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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汕档：12-11-23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公函 汕赈字第4号（194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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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汕档：12-11-23暹华救荒会回国监赈团团长苏君谦致中华基督教汕头区会函（194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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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汕档：12-11-29郭景云致林之纯、郑少怀函（194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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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汕档：12-11-29新加坡中华基督教生命堂给汕头区会林之纯函（194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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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汕档：12-11-23暹京黄桥礼拜堂长执会主席惠□致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干事林之纯函（194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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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汕档：12-11-23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干事致黄桥礼拜堂长执会函（1948年1月27日）（引者按：此件系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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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汕档：12-11-38新加坡生命堂长执会主席王德音等致林之纯牧师函（194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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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第六章 精英与草根：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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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潮汕教会的发展历程中不仅有海外潮人信徒的实力支持，更有教会内部的努力与协作，这是潮汕教会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条件。不过毋庸讳言的是，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团体其运作也一直充满张力和矛盾，这也是潮汕教会历史的重要面相。尽管教会在精神层面有其神圣的信仰作为支撑，在基督面前会内所有的信徒都是弟兄姊妹，但在实际的体制层面基督徒内部也有复杂的阶层分野和利益分割。当各方利益得不到很好的协调时，冲突就会鲜明地展现出来。1947—1948年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黄冈堂发生了驱逐教牧事件，这一事件绝非一极端个案，实具有相当代表性。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既与潮汕地方长久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也与长老会的体制与政策密切相关。教牧人员与堂会职员的冲突可以视为教会之精英阶层与传统乡村社会的冲突。乡村教会所展现的草根性质，既成为教会自立的基本依托，同时也很容易使基层教会沦为传统乡村政治新的舞台，从而构成对教会本身的挑战。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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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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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下属两个区会，即汕头区会和五经富区会。汕头区会为潮州话教区，五经富区会为客家话教区。在堂会的管理方面，岭东大会一直实行的是大堂会摄理小堂会的管理方式。及至抗战军兴，时局混乱，教会经费非常困难，教会自立难以维系。为解决经费问题，1938年4月岭东大会汕头区会开始讨论分区聘请牧师问题，即所谓联堂聘牧，就是数堂联合聘请牧师(1)，7月岭东大会讨论实行联堂聘牧制度，因牵涉多方利益和复杂的人事关系，所以决定先由汕头区会和五经富区会各自组织讨论(2)。因战事影响，迟至1940年4月汕头区会才讨论通过了《联堂驻牧试行办法》(3)。联堂驻牧制度是以前分区聘牧做法的延续和发展，实际上早在1930年汕头区会就实行过分区聘牧，区会所属各堂共分20区(4)，不过当时各分区并没有建立专门机构，对分区内各堂会的义务也没有做非常清楚的划分，所以这种做法只能算是联堂制度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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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汕头区会召开了该区会的联堂驻牧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汕头区会联堂驻牧试行办法》规定，凡区会所属各堂，应分为若干联堂，每联堂应有牧师一位，或自行选聘，或由联堂驻牧委员会酌派，呈请区会委任之。联堂牧师负责主持圣事，宣传福音，训育义工，并统帅联堂教师，推进会务，任期以三年为限。其薪金，自立堂会自行负责，未自立堂会报区会主裁。联堂驻牧委员会由区会主席、各部部长、区会总干事组成。整个区会分为17联堂，其中最大的由8个堂会组成(5)。1942年因“事势与地点关系”，将第17联堂分为两个联堂，这样一共有18个联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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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堂驻牧制度的实行并没有真正解决教会的财政危机，当时“物价飞涨，教牧生活日益困难”，财政部不得不将牧师基金和传道特款提出来，作为当前教牧人员的特别补助，并将《联堂驻牧试行办法》的第六条中的“至于牧师巡回各堂工作时之膳费，则由牧师自行负责”删去，以减轻教牧人员的负担(7)。抗战胜利，国土重光，然潮汕地方经济并未好转，甚且比抗战时更为衰疲，教会自然亦受波及，联堂制度遂经受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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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区会在划分各联堂时未能详细考察各地民气与精神的不同，结果造成各堂会与教牧人员“各有自私自顾之倾向”，在经济方面对各项常捐和特捐采取敷衍甚至瞒报的做法，而对于已经正常的传道捐，更是“假自理之名”，为所欲为(8)。这就使得教牧人员之间、教牧与堂会之间、基层堂会与教会中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而复杂，风波不断。第一联堂之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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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联堂亦称孚山联，下属六个堂会，分别是：孚山（亦名浮山）、黄冈、长美、柘林、后宅、饶平。这六个堂会均属当时之饶平县，其中除后宅位于南澳岛外，其余均属大陆堂会。饶平位于广东东部，与福建诏安紧邻。明成化十四年（1478）因“三饶壤接汀漳，丛岭险阻，寇盗啸聚”，乃“设县治以弹压之”。(9)民国三十五年（1946）全县人口351318人。(10)该县所属之柘林港是一历史悠久之港口，有“粤东第一港”之说，明清海禁时曾为海上私人贸易的重要地点。(11)康熙年间开海禁，澄海樟林港迅速成为本地主要商埠。及至近代汕头崛起，柘林港乃更形衰微。基督教最早进入潮汕，登陆点为澄海盐灶，与饶平紧邻，故该县亦很早得闻福音。然基督教在潮汕传播，成效最著者在榕江流域，其次为韩江流域，最次为黄冈河流域，即饶平县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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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山堂会创设于清咸丰年间。1882年，与盐灶堂会联聘陈树铨为牧师。到1949年时，本地教友57家，领餐友96名，幼年领洗81名，慕道友百余名(12)。孚山堂在第一联堂内创设时间最早，故为联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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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堂始创于1866年，位于饶平县黄冈镇担水巷。黄冈为粤东重要市镇，清末革命党人之丁未起义，即起事于此处。建国后更成为饶平县治所在。黄冈堂因地理位置适中，向为教牧所重视，是第一联堂内最具影响力之堂会。1941年秋，区会初行联制时，联牧林宪文即驻该堂。1944年夏，林牧他去，继任者为丘受惠，仍驻该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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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林堂会位于粤闽交界饶平县治东界之柘林乡，隔海与南澳、海山相望。堂建于后井溪仔脚，时约1870年。自1910年至1930年间，为该堂旺盛时期。“七七事变”后，地方荒凉，教会锐退，到1949年时，该堂仅存教友数家，十几人而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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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美堂位于饶平东界所城东南之长美村，南行十里，越风吹岭（相传宋帝昺在潮州登陆系舟处）而抵柘林乡。约创于1896年间，系由柘林堂分设。1949年时有教友26家。与其母堂柘林堂一样，均为经济实力弱小之堂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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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宅堂会创于1891年。时潮惠长老大会倡行“三自”，成立调理宣道会，择南澳为宣教区，并于当年6月派教师苏仰真、长老陈瓜仁驻澳布道。1912年该堂会成为正式堂会，归区会统辖。七七事变后，地方多故，堂宇被焚，教友星散，人数减少，经济缺乏。仅存领餐友55名，坚信友31名，慕道友40余名，暂以残余小厅屋为聚会所。1946年，区会复派任牧师林炽昌招抚宣慰，修葺房屋，购置用物。至1948年，慕道友增十余人。是年秋，设计重建新堂，自行竭力捐谷，复请区会帮款。翌年，工程完成。(16)后宅堂亦为经济实力弱小之堂。且该堂位于南澳，波涛阻隔，与大陆往来甚不方便，教牧咸视为畏途，不愿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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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堂发轫于1888年。该堂虽位于县城附近，然力量一直较为薄弱。经历抗战之后，教友星散。到1949年时只存全家信主者三家，会籍簿是仅有领餐教友男12名，女5名，总合侨居而来移籍者，不过廿余名。且因物价高涨，会友日加困难，及至民国卅六年，因无力负担教牧经费，主日崇拜，由各会友自养、自传。(17)所以该堂实际并不在联牧负责的范围之内，也未参与第一联堂的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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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联牧而言，驻地首选为黄冈堂，其次为孚山堂，再次为柘林、长美，最不愿意去者乃南澳岛之后宅堂。然联牧常驻一堂，势必加重该堂负担。同时因联牧为一联之首，与普通传道人——教师身份有很大差别，代表教会中枢直接管理堂会，这可能会与堂会负责人发生权势上的竞争，从而导致冲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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