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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之兴衰进退，关于领导者之尽忠与否。敝会自林景波先生到任以来，不第不尽责守，即每主日崇拜夫夫马马，无点诚意，讲道牛蹄对不着马口，乱言乱语。又惯作虚伪，上贵部信，或在联会说话，常出个人意见，未经我们同意，混乱视听。年底挽留之信，系彼无耻自作，因无印记，骗敝等妻子取用。师奶不同驻堂，子女仅一人，未满十八岁，骗作二人未满十八岁，硬多收师奶及子女之生活费。占理堂会数务二年余，虽经堂议会请彼交出数部，由执事料理，迄今仍不肯交出，又无清单可以查核，秋收奉献之谷全行没收，如此贪污糊涂，实无师格。又常回家相巡师奶，放弃职务，种种不良举动，实不足为我们模范师资。我们同意议决将此情况报告贵部，并请即将林景波先生调去，否则自二月起我们不负责林景波先生生活责任，在新教师未到任前我们自传，一切会务自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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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指控均为事实的话，则作为传道人的林景波人格确实低下，与其身份很难相符合。然而，在冲突最激烈之时双方的言论言过其实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在认定事实之前必须仔细考虑。不过综合上述多封信件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林景波自己写信挽留自己，且盗签他人之名应是事实。如前所述，丘受惠自己写信挽留自己，林景波所为亦如出一辙，为了职位与利益，一联之内竟然有两位教牧人员违反基本的道德准则，则教会内部人际关系之复杂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堂会提出自传和自理虽是负气之语，但却可从中看出自立运动在40年代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经济上的考虑固然是教牧为争夺一个较好的职位而不择手段的重要原因，但肯定不应是主要原因，教牧人员缺乏灵性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而灵性的缺乏对教会所构成的伤害要远比经济上的困难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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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美堂会的压力之下，林景波的工作很不顺利，据称最终是“积劳成疾，宿疾复发”，胃出血和大便出血，必须去汕头福音医院医治(64)。实际原因应与丘受惠运动长美堂会起来“捣乱”有关，丘受惠虽然于1948年10月中旬被迫去后宅，但不久就修函致柘林，对林景波表示不满，并鼓动长美职员，认为林不顾堂会，“填供谷数太多”，林景波则认为联牧之所以如此，目的是自己谋取私利(65)。林景波到汕头福音医院就医固然有医疗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也是为了给近在咫尺的区会施加压力，不过为了避免贻人口实，所以住院伊始即由院方出具证明(66)，并将该证明寄给区会传道部，要求传道部给予医疗费用及路费，且告知该部联牧支领其两月薪资一事(67)。不过，林景波身体很快康复，但出院后并没有立即到堂会工作，而是致信传道部要求改派仙洲堂，传道部长的回函明显表示出对林的不信任，他指出该部已经收到福音医院医生的信件，知道林出院两个礼拜后就能够“照常工作”，因此要求林即日起回任继续工作，对其调派的要求给予否定的答复，认为仙洲堂已经有人主持(68)。林景波在接到信件后对其“危重疾病恢复神速”的原因作了解释，认为是医药和祷告功效兼而有之，同时又说明自己目前“头脑眩痛未愈”，“心余力绌”，因此一面找医生治疗，一面收拾行李准备出发，不过要求区会供给回任的川资，同时由中会出面要求堂会方面补足所欠的供谷数目，至于要求改派仙洲堂问题，林认为这是该堂的主动要求，绝不是自己有意前去“篡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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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景波回任后不到两周竟又回到其家乡盐灶，并由刘盛光将此告知区会，据刘言，林再次离职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发生问题，再加上陈希荣等三位执事又不肯负责，林“束手无策”，只能回家(70)。不过，林景波本人并没有直接报告区会，显然是对区会的处置方式不满。直到一个月后，林景波将自己回家的情况及理由向区会方面说明，认为自己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堂会方面“全无供额，生活无着”，虽然得友人帮助维系了一段时间，但目前已经无法维持，而堂会方面尤其是长美堂全由联牧把持，去年所欠之谷仍不结清，同时胃痛、头痛的旧病又复发，所以只能回家，林景波还要求传道部调换工作地方。(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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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景波擅自回家的举动，汕头区会方面十分不满。区会方面认为，区会对于各位教牧的薪资是逐季按照所报的差额补足的，同时还在每一季度均发给特别补助金，“数目亦复不少”，而林景波之春夏两季薪津补助都已经全数签领，在这种情况下仍以“生活无着为离职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虽然堂会方面欠供谷，但教士会之特款“足补此缺”，林景波实在不应该再斤斤计较，区会方面指责林景波此举是“擅离职守”，从手续方面讲是“不合法”的，至于林提出的身体方面的原因，区会认为必须以医生的检验证明为准，要求林景波务必在规定的期限内到区会指定的医生那里开具证明，区会看到医生的证明后再作定夺。(72)区会方面显然对林景波称病一事持怀疑态度，所以在给林景波去信的同时又给其所指定的医生也去了一封信，要求其在检查林的病情之后应出具相应的证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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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僵持月余后，区会召开特委会，决定林景波“仍派驻长美堂兼柘林堂”，并特别指出，如果林“体弱不能继任，则可请求提前告老”，对此决议，林景波针锋相对地表示自己身体确实不能胜任，而且已经在教会服务三十年，所以决定遵从区会的决议，提前告老(74)。区会的决议原本只是对林景波反复纠缠的一种警告，但未曾料到林毫无畏惧，居然请求提前退休，反而将了区会一军。当时，区会教牧人员本来就比较缺乏，如果批准林景波退休，将使人手变得更加紧张。所以，区会对于林的要求迟迟不给予答复，直到三个月后才在其信件上批示，要求其到福音医院检查身体，将体检证明交给传道部(75)。区会的要求实际是以退为进，并有刁难的意味。林景波与区会的冲突实际是丘受惠事件的延续，在这种多方力量交织的矛盾冲突中没有一方会是胜利者，最后受损害的仍然是教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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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在40年代的岭东大会绝非一极端个案，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根据笔者的统计，当时汕头区会八十余个堂会中，遭遇经济危机的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而教牧与堂会因经济利益而发生矛盾乃至冲突的情况也很普遍。其他典型的案例尚有，贵屿堂教师互争职位事件(76)，顶埠堂教师盗窃公物事件(77)，葵潭堂教师偷运公物事件(78)，仙城堂会教师被会友殴打事件(79)，新亨堂会换地风波(80)，新寮堂会教师私自募捐事件(81)，潮安堂牧师监选事件(82)，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事件大多牵连甚广，影响很坏，造成的伤害也很深。如果将这些事件简单归结为教牧人员缺乏素养，导致堂会职员或会友不满，则显然对教牧人员是不公平的。因为，从上述事件和风波中固然不难找出确有个别教牧品行与学养都难孚众望，但也有声望素著者卷入其中。从相关的档案资料看，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在40年代后期。如果说经济困难是导致风波不断的原因的话，也只是原因之一，因为抗战期间教会经济同样困难，甚至更加困难，但并没有发生如此普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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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堂制度始于抗战后期，战时教会虽受重创，堂宇或被毁，或被占，布道人员和教友流落外地，人员星散，差会之拨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基本断绝，在此艰苦卓绝之时，教会内反生一种团结的力量，山区教会接纳平原教区的教友，经济力量强的教会接济力量薄弱的教会，个别布道员因经济原因离开教会反为众人所不齿。而一旦抗战结束，海外捐款和差会之补助亦恢复，教会内部之矛盾却反而加剧。究其原因，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无论教牧或堂会人员对世俗之利益的重视与追求会较少道德的压力，因而显得更加赤裸和公开。而第一联五堂均在沿海，多是市镇或港口，或靠近港口之乡村，本地地少人稠的矛盾，以及长期海外经商的传统，使得人民对于利益高度重视，而道心薄弱，信德不厚，教会于己有利时即加入，无用途时即退出，也是一常态。前述之长美堂会“会友守道不专，主日崇拜寥寥无几”，(83)而饶平堂会庚子事变，因“有绅耆托庇教会，以致盛极一时”，然事过境迁，随即退出。(84)柘林堂会更是如此，“来归教友多由人事关系，华而不实，草木禾秸，经不起烈火之燃烧”(85)。教会作为一个实体确有权力与利益之所在，成为争斗之场所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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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岭东大会汕头区会各联堂之内少则三四堂，多则七八堂，各堂经济状况很不平衡，联牧驻扎何处自然与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如果驻扎在比较富裕的堂会，则款项催收相对比较容易，各堂一般不致拖欠，故联牧的供应一般能够保障，而驻扎在比较贫穷的堂会，首先本堂的款项就很难收齐，其他堂会势必观望等待，联牧的米薪很难得到保证，联牧及其家人难免不受饥馁之苦。所以，就联牧而言，自然愿意驻扎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堂会。但从堂会方面看，尽管联内各堂负担联牧均有定数，但联牧驻扎之堂居于联内中心地位，各种往来应酬加起来，实际上较其他堂会负担要重，且堂会由联牧直接管理，联牧系区会干员，位高权重，自然非普通传教的教师可比，联牧驻堂，势必削弱堂会职员的管理权限，所以堂会职员对联牧驻堂多持消极态度，至少也希望联牧能够轮流到各堂驻扎，而不应长驻在某一堂会。从管理层面而言，尽管联牧统帅联内各堂，但是联牧首先必须对联堂委员会负责，而该委员会系由各堂教师和长老、执事选举产生，这样在区会与堂会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而人际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联内各堂之间、联牧与教师之间、布道人员与堂会管理人员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容易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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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来看，似可明显看出教会之精英阶层与传统乡村社会之精英的冲突。联牧、教师以及教会中枢之领袖可视为新兴的教会精英，他们虽与本地社会也有很复杂的关联，但就其职业和活动范围来说，多已离开本乡本土，或不限于本地，从而与本土呈现某种疏离的关系，其权力和影响主要来自教会中枢的授予。而堂会之长老、执事则多是立足本土的精英，有少数人虽离开本地外出经商，但其影响力仍在本地，与本土社会呈现出更紧密的关系。曾经长期在潮汕传教，对本地社会有着深刻体认的汲约翰指出，中国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已经有长老了(86)，而长老会这种垂直性管理的体制一方面造就了相对独立的教牧阶层，另一方面在自立进程中又赋予了堂会之长老、执事很大的实际权力。而这些人都是凭借其实力与影响而获得相应的职位的，一些人在加入教会之前已经在当地甚有影响，还有的人在加入教会之后获得对地方社会和教会的影响力。实际上从一些捐款名录就可以看出，堂会经济主要靠这些人支持，教会之自立越落实到基层，他们获得的发言权越大，乃至教会中枢也不得不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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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潮汕社会带有浓厚的传统乡村社会色彩。本地区并无大城市，人口流动性不大，传统地缘、亲缘和血缘等因素很容易进入这些中小市镇和新兴商埠，而后者则为延续其乡村政治的传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传统的政治中心潮州府城，绅耆之力量自不待言，有名的潮州反英人入城的斗争就是在士绅领导之下进行的。而新兴之城市如汕头，传统的乡村社会力量的触角也能清晰地见到，个别先进堂会之人物凭借地缘优势控制教会中枢的情况也是常态。即以本文所论之黄冈堂会而言，虽位于一重要市镇，但该会教友，“多处村落”，(87)实际很大程度上仍带有浓厚的乡村教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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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会所展现的草根性质，所延续的乡村政治传统实际构成了对教会体制的挑战。本来，岭东大会实行联堂驻牧制度之初衷是划分区域以解决牧师的供养问题，促进教会的自立。联内各堂的辖区在地理上是相互毗邻的，各堂之间不论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都便于交流，联牧是区会的干员，代表区会管理联内各教堂，统帅联内各教师，同时联内建立联委会，作为管理联堂的机构，而原有各堂的长执会仍旧保留。从理论上说，这种体制既维持各堂会的自主性，同时又能保证联内各堂的互助合作，似乎是很完美的制度。但是理论的完美并不等于实践的完美。地理上的接近固然有方便彼此交流的可能，但也可能使堂会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因为乡村教会多以一个或数个自然村落或聚落为单位，而潮汕的自然聚落多是以一族一姓为特征，或虽有杂姓但以一大姓为主，有些相邻的村落之间因为历史上的宗族械斗等问题积怨甚深，现在通过教会的行政体制将之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当然有可能造成彼此的和解，但更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斗争平台。事实上，基督教进入本地区之初就已经深深卷入复杂的乡村政治之中。教会内外利用基督教作为宗族斗争乃至械斗的情况已较普遍(88)。民国之后，以反教或护教之形式作为实现宗族利益工具的情况已不多见，但争斗并未停息，只是这种争斗多表现为教会内部的争斗。因为联堂的划分都是根据地域相近的原则而划分的，由于各堂之间相距很近，地方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势必带入堂会，堂会之间既容易内斗，也可以联合起来对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希望扎根于本土的教会，反为本土性因素所制约。某种意义上说，基层教会实际成为传统乡村社会政治权势斗争的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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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联牧驻所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冲突，去深入追究当事双方的是非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很难追究得清楚，重要的是透过该事件去讨论事件背后的权势支配态势是怎样影响事态进程及其对教会的发展的。整个事件看起来似乎是20年代汕头堂会事件的重演，但不同的是，此次较量中双方强弱易位，作为基层的堂会职员在整个事件中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不仅公开批评联牧渎职，而且直接以断绝生活费用供应和否认联牧合法性相威胁，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黄冈堂会职员的行动非常明显地展现了教会内部权力变化的趋向，而部分教师之配合职员压迫联牧，更是势所必然，因为只有与堂会职员保持一致，才能保证其利益不受损失。作为区会干员的联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力图运用权力希望将职员的反抗意愿压制下去，以维持自己的威望，但因为得不到中枢的有力支持，所以最终不得不妥协，离开原来的驻所，而到一个自己原本不想去的堂会居住。当然，联牧毕竟为一联之首，教会体制所形成的行政资源仍然给予了联牧相当的权威，所以他凭一己之力就能够一次次推翻既定的议案，并可以直接面示职员迫使联委会通过对其有利的决议，而堂会职员为了使自己反抗联牧的行动合法化，必须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使驱逐联牧的行动带上公意的色彩，然后藉中枢之手迫联牧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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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件中表现最软弱的是教会中枢，它既不敢得罪堂会职员，担心这样做可能动摇教会的根基，希望以调和的姿态平息职员的愤怒，防止教会分裂事件再次发生，又不敢严厉管束联牧，对联牧多次推翻联委会决议的举动也是尽量迁就，对联牧向中枢提出的尖锐批评也不敢作正面回应，结果是两面都不讨好。这与20年代教会中枢完全享有对牧师和堂会支配权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教会自立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而基层教会对中枢权力的挑战，反映出教会新精英阶层（传道人与牧师）与中国社会之传统精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高高在上的联牧与区会尽管有体制上的优势，但草根型的基层教会之长老或头面人物则更有着教区的地缘、亲缘优势。这些优势在教会自立之重心落实到基层堂会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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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深刻展现了近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两难处境，既要坚持以基层堂会为教会自立之基础的基本战略，同时又要尽力使教会不受中国社会传统尤其是乡村政治之制约，在本土化的同时，又不失其基督化的普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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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4次会议（1938年4月26—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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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汕档：民国资料C284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记录册，岭东大会第42次常会（1938年7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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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5次会议（1940年5月23—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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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汕档：民国资料C288汕头区会第106次会议（1930年4月22—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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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汕档：民国资料C252联堂驻牧委员会议案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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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8次会议（1942年6月10—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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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8次会议（1942年6月10—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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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汕档：民国资料C178《奋进月刊》第2期（1947年2月），吴士敦：《汕头区会统行联政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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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刘抃纂修：《饶平县志》，康熙二十六年本，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2年影印，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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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第四册，第1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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