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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也寄来捐款，不过该捐款系澳洲潮人的捐款，并非教会的捐款，汕头区会收到后即给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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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潮人同道公鉴：敬启者，六月廿日大函敬悉，汇英金三百十九镑又十五先令，经已收到，办领之下至深感激，诸位同道爱顾家乡同工同道，输将救济，义不后人，谨代表潮汕教会鞠躬致谢，深愿受者化为力量，各尽所能，服务教会，藉表答谢诸君爱护之美意，求神祝福诸位同道侨外经商，随往皆安，百业亨通，心灵康健，是颂是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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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灾情于未来三个月内为最严重时期，因早造失收，晚造尚远，青黄不接，物价日高，苦者益苦。本会为改善教牧待遇，安定其生活，俾将专心职事，经议决自本年七月起财政统筹统给，仍望诸位再加精神物质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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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灶孤儿院现有儿童五十人，月需五十万以上，现存款仅一百万元，拟请贵会诸位小朋友于可能范围内在本年圣诞节期特别为本会之盐灶孤儿院捐款，俾可扩充名额，多惠孤儿。临书不胜企盼。专上 顺颂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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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会长王超英 慈善部长陈作瑞 财政部长谢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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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部长郭启瑞 干事林之纯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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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之后紧接着是1947年的水灾。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暹罗华侨还专门组织了“暹华救荒回国监赈团”，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以公函形式请求该团购运赈米叁佰大包，“以苏涸鲋”，(76)该函很快得到暹华救荒回国监赈团的回应，答应给予帮助，并就具体事宜函复了汕头区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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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潮汕本地教会处境艰难，但海外潮人经济上也并非很宽裕，他们同样遭遇经济不景气之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潮人也竭尽全力帮助。1947年8月7日，中华基督教南洋长老大会牧师郭景云在给汕头区会和五经富区会牧师林之纯和郑少怀的信中提到，“关于募款救济灾黎之一节，弟早经于七月六日提案交新加坡华侨基督教联合会主席方汉京，促其召集常委，发动筹募，一面于是日在生命堂开长执会，派专员长执四名四出吁援，结果只得叻币八百左右，亦可见此间之不景气甚矣”，不过“为家乡关念情殷，故分出港币壹仟元汇救岭东灾民，余者交联会分配闽粤桂各灾区”。(78)而新加坡中华基督教生命堂在给汕头区会林之纯牧师的信中也特别强调“此次国内水灾之患，海外侨众闻之无不伤心，除由此间基督教联合会组成募捐救灾外，敝堂先已募得些许，并决即速汇去，以济急需，兹寄上港票壹仟元整，请于收到之日即行分发各联救济，并将分发详情赐予飞报，日后此间联会当将赈灾款络续汇去”，林之纯在该信上批示“款交作瑞长老代换”。(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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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次灾情到1948年初仍未缓解，本年1月暹罗基督教华侨区黄桥礼拜堂给汕头区会干事林之纯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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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纯牧师道鉴：敬复者，尊札展悉，连年潮地多艰，民生困惫，旱魃之后复遭风暴之创，荒象丛生，饥寒交迫，闻之殊为扼腕，承以教友损失告助，主内工友竟同罹劫，敝堂同人未敢坐视，奈以五年建设艰巨，当前心力所限，谨寄上国币壹仟万元，藉资凑用，以申饥溺与共之意，专此布复，敬候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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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京黄桥礼拜堂长执会主席惠□启 暹罗基督教华侨区黄桥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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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卅七、一、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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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纯收到该信后批示，“请魏志远先生交林成业先生收入救济款内”，(80)后由魏志远草拟、以林之纯名义发出的回信感谢暹罗基督教华侨区黄桥礼拜堂“同道关怀潮地灾况，同情教友罹劫，维于五年建设艰巨之中仍蒙捐集钜款国币壹仟万元汇汕救济，敬领之下，感激殊深”，同时表达了对形势和局势的深刻忧虑：“迩来物价飞涨尤甚，地方不宁，人心岌岌，瞻望前途，岂能逆睹！”(81)到1949年初新加坡生命堂仍在为潮汕区会创办之汕头安老院及盐灶孤儿院寄款(82)。事实上，1949年以后海外潮人教会仍通过各种形式帮助本地教会，这一方面的情况留待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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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海外潮人的基督教组织与潮汕本地教会组织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实际的物质与金钱的帮助，而后者则为前者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徒和为数不少的教牧及传道人员。本地教会与海外教会的这种“跨国网络”不仅表现为一种教徒、教牧人员之间的私密性联系，更发展为一种体制性联系，即海外潮人教会和潮汕本地之间的联系，这种体制性的联系并没有打破和松弛原有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而建立的人际网络，而是以一种正式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的联系，事实上，在潮汕本地教会与海外潮人教会的交往过程中很难厘清哪些是教会之间的正式交往，哪些是个体性的私人交往，在海外华人社区和潮汕本地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各种传统的关系网络深刻地影响了海外教会与本地教会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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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8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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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Campell Gibson，“The Chinese Church”，in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cords Held at Shanghai，April 25 to May 8，1907．Shanghai：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1907，pp．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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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榭熙：《19世纪中期（1835—1860）华人浸信会教民的曼谷—香港—潮州跨国网络》，《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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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学者主张潮州海外移民史可远溯至隋唐，参杜松年：《潮汕大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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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凤斌：《近代潮汕海外交通与移民》，载杜经国、吴奎信主编：《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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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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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立乐等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一八三六—一九三六》，上海美华浸会书局1936年版，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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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汕档：民国资料C184《岭东嘉音》第十卷十一、十二期合刊（1936年12月），岭东浸信会初期会友姓名录，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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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李榭熙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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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汕档：民国资料C282潮惠长老大会会议记录，1881年8月6—13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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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dward Band，Working His Purpose Out：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Taipei，1972，pp．52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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