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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会在维护信仰的纯正,反对异端行为方面比较严厉,一直严格遵循相关之规章,但是我们也看到教会有关规章的内容也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改。如关于信徒婚姻问题,1907年的规定是信徒“不可与不信主者及从错教者订婚”(40),而1934年的规定则是“教会为维持基督化家庭,保守男女信仰故,望教友嫁娶均在信主之家”(41)。前后相比,前者是禁止,后者则是希望,尺度已放宽不少。关于丧葬之礼,1907年的规定极为复杂严格,甚至连其间读《圣经》的哪一章节都有详细的规定(42),1934年和1948年的规定则很简明,前此的一些禁令有的被略去,有的则放宽尺度,如祭扫祖墓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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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信仰环境的严酷,许多信徒都表现出为信仰而不惜与家人、乡族决裂甚至不惜牺牲性命的殉道精神。这一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早期尤其如此(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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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律条从表面上看只是以强制形式约束信徒的外在行为,与信徒的信仰似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汕头教士会曾经比较过早期信徒与二代、三代信徒的不同,它认为:早期信徒大都是头脑简单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所接受的教导是十分粗略和教条的,他们不能理解超越他们生活经验之外的价值与真理,但是他们却真诚信奉那些权威的话语,并运用它们来作自己的见证,他们必须与旧事物作明确的决裂,而在这一方面口头见证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他们就会承受强大的社会压力。这些早期信徒严格遵守教会的戒条,守安息日,不拜偶像,戒绝鸦片和赌博,这些举动使他们与普通社会分离开来。但是当教会建立之后,伴随时间的流逝,环境开始发生明显的改变,为数众多的会友使堂会变得更自足,堂会自身就构成一个小社会,而信教者个人也没有了被不友好的社会环境孤立起来的感觉,外部社会将其作为一种长久的、异己的和不可理解因素加以接受,但不再将其视为颠覆性的力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代的信徒见证的精神在逐步减少,这些人没有被迫蛰居黑暗洞穴的经验,也很少能理解外部的异教徒的思想,他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非基督徒是他们的同伴,他们不会被这些人排斥。他们在生活中有更宽广的视野,但是却很少像老一辈那样相信那些戒条里包含了全部真理;他们在学校内外阅读基督教的书籍,并且很谨慎以防自己被认为是反基督教的,但却很少相信这些真理,并相信基督教包含全部真理,而其他宗教均是谬误(45)。尽管这里没有进一步展开,但隐含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教会信徒数量的增长可能并不是衡量教会进步的尺度,新一代信徒也许在知识和教育方面超过了早期信徒,但却远没有早期信徒虔诚,他们深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对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条抱某种怀疑的态度,这才是教会在自立运动中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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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Campell Gibson,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New York: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1902,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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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p.24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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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汉者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出版,第74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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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rles Gützlaff,“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Siam,and of a voyage alone the coast of China to Mantchow Tartary”,in The Chinese Repositiory,Vol.I(May,1832),p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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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立乐等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一八三六—一九三六》,上海美华浸会书局1936年版,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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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钟清源:《黎牧师力基行述》,《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合订本,第14729页;另,魏志远之《中华基督教澄海盐灶堂会百年史略》将“天耕”作“天港”(油印本,无刻印日期,第1页),未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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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ure of Disease by Incant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II(1891),pp.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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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钟清源:《黎牧师力基行述》,《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合订本,第14729页;另,魏志远之《中华基督教澄海盐灶堂会百年史略》将“天耕”作“天港”(油印本,无刻印日期,第1页),未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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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M.Fielde,Pagoda Shadows,London,1887,pp.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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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M.Fielde,Pagoda Shadows,London,1887,pp.108,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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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逸骥:《申初工人蒙恩自述》,《伯特利》(汕头)第3卷第1期(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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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祚年:《主恩实在更多》,《伯特利》(汕头)第2期(1948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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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M.Fielde,Pagoda Shadows,London,1887,pp.18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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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潘寿嵩:《记信主经过》,《伯特利》第4期(1948年冬季),第6-7页,汕档:C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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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汕档:12-11-16吴道元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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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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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汕档:12-11-15黄仲仁:述说主恩(194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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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本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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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洪保罗:《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伯特利》第3期(1948年秋季),第4-5页,汕档:民国资料C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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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吴国维:《我的活见证》(1946年11月28日),《奋进月刊》第一期(194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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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eorge A.Hood,Mission Accomplished?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Lingtung,South China,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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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Campbell Gibson,op.cit.,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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