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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一说本年收治病人为5493名，其中3674名为住院病人［“Medical Work at Swatow and in the Hakka Country”，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1885），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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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Rev．H．W．Mackenzie，“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Swatow，1884”，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1885），pp．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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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John E．Gibson，“Swatow Collooquial Version of Genesis”，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IX（1888），pp．4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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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Missionary News”，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1884），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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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Rev．S．B．Partridge，“Th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Swatow”，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1885），pp．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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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Missionary News”，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II（1891），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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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S．L．Baldwin，“Lieutentant Wood on Missionaries in China”，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1889），pp．50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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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班华德：《汕头教会百年史实》，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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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汕头市档案馆藏（以下简称“汕档”）：民国档案C282《长老大会纪事册》，1881年6月8—9日长老会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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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关于潮惠长老会的自立问题，参见拙文：《路径与困境：岭东长老会自立运动研究》，载刘家峰主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55页；《岭东长老会财政自养的实证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第8期（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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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汕档：民国资料C287，《潮惠长老总会序》，《潮惠长老总会记事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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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刘泽荣：《汕头长老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续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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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汕档：民国资料12-11-14《汕头区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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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汕档：85-1-7《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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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吴立乐等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一八三六—一九三六》，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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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Linda Scott Ashmore，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A Historical Sketch of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Shanghai：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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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吴刚峰：《二十五年来之潮汕长浸两会状况》，《真光》第26卷第6号（1927年6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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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汕档：S007-1-1汕头市各教会教堂及其负责人、教徒人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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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揭阳市档案馆：8-2-6揭阳县岭东基督教浸信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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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房建昌：《汕头的天主教区和外来基督教新教述略》，《汕头文史》第16辑，汕头1998年印（内部），第124-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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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第一章 地缘与亲缘：教会医院与福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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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意义，无论是从传教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性的叙事角度来予以论述都隐含着这样一种话语结构，即基督教本身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则是被改造的对象，只不过前一个角度凸显的是宗教的启示意义，后者彰显的则是文化的启蒙意义。以教会医疗事业而论，身体拯救对于福音传播的工具性意义成为传教史关注的重点，而教会医院在体制和技术上的进步性对于中国社会的示范效应则是现代性话语的中心内容。然而无论是启示还是启蒙，都要设定一被“启”的对象，则本土社会不免在充满慰藉性的关怀中被高度抽象与简单化，沦为一固闭的静态物象，本土社会自身机制所具有的高度活力及其在容纳外来事物时所展现的主体性则基本被忽略了。基督教究竟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它与本土的社会文化是怎样发生关联的。如果把基督教与教会医院视为是一种文本的话，本地人是用一种什么眼光和视角来阅读该文本的，他们所理解的文本意义与西方差会所赋予的意义有无落差，其中有没有误读？在这里，笔者选取潮汕地区的长老会所属的几所福音医院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对医院的坐落位置与所在市镇空间关系的描述，通过对医院病人的地域分布及其与布道事业的关联性的分析，来揭示基督教进入地方社会后的实际处境，进而说明在这种处境下对于教会医院和教堂，本地中国人与信徒也许有着不同意义的诠释。为此，笔者借用了杜赞奇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作为分析范式，不过笔者关注的重点不是乡村社会的权力及赋予这种权力以合法性的象征性价值，而是乡村社会传统的交往模式和关系网络对基督教传播所带来的挑战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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