经验已经以史料的形式客观地保存下来，无论信教与否，均可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解读，而笔者的非信徒立场应是学术中立的一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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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史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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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主流学术界，在学界一度相当边缘化的中国基督史研究固然还不能算是一个积淀深厚的领域，但在经历了从“险学”到“显学”的转变之后，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海内外学者关于此领域的综述性著作就有多部，(9)因此本书不必对此作全面的梳理，只需对与研究题旨相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一初步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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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的本土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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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本土化（inculturation），是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一种历史现象和运动，它不但包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中国化问题，更涉及近代中国基督新教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运动，而从本土化视角研究中国基督教也是学界近年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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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多与中西交通史密切相关，(10)同时带有非常明确的传教史取向，而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11)而作为对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总结，王治心在1940年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该书以“本色化”立场撰写中国基督教史，出版后虽受到一些严厉批评，(12)但迄今仍被视为中文基督教史的典范之作。事实上，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很早就进入国际学界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视野，在1927年和1934年先后有两篇博士论文以此为题，(13)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著述无论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有可议之处，且带有较强的传教关怀取向，但这类开创性的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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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相关著述仍表现出明显的以传教士和差会为中心的取向。(1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柯文（Paul A．Cohen）“中国中心”说的影响，裴士丹（Daniel Bays）开始倡导对中国本土基督教的研究，并出版《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到当代》一书，收入20篇论文，该书的出版标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取向的重要转变。裴士丹本人一直重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研究，他对传教士在早期撰写的很有影响的中文小册子《两友相论》进行讨论，以此分析中国信徒对于善与恶、罪与拯救的认识(15)。裴士丹认为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自立教会和本土教会领袖，标志着中国教会走向成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