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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ports and Accounts of the Swatow Mission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for 1926 & 1927（原件无出版社和出版日期），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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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门诊人数系指直接在汕头福音医院门诊部就医的病人，并不包括医院医生或助手外出到各传道站巡诊的人数在内。实际上这部分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如上述1866年虽没有单独列出的医院门诊人数，但医院门诊和巡诊人数为2273名，1867年为2071名，1868年为2342名，1910年单是巡诊人数为5222名。如果将巡诊人数加进去，至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汕头福音医院每年诊治的病人已达到万余人，到1916前后应达到两万余人。考虑到汕头市到1914年市区人口才36851人，(24)则此期间医院病人占市区人口的比例当在一半以上。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病人不可能都来自市区。根据传教士的报告，医院病人大多来自距离汕头周边60英里到80英里的村镇，根据这个距离可以判定，病人基本上涵盖了潮州府的辖区。前文已述，英国长老会在潮汕主要开办有三所医院，所以，要判断长老会医院在本地区的整体影响，必须将五经富医院和潮州府城之医院的诊治人数也考虑进去。这两所医院均无系统的统计数据，五经富医院1884年的病人总数2390名，(25)1886年的病人总数为2540名，(26)其规模应为汕头福音医院的一半左右。潮州府城之医院1904年度病人总数为3976名，1905年度为4935名，其规模相当于汕头福音医院的三分之一强。如果各年度大体保持该比例的话，则可以推断，整个长老会的医院系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可以诊治的病人约在1万余人，当时潮州府的总人数当在200万到300万之间，(27)则当时医院病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5％左右，到清末三所医院的一年病人总数（包括巡诊人数在内），当有3万余人，占1％左右。进入民国之后，该比例应当还要略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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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在教会医院中，究竟有多少病人属于医院所在市镇的人口，如果是本埠病人占多数，乃至占绝大多数，则该医院的影响力自然主要是在所在市镇。换句话说，教会医院究竟是面向市民的社区性医院，还是在本地具有广泛辐射面的区域性医院，必须根据病人的来源进行分析。吴威凛到达汕头的第二年（1864年）就报告说，医院的病人来自300个不同的乡村，(28)1866年报告说，登记册上病人来自400多处地方，既包括了潮州地区的市镇和乡村，也包括福建省的邻近地区。(29)从1882年起，汕头福音医院的年度报告提供了病人的地域分布。现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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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福音医院病人地域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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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exander Lyall，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t Swatow，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for 1882，Swatow：Printed by Kwai Fung，188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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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exander Lyall，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t Swatow，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for 1883，Swatow：Printed by Kwai Fung，188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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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exander Lyall，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t Swatow，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for 1884，Swatow：Printed by Kwai Fung，1885，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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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B．Cousland，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t Swatow，in and Ung-kang-phu，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for 1886，Swatow：Printed by Kwai Fung，1887，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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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末汕头尚未从澄海分离出来，所以澄海之人数实际上包含了汕头埠的人数，尽管如此，澄海的病人之数在总数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仅占总数的10％左右。医院病人地域分布的多寡既与空间距离的远近有关系，也与各地区本身人口的多寡有关。潮阳、揭阳、海阳本来就是大县，加之水路交通便利，自然病人就多。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病人来自乡村。1888年的年度报告说，去年的病人来自潮州府、惠州、嘉应州和福建南部1663个乡村。报告指出，“这是一个优势——从传教的角度看绝不是一个小优势——因为有一所大医院靠近传教站，所以全体传教士都能在病人中进行福音工作。汕头福音医院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基于此种事实”。具体说，潮州府属澄海是115个乡村，潮阳339个、揭阳289个、惠来130个、饶平170个、普宁190个、海阳224个、丰顺26个、大埔19个乡村，惠州15个乡村，嘉应州47个乡村，福建省80个乡村，其他19个乡村。(30)将这些数据与上述表2数据结合起来看，可以看出汕头福音医院的医疗影响不仅辐射整个潮州府，还旁及惠州和嘉应州以及近邻福建诏安等地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医院通过病人事实上已经与广大乡村建立起一种初步的网络联系，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病人来自如此广大而分散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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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教会医院在地方社会的影响，自然不能简单地依据病人人数及其地域分布来说明，还应考察医院在地方医疗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中医在清末缺乏组织机制，且没有任何系统的文献，因此很难将传教医生与本地医生进行比较。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突发的、对地方社会影响极大的瘟疫疾病来考察传教医生和教会医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医院历年的报告单中可以看出，在近代潮汕地区霍乱和腺鼠疫频发。最初，教会医院在防治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其所能做的主要是防止留医者感染，以免引起整个医院的恐慌。但至迟到1910年，汕头福音医院已经得到了防治鼠疫的疫苗，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防治。怀敦干医生（G．Duncan Whyte）致Dr．Dale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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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米医生（Dr．Nina H．Beath）和我都觉得，再推迟给那些围在医院这里的人们注射抗鼠疫疫苗是不公正的。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许多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不过希望工作稍微轻松一些后在中国新年时去做这项工作。你可能听说过，注射过哈菲根（Haffkine）血清的人中只有少部分人感染了鼠疫，大多数人都很健康。注射的效果超出那些邀请者的预期，更多的请求超出我们的能力。尽管我们不得不拒绝某些要求（特别是在鼠疫流行的后期），但我自己就注射了五千多人。我估计有其中一半人是异教徒，不过原则上，基督徒可以优先提出得到治疗。在棉湖镇（黄寿亭是这里的牧师），鼠疫肆虐了一段时间，不过只有一个注射过血清疫苗的病人死亡，当我为他注射血清时他已经被感染。我花了三天时间注射疫苗，治疗了几个鼠疫病例，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中一些人已经康复。……来年，我主张所有医院的职员都要注射抗霍乱疫苗，亲历恐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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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医院报告则提到医院注射5431例抗鼠疫疫苗，接种720例天花疫苗。(32)1914年的报告提到1912年汕头发生霍乱，“死亡狼藉”，而医院为人注射疫苗，“活人不少”，报告还特别提到，最初怀敦干提倡注射疫苗防止鼠疫时，人们多抱怀疑态度，来注射者“稀若晨星”，但其防治效果逐步得到人们认可，来注射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仅1914年春就有3341人注射疫苗。(33)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重大恐慌实际为教会医院的声誉提升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这也是教会医院发挥社会影响的最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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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4年起汕头福音医院就专门为麻风病人提供医疗服务，(34)1867年吴威凛在创建病院时特别设置12个床位，在医院之特殊位置，专供麻风病者居住。(35)1877年医院治疗麻风病人数为90人，日均留医数为13人。1878年长老会在建设总医院的同时建设麻风病医院，医院方面认为年年都有大量的麻风病人来寻求治疗，这些人不能被收进总医院，遂在城外的一个地方购得一块地基，该地与四周居民区均有一段距离，但与总医院交通便利。这座建筑可容纳20个病人，经费主要由爱丁堡宣道会支付。麻风病医院总造价为951元。(36)到1927年时，麻风病医院的日均人数达到60名，根据医院报告，病人住院后症状一般多能得到缓解。(37)清代乾隆年间潮州府各县均设有专门奉养安置麻风病人的机构——癞民所，然其职责重于养，病人日给银或米不等，且名额有限制。(38)现福音医院附设麻风病医院，专重防治，这种专门医疗自应获得本地人士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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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教医生还凭借其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声誉开始与地方官员建立某种联系。吴威凛在1878年建设新医院时就曾得到本地最高长官惠潮嘉道台张铣的帮助。后者帮助其获得了一块很好的地皮，(39)且捐银100两，约合大洋144元，帮助医院建设。(40)张铣之所以帮助建设福音医院，主要是为了回报10年前吴威凛治愈了他的沉疴痢疾。这件事在吴威凛本人的报告和长老会编写的教会史书中曾反复提及，显然教会方面对此是十分满意的。这种影响显然在扩大，1903年新医院举行奉献典礼时，本来没有被邀请的南澳镇总兵和澄海县令主动递名刺，要求出席捐款仪式，而仪式是完全按照教会的方式进行的，官员们似乎也不以为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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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的累积也为医院获得了稳定的经费来源。汕头福音医院专门将病房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病房专供官绅及其家属使用，中等病房供家境较富裕的病人使用，前两者都是收费的，而下等病房供贫病人士免费使用，但一般要求自供饭食。专门病房的设立不仅使医院的经费相对有了保障，也因此开辟了医院与官绅和商人的联系渠道。医院在历次建设中都有本地官绅商人参与捐款，而为了与其身份相符，这些人捐款的数目一般要远高于普通人的捐款。1903年福音医院之附属女子医院建设时单是汕头富商陈雨亭就向教会捐款6000大洋。该医院遂命名为“雨亭医院”。(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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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教医生在专业上的优势是否可以直接转换为其在地方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力，他们与某些官员的往来是否就意味着获得了对官员的影响，这两者其实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姑且勿论教会医疗事业对地方文化的一般影响，因为这类问题很难深入讨论，仅仅就对医疗事业本身来说，教会医院也很难说在本地取得了主导性影响。医术上的进步和设备的先进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在医界的话语权力，因为这牵涉医疗事业背后的复杂的社会机制与社会心理。前文已述，长老会的教会医疗体系在本地能影响的人数也就在0.5％～1％，即使将在同一地区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医疗事业也考虑进去，整个教会医疗事业能够影响的人数也不过在2％～3％之间。其余为数众多的人都是由本地医生医治的。而那些到教会医院医治的病人，根据吴威凛等人的报告，多半都是在本地医生医治后没有效果，且花光积蓄之后才到教会医院寻求免费治疗的。而在遇到瘟疫等突发疾病时，外国医生必须有本地医生出面协助，才能避免流言和麻烦的出现。(43)问题是为什么医术上落后的本地医生更受到信任？这大约是因为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熟人社会，本地医生所具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很多方面是传教士所不具备的。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根据笔者本人的实地观察，直到今天，在现代医疗体制已经完整建立起来之后，在潮汕地区中医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府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中药铺，而苦凉茶摊更比比皆是，本地人除非是重大疾病须到医院诊治，一般情况下都是到中医那里开几副草药回家。这是一种其他地方少见的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这表明中医在本地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至于官员与传教医生之间的往来，大体上应是一种礼节性的，个别人因为得到特别的治疗而给予某种实质性的帮助，这种帮助往往也只是一次性的，实际上是人情的回馈。最能说明官员与医院关系性质的事例仍是上述1903年汕头福音医院的奉献典礼。当时本来邀请了很多官员出席，但其中许多人因为要参加道台母亲的葬礼而缺席。至于商人的捐赠则多半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实际上，对于进入教会医院的本地人来说，不论是官员，还是商人，或者普通平民，教会医院也仅仅只是医院而已，并无任何道义上的优越性，只不过为患病者多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场所而已。教会医院作为传教机构的意义并未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福音小册子就在医院里售卖，但他们出来进去时都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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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教会医院对人灵性的关怀和强调医患之间的密切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于冷冰冰的现代医疗制度的一种补救，然后医疗事业所具有的现代性的内在扩张诉求，使得教会医院为了与为数众多的公私立医院竞争，更加注意凸显教会医院在技术和设备上的进步性。这固然为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造成教会医院长期门庭若市、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建设更大更好的医院，购买更先进的医疗设备，要求培训和增派更有水准的医生来工作，遂成为教会医院报告的中心内容，而其福音化的内容则越来越少，只用一两句话一笔带过。教会医院在本地民众的心目中其“医院”的色彩越来越浓，而“教会”的色彩越来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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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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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院与福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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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各教会医院的年度报告有一共同点，就是越来越多的病人数量构成其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汕头福音医院也不例外。问题是这些病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基督教的福音感兴趣，教会医院作为福音传播的工具其功能究竟履行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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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福音医院的开创者吴威凛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他认为清楚地理解传教医生的使命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传教医生到中国来主要不是来推进科学的发展，尽管从医学本身看这很重要，如果不是差会派遣他们去做更高尚的工作，医务传教士可以在中国推进科学和医术的发展，但这些不是医务传教士的本职工作。甚至传教士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慈善性的。尽管传教医生可以用各种方法使患者恢复健康，使盲人见到光明，使瘫痪者下地行走，传教医院和诊所的建立也鼓励中国人去做类似的慈善努力，但这都不是教会医院的目的。基督教会和传教协会派遣医务传教士，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传布基督教。这使得医疗工作成为福音传播的辅助。(44)正因为如此，汕头福音医院及以后长老会在本地区相继建立的医院都很注意病人来源地的分布，希望通过对入院病人进行福音教育，皈依其中一部分人，并与离开医院的病人保持联系，希望藉此作为开辟传教工场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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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汕头福音医院的报告，每年在医院附属的教堂受洗的人寥寥无几，这倒并不是医院病人对基督教冷漠的缘故，事实上要求受洗的人是很多的，但经过传教士考察被接受的人很少。所以，仅仅依据在医院直接受洗的数据来考察其传教成效是不够的。前文已述，汕头福音医院及相关长老会医院通过与病人的联系，已经在潮汕建立了一个医疗网络体系。现在的问题是该网络体系是如何运转的，它与福音传播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此，笔者整理了潮惠长老会汕头大会所属堂会的历史资料，将其中与长老会医疗传教有关者摘录出来，制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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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长老大会堂会创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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