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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61 为了改变被动状况，宾、戴二人在浦（译音T’o-p’u）和庵埠等汕头周边的乡镇来回布道，历尽艰辛，虽然有一些效果，但总起来看仍不理想。本地人对这两个没有职业，整天在人群中宣传基督教的洋人非常疑惑，这促使两人反思以往的传教方法。由于西医、西药当时颇受欢迎，而戴德生本人也曾医好一位本地官员的疾病，该官员极力劝说戴德生在汕头开创医疗工作，宾、戴乃决定在汕头开办一所医院，至少也要开办一个诊所，尝试以医学作为传教的手段(125)。商议既定，戴德生于当年7月返回上海取医疗器械，到上海后才知道他的医疗器械已因房屋失火而焚毁(126)。结果，戴德生再也没有回汕头，后来，他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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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63 戴德生走后，宾为邻仍然坚持在汕头周围的城市和乡村传教，并且得到了两个潮州基督徒孙顺、李圆的协助(127)。当年8月19日宾为邻等乘船抵潮州府城，登岸送书，“民众颇多悦听”，潮州官府闻知，即派员将人与书一并带走，宾为邻与孙顺、李圆“皆被拘入署，先为邑宰所讯，复被委员所鞠”(128)。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为宾为邻写的传记中引一友人书信称，当时宾为邻被潮州官府拘讯时，地方官命令他双膝下跪听审，宾为邻则温言拒绝，并说，“我只能单膝下跪，正如见维多利亚女王一样；除了上帝——万王之王外我不能给任何人双膝下跪”。(129)地方官最后只得允其所请，并派人将他押往广州英国领事馆，但对于陪同宾为邻前往的两位中国教友则杖责四十后仍投入监狱(130)。县府送交的公文中对宾为邻穿中国服装、留辫子、讲中国话十分不满，认为这是伪装起来进行危害我国的勾当(131)。宾为邻到广州后，宝灵爵士（Bowring）教训了他一顿，命令他不得再回汕头，然后就释放了他(132)。不过宾为邻还是回到了汕头，并设法营救孙顺、李圆，两人很快出狱。1858年10月英国长老会要求宾为邻与在厦门传教的施饶理（Rev．George Smith）对调，次年2月宾为邻抵达厦门，仍在各乡传道(133)。1860年9月宾为邻由厦门返潮州，用数月时间，编纂了一部《潮腔神诗》，次年该书在汕头出版(134)。宾为邻于1861年7月离开汕头到福州。宾为邻是一位圣徒式的传教士，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在潮汕是如此，后来到北京传教仍是如此(135)。宾为邻在北方传教数年，于1868年4月4日病逝于奉天省的牛庄(136)。总的看来，宾为邻在潮汕地区的传教成绩并不显著，其间他没有使一个中国人真正信教(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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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65 从1831年郭士立到达南澳到1858年宾为邻离开汕头，这一阶段可以视为基督教在潮汕地区传播的前期准备阶段。从传教方面看，首先由于受到官方禁令的限制，布道活动主要在乡村进行，无法进入本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潮州府城，而且就是在乡村活动也因为没取得合法地位而困难重重；从信众方面看，信仰和崇拜多是个人行为，而没有发展成有组织的教会行为。但是，传教士们二十余年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毕竟为后来基督教在本地区的发展在人才、场所以及传教经验等方面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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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67 （三）三大传教组织在潮汕地区的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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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69 从1858年起，基督教在潮汕地区进入真正的发展时期。究其原因，首先是整体传教环境的改变。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失败后于1858年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增开包括潮州（后改汕头）在内的十个通商口岸，且外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和自由传教。从此，潮汕门户大开，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大量涌入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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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71 其次，基督教教会方面对本地区的传教给予了更高的重视。英国长老会在这一年将汕头教会列为“教士会汕头区会”，汕头正式成为英国长老会在中国的一个教区，从而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传教人员的配备上，除了上述已提及的施饶理外，1859年香港圣保罗书院的钟雅各（James Jones）来汕头做短期工作，至1860年返回，同年又增派玛坚绣（亦名金护尔，Rev．Hur．L．Mackenzie）来汕工作，次年1月玛坚绣率一些同工和执行委员抵达汕头，传教实力初步得到增强。1863年，英国长老会又派吴威凛医生（Dr．William Gauld）来做医学传道工作(138)。1866年5月，吴威凛夫人亦来汕头。同年7月，应汕头差会的迫切要求，长老会总会派万大卫（Rev．David Masson）赴华，11月万大卫由伦敦起程，到达中国海时因船遇风浪倾斜坠海溺亡。1869年10月，卓为廉（Rev．William Duffus）抵汕头。1874年11月，汲约翰也来潮汕传教(139)。长老会对汕头教区的重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根据1869年3月的统计，当时汕头教区已有按立的牧师3名，平信徒传教士1名，本地的传道助手10名，布道站及外展站（outstations）13个，教堂13座，教友141名，慕道友25名(140)，可以说是初具规模。1872年，英国长老会在汕头教区的外展站达到15个，分别是达濠、盐灶、仙洲、潮州府、葵潭、庵埠、黄冈、银沙、浮山、揭阳、棉湖、潮阳、西埔、河婆和沙巴港(141)。到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时已经有布道站和外展站22个，有组织的教会6个，教友480名(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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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73 英国长老会在潮汕不仅传教规模逐步扩大，而且在传教方式上也逐渐突破了游历布道的单一模式，医学传教和教育传教成为重要的手段。上述之吴威凛医生到汕头后，即开始从事医学传道，根据1864年吴威凛的报告，当时他的病人来自邻近的300多个乡村，其中有40多个麻风病人。由于医疗具有非常直观的效果，所以吴威凛的工作“对于教会来说是个极大的帮助”(143)。传教士可以利用诊治的机会向病人灌输基督教真理，其中住院病人是传教士关注的重点，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一般要求所有病人都参加宗教崇拜和宗教教育，早晨的会议一般由传教士主持，而晚上的会议则通常由助手来指导，所有医院雇用的人都是基督徒，目的在于加强医院的宗教气氛。由于病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许多地方是传教士从来没有去过的，这自然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吴威凛就认为医学传教可以减少人们对传教士及其所宣传的福音的敌意，使人们易于接受基督教的真理(144)。吴威凛在行医传教的同时，还注意培养本地助手，3名助手跟随他学习解剖、外科学和内科学(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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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75 教育传教的进展也比较顺利。《教会新报》刊登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863年基督教在汕头共有义学1所，学生15人，学校全部供给衣食，学堂1所，学生22人，校方只给教师俸禄(146)。参照其他记载，可知至少其中1所为施饶理在盐灶开办的学校(147)。1869年，英国长老会在汕头有走读男生20名(148)。1878年《教务杂志》刊登的一份统计资料称，英国长老会在汕头有男寄宿学校1所，学生36名；女子寄宿学校1所，学生17名；另有神道学校1所，学生5名(149)。在教堂和布道站开设学校并非英国长老会的创造，乃是当时基督教各差会在中国的通行做法，其最初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和实施西式教育，而是为了传教，开设义学或走读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普通信徒，而开办寄宿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中选拔布道人才，教育本身均被置于次要地位(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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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77 传教方式的多样化对于减少民教冲突，消除中西隔阂，扩大教会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如果真正想使基督教在本地站稳脚跟，使传教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仅仅在传教方式上做一些变通是远远不够的。能否在统治中心建立布道站，能否获得官府的赞同或默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潮州府城内的官绅一直对外来事物持强烈的抵制态度，所以，迟至1865年英国长老会才在城内设置布道站(151)，创设者是两位中国传道人(152)，布道工作也一直由这两人进行，外国传教士尚不敢直接入城传教。然而这种格局很快被施饶理打破了。1867年3月20日施饶理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的情况下，仅仅凭提前一两个小时送达的英国领事的一封快信，便在围观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坦然进入潮州城，抵达布道站后又受到道台代表的欢迎。施饶理在城内传教一月有余，没有受到任何阻挠(153)。施饶理的入城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它表明在强大外部势力的压力面前，潮州府城的官绅已经放弃公开的抵抗，基督教在潮汕地区传播的大门真正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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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79 美国浸礼会进入潮汕地区的时间虽然比英国长老会要稍晚一些，但该会传教士在进入之前已经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暹罗和香港等地的潮州人中传教，这为该会后来进入本地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832年9月，美国浸礼会派遣该会第一名侍教士粦为仁（William Dean）到东方传教，1835年7月抵达曼谷，(154)1842年粦为仁转到香港，次年组织一个中国人教会，在讲潮州话的中国人中传教(155)。1845年美国浸礼会在组织上开始发生分裂，1846年北方各州浸礼会人士组成美国浸礼会真神堂（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进入潮汕地区传教的即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以下简称美国浸礼会）教士。1858年美国浸礼会教士耶士摩（William Ashmore）从暹罗转到香港，复从香港到汕头，与宾为邻商量怎样进行工作，后因病回国。1860年传教士约翰先生（J．W．John）及其夫人带领4位中国传道人和几位教员从香港搬到妈屿岛，在这里以7个教友组织了一个教会，嗣后又在达濠埠成立一个教会。早期的基督教徒多数是老年人，第一个受浸礼的妇女是樟林的陈雪花，她的儿子黄宝山后来亦受洗，并成为牧师(156)。1863年耶士摩回到汕头，开始住在妈屿岛，随后在角石岛购买山地建筑居所。角石岛逐渐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布道点。此后耶士摩除有两年时间在美国担任美国浸礼会真神堂的国内干事外，一直在汕头传教，直到离开为止(157)。1864年美国浸礼会在潮州府城租借一处房子作为布道之所。1869年时美国浸礼会在汕头共有4名传教士，传道助手8名，布道站及外展站9个，教堂9座，寄宿学校女生10名，教友120名，募道友25名(158)。到1875年6月美国浸礼会在潮汕已经有汕头、角石、达濠、东湖、潮阳、贵屿、横山、浔洄、揭阳、月城、庵埠、潮州、樟林、下寨14处布道站和外展站(159)。1878年《教务杂志》的统计显示，当时布道站及外展站已达22个，教友407名，男子寄宿学校1所，学生20名，走读学校1所，学生14名，传道助手12名，小教堂及布道场16所(160)。与英国长老会相比，美国浸礼会除了医学传教暂时略显不足外，其他均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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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81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两国差会在潮汕地区的传教有进一步的发展。1883年1月美国浸礼会妇女传道会在巴智玺牧师（S．B．Partridge）的监督下建成一座小型妇幼医院并开放(161)。同年，英国长老会派高似兰医生（Dr．Philip B．Cousland）前往潮州府城传教，但五年之后才得以入住城内(162)。高似兰在城内虎尾巷租借一茶室传道施医，前来就医者甚众(163)。高似兰后来被借到上海中国博医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工作(164)，翻译出版医学书籍，编纂汉英医学辞典及科学术语(165)。在将西方医学输入中国方面，高似兰做出了重要贡献。1884年英国长老会的医院全年接收病人5485名(166)，同时有神道学校1所，学生18名，男子寄宿学校1所，学生20名，女子寄宿学校1所，学生25名，妇女圣经班9名学生(167)。在文字事业方面，以潮汕方言口语翻译的《创世记》出版后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与批评(168)。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礼会1884年在潮汕地区信众总数约为2000名(169)。1885年美国浸礼会在汕头已经有30个外展站，18名本地牧师，会众993名，而从1861年到1885年历年受洗总人数1300名(170)。为了打好对异宗教的所谓“战役”，更广泛地发展信徒，耶士摩带领12名本地布道人深入到距汕头一百英里之遥的集镇和乡村，一个集镇接一个集镇地去“围攻”，一个乡村挨一个乡村地去“攻打”(171)，直接进入村民家中布道，不仅给他们讲解宗教教义，而且传播一般知识(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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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83 从传教的受众和区域看，1871年英国长老会在客家人集中的河婆创办了第一间教会，此后10年间客区的教会工作发展十分迅速，汕头区会的教会组织中有三分之一在客家地区，五经富、三河霸和大埔等地的传教工作也很快展开(173)。1881年潮惠长老大会成立，提出本地教会应以“自管、自养、自播”为发展目标，(174)这是在近代中国教会史上首次以中文形式明确提出“三自”口号，对后来中国教会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175)1900年，因福佬、客家人“语言不同”，有“诸多不便”，正式分立潮语所属的汕头大会和客语所属的五经富大会，潮惠长老大会改称“潮惠长老总会”。(176)1914年，潮惠长老总会加入“中华基督教长老会”，改称岭东大会，“汕头大会”改称“汕头中会”，“五经富大会”改称“五经富中会”。(177)1927年10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汕头中会”改称“汕头区会”，“五经富中会”改称“五经富区会”，岭东大会仍保留原称号。(178)截至1950年，岭东大会有127个堂会，信徒10474名。(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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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85 美国浸礼会同样十分重视客区的传教工作，1870年代末即有传教士在门口岭这个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传教，1887年甘武牧师（George Campbell）确定以嘉应州为中心，推动客区的传教工作计划，(180)1890年，经过三年的客区工作，甘武正式将嘉应作为客区的中心传教站。(181)传教势力的触角已大大突破传统的潮汕地区。1895年至1896年间，岭东浸信会决议将传教区划分为潮、惠、嘉三州共八区。1927年岭东浸信会有信徒4380名。(182) 1932年，该会改定宪章，称“岭东中华基督教浸信会大年会”，实行代表大会制。1937年改为联会制，所属123个堂会划分为26个联会。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汕头市有信徒2045名，(183)揭阳县有信徒3240名，(184)但缺乏其他县市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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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87 天主教方面，1848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决定两广教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1868年两广教区内设广东、广西分教区，1875年上述两分教区各自独立为教区，1914年汕头天主教区从广东教区分出，仍为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区。1919年汕头教区范围包括潮州府、嘉应州及长宁、陆丰、龙川、连平、和平五县。1925年，嘉应6县（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大埔）以及龙川、和平等县交给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负责，1929年2月从汕头代牧区分设嘉应监牧区。1937年，汕头教区范围包括汕头、潮安、澄海、南澳、饶平、揭阳、丰顺、潮阳、惠来、普宁、陆丰。1941年，汕头教区有信徒32070名，教堂27座，外籍神父18人，华籍29人，是潮汕地区第一大传教组织。(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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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89 除上述三大传教组织外，近代在汕头传教机构还有一些小的天主教修会和女修会及基督教新教团体，因本书未有涉及，不一一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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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91 (1) ［英］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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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93 (2) Inquirer，“A Letter to Prof．F．Max Müller on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XI（May-June，1880），pp．16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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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95 (3) 关于礼仪之争的重要著述有George Minamiki，S．J．，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5；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近代《圣经》中译中的译名问题在近代的争论参见：Michael C．Lazich，E．C．Bridgman（1801-1860），American’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pp．253-292；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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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97 (4) 李峰在分析浙江某地区的教会组织机构的功能特征时就认为，“当地教会是一个互益性的非营利组织，整个组织系统的运作过程具有相当的内向型特征”，参李峰：《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位秩——华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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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699 (5) 谢和耐持否定的态度，而钟鸣旦和柯毅霖则通过个案的研究反对谢和耐的看法，参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圣神研究中心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王志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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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701 (6) 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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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703 (7)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蔡怡佳、刘宏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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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705 (8) 吕大吉：《译序》，载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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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707 (9) Jessie G．Luts编：《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王成勉译，台北“国史馆”2000年版；Nicolas Standaert 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Leiden/Boston/Koln，2001；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2001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状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2年版；林美玫：《祷恩述源：台湾学者基督宗教研究专书论文引得1950—2005》，台北宗博出版社2006年版；陶飞亚、杨卫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G．Tiedemann 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Two：1800-Present，Leiden/Bost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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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4709 (10) 李金强：《中国基督教研究之兴起及其发展》，载《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港）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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