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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岭东大会汕头区会各联堂之内少则三四堂，多则七八堂，各堂经济状况很不平衡，联牧驻扎何处自然与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如果驻扎在比较富裕的堂会，则款项催收相对比较容易，各堂一般不致拖欠，故联牧的供应一般能够保障，而驻扎在比较贫穷的堂会，首先本堂的款项就很难收齐，其他堂会势必观望等待，联牧的米薪很难得到保证，联牧及其家人难免不受饥馁之苦。所以，就联牧而言，自然愿意驻扎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堂会。但从堂会方面看，尽管联内各堂负担联牧均有定数，但联牧驻扎之堂居于联内中心地位，各种往来应酬加起来，实际上较其他堂会负担要重，且堂会由联牧直接管理，联牧系区会干员，位高权重，自然非普通传教的教师可比，联牧驻堂，势必削弱堂会职员的管理权限，所以堂会职员对联牧驻堂多持消极态度，至少也希望联牧能够轮流到各堂驻扎，而不应长驻在某一堂会。从管理层面而言，尽管联牧统帅联内各堂，但是联牧首先必须对联堂委员会负责，而该委员会系由各堂教师和长老、执事选举产生，这样在区会与堂会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而人际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联内各堂之间、联牧与教师之间、布道人员与堂会管理人员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容易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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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来看，似可明显看出教会之精英阶层与传统乡村社会之精英的冲突。联牧、教师以及教会中枢之领袖可视为新兴的教会精英，他们虽与本地社会也有很复杂的关联，但就其职业和活动范围来说，多已离开本乡本土，或不限于本地，从而与本土呈现某种疏离的关系，其权力和影响主要来自教会中枢的授予。而堂会之长老、执事则多是立足本土的精英，有少数人虽离开本地外出经商，但其影响力仍在本地，与本土社会呈现出更紧密的关系。曾经长期在潮汕传教，对本地社会有着深刻体认的汲约翰指出，中国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已经有长老了(86)，而长老会这种垂直性管理的体制一方面造就了相对独立的教牧阶层，另一方面在自立进程中又赋予了堂会之长老、执事很大的实际权力。而这些人都是凭借其实力与影响而获得相应的职位的，一些人在加入教会之前已经在当地甚有影响，还有的人在加入教会之后获得对地方社会和教会的影响力。实际上从一些捐款名录就可以看出，堂会经济主要靠这些人支持，教会之自立越落实到基层，他们获得的发言权越大，乃至教会中枢也不得不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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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潮汕社会带有浓厚的传统乡村社会色彩。本地区并无大城市，人口流动性不大，传统地缘、亲缘和血缘等因素很容易进入这些中小市镇和新兴商埠，而后者则为延续其乡村政治的传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传统的政治中心潮州府城，绅耆之力量自不待言，有名的潮州反英人入城的斗争就是在士绅领导之下进行的。而新兴之城市如汕头，传统的乡村社会力量的触角也能清晰地见到，个别先进堂会之人物凭借地缘优势控制教会中枢的情况也是常态。即以本文所论之黄冈堂会而言，虽位于一重要市镇，但该会教友，“多处村落”，(87)实际很大程度上仍带有浓厚的乡村教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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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会所展现的草根性质，所延续的乡村政治传统实际构成了对教会体制的挑战。本来，岭东大会实行联堂驻牧制度之初衷是划分区域以解决牧师的供养问题，促进教会的自立。联内各堂的辖区在地理上是相互毗邻的，各堂之间不论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都便于交流，联牧是区会的干员，代表区会管理联内各教堂，统帅联内各教师，同时联内建立联委会，作为管理联堂的机构，而原有各堂的长执会仍旧保留。从理论上说，这种体制既维持各堂会的自主性，同时又能保证联内各堂的互助合作，似乎是很完美的制度。但是理论的完美并不等于实践的完美。地理上的接近固然有方便彼此交流的可能，但也可能使堂会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因为乡村教会多以一个或数个自然村落或聚落为单位，而潮汕的自然聚落多是以一族一姓为特征，或虽有杂姓但以一大姓为主，有些相邻的村落之间因为历史上的宗族械斗等问题积怨甚深，现在通过教会的行政体制将之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当然有可能造成彼此的和解，但更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斗争平台。事实上，基督教进入本地区之初就已经深深卷入复杂的乡村政治之中。教会内外利用基督教作为宗族斗争乃至械斗的情况已较普遍(88)。民国之后，以反教或护教之形式作为实现宗族利益工具的情况已不多见，但争斗并未停息，只是这种争斗多表现为教会内部的争斗。因为联堂的划分都是根据地域相近的原则而划分的，由于各堂之间相距很近，地方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势必带入堂会，堂会之间既容易内斗，也可以联合起来对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希望扎根于本土的教会，反为本土性因素所制约。某种意义上说，基层教会实际成为传统乡村社会政治权势斗争的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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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联牧驻所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冲突，去深入追究当事双方的是非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很难追究得清楚，重要的是透过该事件去讨论事件背后的权势支配态势是怎样影响事态进程及其对教会的发展的。整个事件看起来似乎是20年代汕头堂会事件的重演，但不同的是，此次较量中双方强弱易位，作为基层的堂会职员在整个事件中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不仅公开批评联牧渎职，而且直接以断绝生活费用供应和否认联牧合法性相威胁，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黄冈堂会职员的行动非常明显地展现了教会内部权力变化的趋向，而部分教师之配合职员压迫联牧，更是势所必然，因为只有与堂会职员保持一致，才能保证其利益不受损失。作为区会干员的联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力图运用权力希望将职员的反抗意愿压制下去，以维持自己的威望，但因为得不到中枢的有力支持，所以最终不得不妥协，离开原来的驻所，而到一个自己原本不想去的堂会居住。当然，联牧毕竟为一联之首，教会体制所形成的行政资源仍然给予了联牧相当的权威，所以他凭一己之力就能够一次次推翻既定的议案，并可以直接面示职员迫使联委会通过对其有利的决议，而堂会职员为了使自己反抗联牧的行动合法化，必须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使驱逐联牧的行动带上公意的色彩，然后藉中枢之手迫联牧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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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件中表现最软弱的是教会中枢，它既不敢得罪堂会职员，担心这样做可能动摇教会的根基，希望以调和的姿态平息职员的愤怒，防止教会分裂事件再次发生，又不敢严厉管束联牧，对联牧多次推翻联委会决议的举动也是尽量迁就，对联牧向中枢提出的尖锐批评也不敢作正面回应，结果是两面都不讨好。这与20年代教会中枢完全享有对牧师和堂会支配权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教会自立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而基层教会对中枢权力的挑战，反映出教会新精英阶层（传道人与牧师）与中国社会之传统精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高高在上的联牧与区会尽管有体制上的优势，但草根型的基层教会之长老或头面人物则更有着教区的地缘、亲缘优势。这些优势在教会自立之重心落实到基层堂会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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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深刻展现了近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两难处境，既要坚持以基层堂会为教会自立之基础的基本战略，同时又要尽力使教会不受中国社会传统尤其是乡村政治之制约，在本土化的同时，又不失其基督化的普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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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4次会议（1938年4月26—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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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汕档：民国资料C284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记录册，岭东大会第42次常会（1938年7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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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5次会议（1940年5月23—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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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汕档：民国资料C288汕头区会第106次会议（1930年4月22—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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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汕档：民国资料C252联堂驻牧委员会议案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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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8次会议（1942年6月10—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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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汕档：民国资料C295汕头区会议事部，汕头区会第128次会议（1942年6月10—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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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汕档：民国资料C178《奋进月刊》第2期（1947年2月），吴士敦：《汕头区会统行联政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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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刘抃纂修：《饶平县志》，康熙二十六年本，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2年影印，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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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第四册，第1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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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春声：《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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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汕档：12-11-14孚山堂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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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汕档：12-11-14黄冈堂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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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汕档：12-11-14柘林堂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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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汕档：12-11-14长美堂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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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汕档：12-11-14后宅堂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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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汕档：12-11-14饶平堂会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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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汕档：12-11-39中华基督教汕头区会黄冈堂议会致汕头区会传道部函（1947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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