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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会在维护信仰的纯正，反对异端行为方面比较严厉，一直严格遵循相关之规章，但是我们也看到教会有关规章的内容也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改。如关于信徒婚姻问题，1907年的规定是信徒“不可与不信主者及从错教者订婚”(40)，而1934年的规定则是“教会为维持基督化家庭，保守男女信仰故，望教友嫁娶均在信主之家”(41)。前后相比，前者是禁止，后者则是希望，尺度已放宽不少。关于丧葬之礼，1907年的规定极为复杂严格，甚至连其间读《圣经》的哪一章节都有详细的规定(42)，1934年和1948年的规定则很简明，前此的一些禁令有的被略去，有的则放宽尺度，如祭扫祖墓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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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信仰环境的严酷，许多信徒都表现出为信仰而不惜与家人、乡族决裂甚至不惜牺牲性命的殉道精神。这一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早期尤其如此(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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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律条从表面上看只是以强制形式约束信徒的外在行为，与信徒的信仰似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汕头教士会曾经比较过早期信徒与二代、三代信徒的不同，它认为：早期信徒大都是头脑简单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所接受的教导是十分粗略和教条的，他们不能理解超越他们生活经验之外的价值与真理，但是他们却真诚信奉那些权威的话语，并运用它们来作自己的见证，他们必须与旧事物作明确的决裂，而在这一方面口头见证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他们就会承受强大的社会压力。这些早期信徒严格遵守教会的戒条，守安息日，不拜偶像，戒绝鸦片和赌博，这些举动使他们与普通社会分离开来。但是当教会建立之后，伴随时间的流逝，环境开始发生明显的改变，为数众多的会友使堂会变得更自足，堂会自身就构成一个小社会，而信教者个人也没有了被不友好的社会环境孤立起来的感觉，外部社会将其作为一种长久的、异己的和不可理解因素加以接受，但不再将其视为颠覆性的力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代的信徒见证的精神在逐步减少，这些人没有被迫蛰居黑暗洞穴的经验，也很少能理解外部的异教徒的思想，他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非基督徒是他们的同伴，他们不会被这些人排斥。他们在生活中有更宽广的视野，但是却很少像老一辈那样相信那些戒条里包含了全部真理；他们在学校内外阅读基督教的书籍，并且很谨慎以防自己被认为是反基督教的，但却很少相信这些真理，并相信基督教包含全部真理，而其他宗教均是谬误(45)。尽管这里没有进一步展开，但隐含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教会信徒数量的增长可能并不是衡量教会进步的尺度，新一代信徒也许在知识和教育方面超过了早期信徒，但却远没有早期信徒虔诚，他们深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对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条抱某种怀疑的态度，这才是教会在自立运动中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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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Campell Gibson，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New York：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1902，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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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p．24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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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汉者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出版，第74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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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rles Gützlaff，“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Siam，and of a voyage alone the coast of China to Mantchow Tartary”，in The Chinese Repositiory，Vol．I（May，1832），p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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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立乐等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一八三六—一九三六》，上海美华浸会书局1936年版，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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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钟清源：《黎牧师力基行述》，《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合订本，第14729页；另，魏志远之《中华基督教澄海盐灶堂会百年史略》将“天耕”作“天港”（油印本，无刻印日期，第1页），未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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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ure of Disease by Incant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II（1891），pp．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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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钟清源：《黎牧师力基行述》，《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合订本，第14729页；另，魏志远之《中华基督教澄海盐灶堂会百年史略》将“天耕”作“天港”（油印本，无刻印日期，第1页），未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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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M．Fielde，Pagoda Shadows，London，1887，pp．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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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M．Fielde，Pagoda Shadows，London，1887，pp．108，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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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逸骥：《申初工人蒙恩自述》，《伯特利》（汕头）第3卷第1期（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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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祚年：《主恩实在更多》，《伯特利》（汕头）第2期（1948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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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M．Fielde，Pagoda Shadows，London，1887，pp．18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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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潘寿嵩：《记信主经过》，《伯特利》第4期（1948年冬季），第6-7页，汕档：C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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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汕档：12-11-16吴道元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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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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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汕档：12-11-15黄仲仁：述说主恩（194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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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本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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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洪保罗：《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伯特利》第3期（1948年秋季），第4-5页，汕档：民国资料C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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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吴国维：《我的活见证》（1946年11月28日），《奋进月刊》第一期（194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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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eorge A．Hood，Mission Accomplished？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Lingtung，South China，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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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Campbell Gibson，op．cit．，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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