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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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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第五章 天路与商道：海外潮人与潮汕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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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潮汕传教的英国长老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宗派，1844年该会宣布独立时只有63个堂会。从1897年到1947年，该会信徒总数一直维持在6.5万到8.5万之间(1)。在来华外国差会团体中，英国长老会无论就人力物力还是传教区域来看，它都远不能算作实力强大，但就是这样一个差会其所培育的本土教会却成为近代中国教会自养的典范，其“三自”经验曾在上海传教士百年大会上经由大会主席、英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宣讲而广为人知，(2)“汕头模式”成为引领中国教会自立运动前行的一个标杆。该会在潮汕举办了大量的医院、学校和慈善事业，这些规模庞大的事业显然单纯依靠英国母会和潮汕本地教会是难以支撑的。实际上，这些事业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这就是海外潮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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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潮人对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向为学界所重视，相关研究亦颇深入，然关于海外潮人与潮汕本地基督教会发展的探讨则不多见，只有美国佩斯大学的李榭熙曾专文探讨过19世纪中期曼谷、香港华人浸信会教民与潮汕教会的缘起与发展问题，李榭熙在文中提出了“跨国网络”的概念，认为早期浸信会的活动融入了中国亲缘的、乡土和跨国的网络，从而为该会在潮汕等地的传播打下基础。(3)这里笔者借用“跨国网络”的概念来考察潮汕长老会，观察海外华人教会和潮汕本土教会建立起来以后这种“跨国网络”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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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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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教会之间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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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可上溯至宋末元初。(4)康熙二十三年“海禁”解除，潮汕开始大量向东南亚地区移民，形成第一次移民高潮。自1861年汕头开埠，尤其是汕头至东南亚各地的定期航线和太平洋移民航线路线陆续开辟后，潮汕形成第二次海外移民高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潮人移民人数仅在东南亚地区就有300万左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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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中国的大门尚没有被打开，西方传教士只能以南洋为基地，他们可以一边在当地华人中间传播基督教，一边向当地华人学习汉语，为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做实际的准备。(6)潮汕地区的基督教会主要有两大宗派，其一是长老会，其二是浸信会。浸信会西教士在中国人中间的传道工作是从暹罗开始的，因为五口通商之前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入境传教，但是在暹罗有许多中国人，其中从潮州去的就不少，西教士就在这些人中传教，最早在暹罗的传教士有德国人郭士立。1833年耶安西受派到暹罗来，当年就给三个中国人施浸，这三个人都是潮州人。1835年粦为仁（William Dean）到暹罗传教，1842年到香港，次年成立教会，其中倡领其事的三个中国人有两个是从暹罗来的。1851年约翰师母（Mrs．Johnson）在香港领导创办了一个女子学校，学生除一人为客家人外，其余都是说潮州话的。(7)根据岭东浸会所出版的教友名单可以看出该会1842年前在暹罗受浸者中四人的一些情况，其中澄海樟林二人，潮安桂林寨一人，饶平石头坑一人，而在香港受浸者有12人，多为潮阳达濠和普宁光南人。(8)不过，根据李榭熙的研究，这四人远非受洗者的全部，在1830—1842年间在暹罗受洗者至少有19名华人，其中有姓名可考者12人，(9)至于其中有多少潮人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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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6月8—13日，在岭东地区传教的中、外教牧人员在汕头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潮惠长老大会，作为本地教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基层堂会，大会由各堂会的代表组成，大会本地教会应当自管、自养、自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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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本地长老会建立以后，仍然与海外潮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最密切者为新加坡的教会，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实叻教会。早期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传教者均为伦敦会传教士，有名者如米怜（William Milne）和理雅各都在此传教，条约口岸开放后所有在马来西亚的伦敦会传教士都离开此地转向中国大陆，只有基斯柏里牧师（Rev．B．P．Keasberry）坚持留下来，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开展布道事工，直到1875年去世。由于在闽南和汕头地区有大量移民前往新加坡等地，其中有不少是长老会信徒，所以1881年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会在上述两地教士会的强烈呼吁下派遣第一位传教士阁约翰牧师（Rev．J．A．Bethune Cook）到新加坡传教，阁约翰在汕头学习潮语一年后就来到新加坡传教。(11)1901年该地六处堂会联合成立了“南洋中华长老大会”，此后每年开会两次，为长老会在新加坡最高机关。(12)由于新加坡长老会与潮汕长老会同属一宗，并都从属于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会管理，自然是指臂相通，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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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长老会与新加坡长老会的联系依然是海外潮人与本地社会的乡土与亲情关系网络的延续，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却是呈现出某种体制化特征，即主要表现为一种教会的正式行为，而非在此之前的个体之间的私人行为，如在新加坡的一名叫杨明的信徒捐助给本地教友的捐款不是直接寄给某个个人，而是寄给汕头长执会，(13)而汕头堂会资助一位赴新加坡的本地潮人也是以堂会名义作出决定的。(14)两地教会声气相通，相互之间信函络绎不断，潮惠长老大会专门致函新加坡教会“以伸仰慕”之情，(15)同时也经常将本地教会的大致情况告知新加坡教会，(16)以互相鼓励。而新加坡长老会也经常致函潮惠长老大会，(17)新加坡长老会的这些函件都要在会议上由大会会正下令“展读”给与会的会众听闻，(18)回信也是非常正规的，不仅专委托纪事回复，且必须在下次大会专门就此报告。(19)如果没有及时回复，纪事必须就此向大会予以说明，并尽快修书回复。(20)两地教会还互相代祷，祈神赐恩。(21)在潮惠大会开会期间，如有实叻教会长老与会，必请其“共议会事”。(22)遇有大事，彼此必定互相通报，如新加坡1900年成立长老大会后即告知潮惠教会，而潮惠教会也将本地分立五经富和汕头两大会，并成立潮惠长老总会的情况及时告知新加坡长老大会。(23)当潮惠大会所属饶平县受北方义和团运动影响，教友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时，实叻教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24)捐助大洋255元以解燃眉之急，后饶属难事平息，受难教友得到官方赔偿，这笔钱最终被归还实叻教会。(25)在教务处理上，实叻教会也通力合作，对于原为潮惠大会所属后加入实叻教会个别不守教规的信徒，潮惠大会可以提出意见，报请实叻教会的牧师长老施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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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长老教会成立后，与暹罗潮人的联系也很密切，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潮人在两地的频繁往返，自然也就加强了教会之间的联系。曾有一段时间潮惠大会的信徒“往暹罗者颇多”，实际对本地教会的发展构成较大影响，大会不得不派多人修书给予“劝慰”，(27)而已在暹罗的本地信徒也不时向潮惠大会来信，禀告有关情况，(28)大会必须回复和处理。(29)同时，少数在潮汕本地教会违反教规理应受到处分的信徒因外出暹罗，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只有通过“通知其所在地方堂会之任职者请其设法引导”，“俟其回音方行定议”来处理问题，(30)这自然就密切了暹罗和潮汕两地教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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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文献看来，自1881年到1902年的一段时间内潮惠长老教会与实叻和暹罗教会联系颇为紧密，几乎每次大会记录都可见双方函件往返的情况。不过1902年后这方面的情况突然减少，几乎很难从本地大会看到实叻和暹罗教会的情况，其中原因不太清楚。不过这并不代表双方的交流减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诸如对外的一般联系可能不再列入本地教会的议事日程，而直接由会正或纪事按常规进行处理。这种解释的一个证据是，原来与潮惠教会同属一个系统并且保持密切联系的漳泉大会和台湾长老会也几乎同时从潮惠长老教会的记录中消失了，而事实上从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判断这种联系依然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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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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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汕对南洋的人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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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本地教会与海外潮人教会的发展并不均衡。从长老会方面看，潮汕教会的发展速度、规模要远高于新加坡教会。根据统计，1904年汕头长老大会有完全堂会18个，未完全堂会54个，在任牧师9名，布道员45名，而南洋长老大会该年完全堂会是7个，未完全堂会4个，在任牧师2名，布道员6名。(31)1906年汕头长老大会有在任牧师10名，布道员51名，长老53名，执事97名，而南洋长老大会在任牧师1名，布道员8名，长老11名，执事10名。(32)1909年汕头该会有完全堂会23个，未完全堂会51个，在任牧师12名，布道员48名，南洋该会有完全堂会6个，未完全堂会6个，在任牧师1名，布道员9名。(33)1914年汕头有完全堂会30个，未完全堂会48个，在任牧师15名，布道员61名，南洋有完全堂会6个，未完全堂会7个，在任牧师2名，布道员8名。(34)很显然，无论就堂会数量还是宣道人员来说，潮汕本地教会的实力都要强于新加坡南洋长老大会。事实上，两地长老会的实力对比更明显地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对比上，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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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区信徒人数一览表（1872—19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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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05．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3，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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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ur Mission in the Fast East 1847-1907”，No．2015，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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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0．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7，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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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3．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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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5．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9，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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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6．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0，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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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1．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7，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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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8．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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