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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学校建立后不久便爆发风潮。最初的风潮发生在1908年，因对学校一下层职员处置不当而引起，很快平息下去。尽管该风潮本身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开了一个先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汕头各界发起响应。各方面的领袖人物连日在汕头总商会开会演讲，人心空前兴奋。当时华河力已休假回英国，学校由副总理冀文代行管理。学生举出代表向冀文请假参加开会、听演讲，第一日冀文准许学生请假，第二日冀文不准。学生代表向冀文痛陈参加意义重大，然屡请不准。学生爱国心切，于是自行列队前往参加。翌日学生议决罢课，暂时回家，或往参加革命工作，且以全体名义发出报告家长。学期将终时，华河力由英归来，才发信通告学生来校上课(32)。这是华英学校第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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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这场全国性的爱国风潮很快波及汕头，6月11日（阴历五月十四）由汕头商业学校发起，在华英学校召开了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33)。选择华英学校作为会议场所是深有意味的，一方面此举实际上承认了华英学校作为岭东地区最高学府的地位(34)，另一方面也颇有向外国势力示威的意味，会议的主办者当然十分清楚华英的背景。对于华英的学生领袖而言他们似乎理所应当地负有领导整个岭东地区学生运动的使命，炽热的爱国主义的烈火在他们的心中燃烧，他们高唱“匹夫有责兮天下存亡，死生不辞兮汤火何妨”(35)，号召国人“与学生一致奋起”，为恢复中国的“国权”而斗争(36)，为了使“国人富爱国心”，他们认为文字宣传的方式固然也有效果，但收效太慢，认为只有直接对公众进行演说，才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37)。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华英学生与汕市其他中学学生一起演说、请愿，调查日货，取缔奸商，其间三次集中焚烧日货，甚至因此与某些商铺发生冲突(38)。有的学生团体还对地方政务进行批评，以至引起当事者的反感，导致争论发生(39)。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在潮汕各地开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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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东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华英内部的学生自治会因此获得了与校方相抗衡的某种权力与政治资本。应当说，华英校方在整个运动中还是比较开明的，他们赞赏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不认同学生长期参加政治运动，从而荒废学业的做法，不过他们认为如果硬性禁止所有学生参加，其结果“必归无效”，所以允许学生自愿参加，这样可以使那些留下来的学生“有时间追求学问”(40)。但校方的这种变通做法对于那些一直在校外进行各种爱国活动的少数学生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分而治之的阴谋。显然对他们来说，爱国运动的烈火要持续地燃烧下去，不仅既有的参加者不能退出，而且还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新追随者不断加入，必须有新的燃烧点吸引众人的目光，激发人们的情感，否则人心日久生厌，运动亦必然逐渐消沉下去，而这对于富有政治热情的学生领袖而言是难以被接受的。为了爱国这一崇高事业，他们在寻找新的时机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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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华英学校的学生领袖们终于藉拜孔问题掀起了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风潮，从而将华英学校学生已趋冷淡的爱国热情重新点燃。1919年的公历10月20日即阴历八月廿七日，也就是传统的孔子诞生纪念日。华英学校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对于孔诞纪念活动一直比较开通，不仅在孔诞日放假，且允许师生在学校举行开会纪念活动，而这在当时许多教会学校都是不被允许的。参加纪念活动的师生一般也尊重教会方面不准拜偶像的规定，只开会纪念，而不向孔子像鞠躬行礼。但是本届孔诞日，学生一反常态，在没有告知校方的情况下，在准备开会的学校礼堂黑板上所列的会议程序里加入了“向孔圣像行三鞠躬礼”的议程。会议定于晚7时半开始，学生邀请了马育航、宋涤尘和张煊等潮汕名流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出席(41)，其中马育航曾任汕头筹饷局总办(42)。正式开会前，校长华河力发现了拜孔议程，当即“嘱将该条删去”，华河力指出，“此是教会学校，我又兼牧师职责，而听学生在校中拜偶像，人其谓我何？”(43)他态度强硬地表示如不删除此条则禁止开会，学生反复与之争辩，华河力不为所动，华河力的态度令学生十分愤怒，本来打算马上与校方决裂，“行严厉之谈判”，但学生考虑到“来宾满座，体面攸关，不得已含垢忍辱”，勉强同意将该条删除(44)。但是，在会议进入来宾发言的程序后不久，一名已经毕业的前华英学生登台演说，力陈学生拜孔像的重要性，并指责校长不应当禁止此种行动，而台下学生皆“大鼓掌”。从会议进程以及发言者的身份看，该生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迫使华河力承认既成的事实，同时又避免事后受到学校的追究。华河力见事态如此，知学生此时无法理喻，乃“怫然而退”，而与会学生则“咸举足顿地板如擂鼓状以逐之”(45)。会议草草收场。散会后学生即派代表向华河力质问禁止拜孔理由，华河力以该举违背基督教宗旨回答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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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到此并没有结束。次日早晨，学生再派代表到华河力住所质问校方禁止拜孔的理由，而华河力提出到礼堂答复学生，于是全校学生齐集礼堂等候，华河力的答复一仍其旧，学生很不满意，“一哄而散”。此时华河力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乃召集教员磋商解决办法，正在开会之际，忽然有学生代表前来，提出四项要求：（1）再请来宾开会，补行谒孔礼；（2）此后年年孔诞日，得在校中悬圣像行三鞠躬礼；（3）此后学生开会自由，校长不得干涉；（4）此后学生有事与校长交涉，校长不得拒绝。从学生提出的要求看，除包含有挽回脸面的意味外，不仅希望获得不受校方约束的行动自由，而且还希望获得与校长平等交涉的权力，实际上是希望凌驾学校管理之上。显然在炽烈的爱国热情的烘烤下，部分学生尤其是操纵整个事件的学生领袖已经大大膨胀了对世俗权力的欲望。尤其重要的是，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校方绝对不可能答应其拜孔的要求。既然清楚校方的立场，又提出其根本不可能同意的条件，则主导其事的学生领袖的出发点根本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想藉此一步步扩大事态，使之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性的爱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英拜孔风潮是一场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爱国风潮。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教会学校的学生一直处于一种十分尴尬和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享有一般公私立学校所不具备的各种优越条件，这些优越条件使他们在学业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并因此而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优越条件都是教会给予的，而近代教会又与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他们在政治上蒙受很大的屈辱。所以，在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为数众多的青年学子希望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另一方面已经进入教会学校的学生中不少人对学校有很深的疏离感，一旦遇到重大事件，教会学校的学生唯恐落于人后，甚至不惜与学校决裂，因为他们必须只有显得比别人更爱国、更激进，才不会被视为洋奴，才能为社会所接纳。这是近代教会学校风潮不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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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仅提出四项条件，而且要求校方必须一一承认，且屡次催迫，在这种情况下，华河力“知万无商量之余地，乃决意下令解散”，实际是开除全体学生，关闭学校，并要求学生在次日中午12点前“一律出校”，学生得此消息后，即涌进校长室索要学费和膳费等，华河力连夜将费用摊还学生。学生受此打击，愤怒异常，“是夜在宿舍喧嚷至天明”。12日上午，学生先齐集礼堂，悬挂孔子像，并向之补行三鞠躬（或说九鞠躬），“且有放声向像哭诉者”。然后学生就络绎出校(46)。从学生的行为看，他们确实是将尊孔拜孔作为一种爱国的行为，激昂的爱国热情在神圣的拜孔仪式上达到了最高点。对于学生来说，在爱国与学业之间，他们作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对于校方而言，虽然学生提出了不能接受的条件，但在没有尝试做细致的说服工作前就采取如此断然的措施，一下子使全体学生失学，固然展现了学校的坚定立场，但总体看是失策的，表明了学校实际无力通过常规的教学管理方式来处理学校风潮，实际已经放弃了原来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学生与校方一旦发生矛盾就成为对立的两极，就只能决裂。自五四运动起，学生俨然已经成为爱国的象征，将学生赶出校门，势必增加整个社会对该教会学校的疏离感，从而孕育更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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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肯定没有料到校方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所以出校后非本埠学生就近寄居各处，谋求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一份以华英全体学生名义拟定的态度强硬的“告父老书”印送各铺户与团体。学生在公开信中鼓吹“孔子之道，不思不勉，弥高弥坚，包罗万象，为诸子百家之宗”，所以中国历代尊奉，民国成立后“以孔子为教育之大本，日月经天，普照古今中外，称为百世之师，不亦宜乎！孔诞之日，全国学界休课敬拜，华英学校岂容独异？”学生抨击校方禁止拜孔的做法是“侮我国体，辱我圣人”，这样就一下子将拜孔这一行为提高到爱国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并没有要求校方收回成命，而是希望由社会“主持公论，争回该校，勿使教育权旁落外人之手，致有宗教亡国之隐忧惨祸”，从而正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公开信援引华英学校章程，认为该校虽然由英国长老会发起，但“创办由陈雨亭封翁暨汕头及各处绅商捐资盖建”，所以“主权完全在我”，而英国长老会则“毫无权力”，且该校是“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其中“并无丝毫宗教之性质”，本来“应遵守民国之教育宗旨”，但现在校方却以违背教会信仰为借口开除学生，关闭学校，所以社会各界应当齐心协力收回该校，“恢复教育主权，以尽公共之责任，维持孔道于不敝”，学生还表示“如果有人自甘放弃”，他们绝不会同意与附和，而且还会将此类人“视为媚外之汉奸”，从而表现出与校方决不妥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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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开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华英学生激越的爱国言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的冷漠回应。除当地报纸在报道该风潮时对学生有所同情和偏向外，并没有人出面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民众也没有起而声援。自华英发生风潮后将近一个月时间，“潮汕人士绝不评判曲直”(47)，显然，对于汕头市民而言，他们并不愿意参加这场刻意被制造出来的爱国运动，从而影响其正常的生活。不仅如此，比学生本人有着更实际考量的学生家长从学生的学业和前途方面着想，“多不以子弟之举动为然”，认为既为学生就应当遵守学校不拜偶像的规定，专心求学，而不应“龂龂与彼争此末节”，有人则奔走调停，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学生在校园里所点燃的爱国烈火不仅很难蔓延到校园之外，且在众人的冷眼旁观中有渐至熄灭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站了出来，在汕头《公言日报》上发表署名“白华”的文章，猛烈攻击教会，公开支持华英学生的行动，从而引起教会的激烈回应，演变成公开的论战。白华，原名吴白华，广东丰顺人，时为汕头某中学的国文教员，当时所谓的国文教员，实际上就是教授四书五经，是典型的儒学信徒，其立场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白华在文章中首先将华英学生与校方的争执确定为爱国与嫉妒、压制爱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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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青岛交涉失败，民心愤激，杯葛风行，全国一致。倡之者谁？京津学生。继之者谁？全国学生也。学生在求学时代，从事救国，是今日责任所在，诚不得已……潮州学生救国热诚，较之京津各省，未遑多让。自组织全潮联合会以来，团体日固，众志成城，淬砺精神，不可一世。其见爱于人者在兹，其见嫉于人者亦在兹。究之嫉之者之多，未若爱之者之众。今观华英学生，受其校长解散者，因嫉妒而发也。恶乎嫉之，嫉其救国也。（我孔圣鲁人也，过陈城而不式，恶其亡国也。其大公无私若此，在异教反嫉人救国而喜人之亡，我国青年期注意。）今日救国之学生，内则见嫉于卖国之官吏，亡国之奸商，外则见嫉于野心之强国，党恶之邻邦。故学生出任救国以来，无日不在嫉妒人之心目中，人欲解散之久也矣。然事出无因，尚隐忍不敢猝发，迨至八月廿七日华英学生有在校庆祝圣诞事，遂藉为解散之好机会，逐来客，斥学生，禁开会，蔑弃我国教而不顾。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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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将孔子塑造成爱国的典范，这显然是以民族主义理念重新诠释孔子，其二是展示了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在爱国运动中的锋芒毕露，其中“不可一世”一词很恰切地反映了当时学生的矜持与自负。白华在对学生进行表彰后，马上笔锋一转，开始严词责骂那些主张调停的学生家长，认为他们让学生返校，甘心受外国奴役，“非我国人丧心病狂，何以至此”，他认为“此等亡国奴性已大可诛”，不过白华最严厉的批判则是指向教会，他指出，“外人在我国内设学，原藉宗教煦煦孑孑之仁义（如开设医院学校之类）以笼络人心，与我孔圣有教无类之宗旨大相悬殊。彼教会中人不识不知，认贼作父，受其奴隶胚胎，罔不驯服”。在白华眼中，只有华英学生“英挺不羁”，究其原因是他们在进华英之前已经受过小学教育，“平日涵濡孔教既深”，“稍具国家常识”，所以才能在爱国运动中“当仁不让”，其爱国热诚才会“出诸校之上”。现在，如果听任华英校方禁止拜孔的做法，那么“中华国土亦可不准认为己有”，他鼓励学生坚持到底，坚决不返校，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教育问题，而是“一国国教问题”，在他看来，华英激成风潮并非是“仅为国权”，也是为了“国教”，这是“最有价值”的，“今我国尊孔教为国教，关系实属重大，学生以去就争之可，以生死争之亦可”，因为“志在保国，必先保教”(48)。至此，白华言辞之激烈程度已经远甚于学生之公开信，为了其保教的理念，竟然要求学生生死以赴，俨然一孔教卫道士，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受到了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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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告父老书发表后，10月30日浸会角石各堂在沙陇集会，会上有人宣读了该文，当读至“宗教亡国”四字时，“人人眦裂发指”。由于当时汕头的各种报纸在登载消息时普遍对教会不甚友好，“污毁实甚”，所以有人开始商量专门创立一家教会的报纸来表达教会的立场。20世纪的岭东教会民族意识已十分清晰，普通基督徒比非信徒的爱国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甚至有的传教士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作为团体，教会方面也一直致力于教会的本土化，希望逐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会，但是，现在华英学生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完全否定了他们神圣的信仰，他们自然会作出激烈的反应。不过，相比较而言，白华文章中攻击教会人士“不识不知，认贼作父”，这种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做法，更让他们感到“忍无可忍”，甚至有人提出先将白华“殴至半死”，然后再“送官治罪”。这种意见当然不会被主张“以文明手段对待”的教会领袖所采纳。11月15日，潮汕长老会和浸信会两会教会领袖50余人在外马路贝理神学院集会，决定派张亦镜、刘泽荣为文驳斥(49)。当时，西教士方面担心吴白华的文章会引起仇教行动，准备通过驻汕头的领事进行交涉，但本地教会领袖反对这种做法(50)。他们显然担心，这样会使问题复杂化，变成真正的中外之争，那样反倒对教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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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方面所采取的实际反击措施首先是直接与吴白华本人进行交涉。18日，教会派黄日初、陈成文两人前往白华处交涉，经过交涉据说白华已经“知悔”，并愿意撰写一篇文章登在《公言日报》以示更正。20日晚教会方面再次开会，会议决定等白华的更正文章交来后再作处理。在教会方面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白华亦开始央人疏通，以渡过难关。21日，白华的表弟罗某与罗嘉树从揭阳来汕头拜访张亦镜等人，并带来了浸会揭阳真理中学校长林建中给张亦镜等的一封信，林在信中首先表明自己与白华一向“颇有交情”，并说白华“品诣端方，言论亦极稳健”，其母舅家均为浸会信徒，其父亲以前也曾在浸会的角石中学担任过国文教员，而林建中本人两个月前在汕头还与白华谈论基督教事业，白华对基督徒办事认真的态度非常赞许，但现在却前后判若两人，林相信“吴君之言，或有所激而发，非其本心”，要求张亦镜从中疏解。在张亦镜指出白华文章的“罪恶”后，其表弟与罗嘉树一同前往白华处，严责白华，要求白华作一篇更正文字，以肃清影响。白华后来只写了寥寥数语寄《公言日报》。22日晚，白华本人亲自拜访张亦镜，受到张的严厉批驳，白华当面亦表示认错。但是，23日《公言日报》却刊登了白华如下的更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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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登载白华《解散华英学生感言》，原稿“彼教会中有人不知不识”被手民漏去一“有”字，至“认贼作父”原稿已经涂去，误行刊入，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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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会而言，刊登这样的更正文字，还不如不登，这种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非常巧妙地再次攻击了教会，其影响更为恶劣。显然，白华并没有打算真正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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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方面由李耀宇在《公言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白华的观点。不过，由于李在写作该文之前先询问过该报编辑可否发表回应白华的文章，该编辑虽然偏向白华，但作为编辑至少在表面上必须给争辩的双方以对等的机会，以陈述自己的观点，所以回答只能登“讲道理”的文章，而“闹意见”的文章则不能登(51)。这样，实际上就规定了李的文章的风格，所以与白华文章的义愤和偏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的反驳文章显得十分平和、公允。接着，张亦镜在其主办的刊物《真光杂志》发表一个专号，全面回击学生及白华对教会的攻击。张是20年代教会方面一个坚定的护教者，曾与很多人进行过论战，教会方面选择他来担任论战的主角，显然是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非基督教运动兴起之前，像华英学生和白华这样放肆地攻击教会和宗教的情况，甚至直指“宗教亡国”，在当时是颇为少见的，教会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李、张的文章首先认定，华英风潮并非所谓爱国与反对爱国之争，而是拜偶像与禁止拜偶像之争，因为教会方面也是爱国的，许多基督教徒和教会学校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即便是华河力校长也没有禁止过学生的爱国运动，不然华英就不可能在这场运动中走在汕市诸校的前面，他们认为在学生应当尊重信教自由的原则(52)，不应当故意违背教会学校的规定而有意为难校长，如果学生坚持要拜孔像可以在校外拜，一定要坚持在校内拜则是意气用事(53)。至于白华之誓死捍卫孔教的观点，李、张均不以为然，张亦镜明确指出所谓国教说与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时代趋势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尊孔是一回事，救国是另一回事，两者毫无关系(54)。张亦镜还对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说的由来作了仔细的考订和批评，反驳这种看法对张亦镜来说是驾轻就熟，因为此前他就专门撰写过长篇论著批驳陈焕章的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55)，且曾在香港《大光报》与康有为的《国是报》展开过论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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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华英捐款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斡旋和劝告下，校方答应重新开学，而学生家长则允诺“各率子弟回校向校长谢过”，而此时学生“亦多幡然悔悟”，七八十名学生在11月16日“遵命返校”，占原来肄业总数的三分之二(57)，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坚持不返校，在汕头商业街成立友联中学(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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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展开“打倒孔家店”的战役后，华南一隅的华英学校仍然坚持拜孔，似乎表现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时代落差，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民族主义是需要符号的，没有人顶礼膜拜的爱国符号，芸芸众生是很难汇合到爱国的洪流之中来的。华英学生选择孔子作为爱国符号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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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山东青岛问题有关，因为孔子为山东人，学生希望利用孔诞日提出山东问题，“唤起圣地之注意”(59)，进而“唤起人民之救国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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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教会学校对待孔子的态度问题有关。对教会而言，从明末清初中西“礼仪之争”起，禁止祭孔拜孔即成为教会共识，到近代这一问题又被提出来，尽管有个别传教士主张开禁，但始终未为各主流教会所采纳。对于教会而言，耶稣是神，孔子是人，两者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根据禁止偶像崇拜的神圣戒条，在教会学校是绝对禁止祭拜孔子的，甚至在孔诞日举行纪念仪式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迎合异端的举动，岭南大学的钟荣光就认为“华英准人作孔诞纪念，已容魔鬼乘间”，他对此“不能符合”，他主张在教会学校应当“极端排斥”纪念孔子这一类行为(61)。这样，教会学校的学生自然就无法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纪念孔子。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尽管此时在中心城市已经有少数知识精英开始对孔子展开批判，但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两千年所形成的孔子地位短时期内仍是无法动摇的。纪念活动是一种表达身份认同的仪式，教会学校的学生显然不愿背上数典忘祖的罪名，而被人视为异类，祭拜孔子对他们来说是回归中国主流社会的一种标志，如果说非教会学校的学生纪念孔诞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走过场的官样文章，而教会学校学生则是以充满神圣和敬畏的心情来参与此类活动的话，那么此时如果校方出来禁止就会被认为亵渎了他们神圣的感情，自然就酿成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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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岭东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有关。“海滨邹鲁是潮阳”，作为文化边缘地区，岭东一直对中原文化有一种神圣的向往。在近代，岭东地区在爱国运动方面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追赶意识，每一重大事件几乎都在该地区有相应的回响，且唯恐落人之后。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象下面，延展的是传统的文化意识，即努力与文化中心区域保持一致的企图。追求政治正确的背后落实的却是文化的同一，热情如火的爱国情怀折射的却是烦躁不安的文化焦虑。从学生的告父老书和吴白华的文章，我们都可以看出，当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保种保教的主张在文化中心被某些知识精英视若敝屣时，在岭东地区却很有市场。在汕头，孔教会一直很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像筹办潮州大学等重大事项均有孔教会参与其间(62)，到1946年该会仍在积极活动，拥有成员158名，其中大埔人温丹铭、饶平人陈焕章等学界和商界名流亦列名其中(63)。显然，文化边缘地区比中心区更为珍惜传统文化及其符号象征，从文化中国走向政治中国，从而形成新的国家认同，是文化边缘地区所通常采取的一种路径。认为“宗教亡国”，并提出收回教育权的主张，人们看到了在拜孔主张背后表现的一种绝对超前的时代思想，要知道即使在中心城市，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也是1922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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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孔风潮之后，华英校方汲取教训，改变了以往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开始对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种社会与政治活动采取比较严厉的管束方式，以此约束学生，防止再次发生风潮。不过，一所学校是否发生风潮，固然与其管理方法有关，更与整体社会环境有关。自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学校风潮此起彼伏，就岭东而言，岭东学生联合会在从事各种爱国活动的同时，与其他团体合组为各界联合会，协调行动，且在各团体发生矛盾时能够“出面调停”，使事件获得圆满解决(64)。这表明学生组织在岭东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汕头，岭东学生联合会的学生到各商行查抄日货成为其一项经常工作(65)。在外界如火如荼的爱国形势下，华英学生自然也不甘落后，坚持“求学为国之本旨”，时常参加岭东学联组织的活动，不过面对校方的严格纪律，学生不得不“忍气吞声”，“蜷伏屏息”(66)，在行为和方式上有所收敛，以免触怒校方。但相互提防的心理使学生与学校实处于潜在对立的两极，双方的关系已颇紧张，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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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19日，华英学校再次发生风潮。当天按阴历计是五月十四，正是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以往惯例，这一天汕头各校学生集会游行，以“提醒全国同胞”不忘救国。但本年华英校长华河力“以礼拜（按：当天为星期天）重要为词，禁止学生出校”，学生则提出礼拜固然重要，但一年有五十多次，而学联纪念会则一年只有一次，且该纪念会关乎“救国运动”，所以“坚请放假”，但得不到华河力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全校130余名学生中，以信教的50余名学生留堂礼拜，其余学生“放令出游”，华河力仍不答应。很明显，华河力是害怕此先例一开，后面更难收拾。学生则认为“信教自由，环球皆然，断不能强迫以侵人自由”，况且这一天在汕头的教会学校如角石、真光等学校均变通处理，“俱于是日一律整队游行”，那么“华英何得独自违异”，乃“再三请愿”，“恳挚婉求”，华河力还是不同意，并且准备将有关学生“记过斥革”。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乃“议决退学”，并于24日在《公言日报》发表了退学宣言书。学生在宣言书中攻击华河力“摧残学生”，“妄肆威权，冀达其破坏救国目的”，而华河力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学生“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67)。在宣言书里，“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是特别用大字黑体标示出来的，非常醒目。这种标示方式非常强烈地表达了退学学生对华河力及其所代表的校方的敌对立场。华河力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纯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牧师，其本人一直很受中国教友的尊重(68)。华英能够发展成为岭东地区水平最高的学校，可以说，主要是华河力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华河力本人在学生眼中却成了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罪魁祸首，而华河力之所以要压制学生则是出自本性，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是需要敌人的，是需要一个可供攻击的靶子的，如果没有就需要塑造一个出来。自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日本就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靶子，但无奈与汕头相距甚远，查抄日货虽然可以部分宣泄学生的爱国情绪，但日货毕竟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现在华河力仅仅因为行使校长权力，阻止本校学生的一次集会游行，就很自然地被自己的学生当成爱国运动的敌人。作为华英学校的中坚和灵魂的华河力成为敌人和靶子，则华英命运似乎已被注定。在将华河力确定为爱国运动的敌人后，学生的爱国激情就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他们说：“嗟嗟！卧榻蹙蹙，酣睡已属他人，恨海茫茫，真魂虽填精卫。救国事业，惨被摧残，人格被夺，于焉极点。学生等无宗教之臭味，本良心之觉悟，自应共相勉励，策划前途，以副诸父老昆弟姊妹之期望。彼华校长者，以英日续盟之阴险，阻吾辈救国之进行，遂酿此莫大之风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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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是绝不可能参与英日结盟这样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的，其禁止学生游行与英日结盟也没有任何事实和逻辑的联系，可以说学生的指控完全是一个臆想出来的神话。但是，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需要这样的神话的，尽管这种神话会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导向极其褊狭的死胡同。学生一方面要求“信教自由”，另一方面对“宗教”（实指基督教）极端排斥，就是这种褊狭思想的生动表现。没有自由主义和国民国家观念做内蕴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极端排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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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风潮之后，直到1925年之前华英又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过去曾给学校制造许多麻烦的学生爱国团体此间一直比较沉寂，没有违反校纪和干扰教学的事件发生(70)。与此同时，学生人数也有明显的增长，1924年秋季达271人，1925年春季开学时达到292人，与1921年相比，人数几乎翻了一番。3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收复潮汕，在此政治形势的鼓舞下，由一所新开办中学所领导的汕头市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将运动的方向直接指向基督教学校，希望通过唤起教会学校的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在情感上疏远母校，教会方面则担心此举有可能导致学校内部的摩擦乃至分裂。但是，在5月4日岭东学联在汕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游行时，当会场出现反基督教的情形时，华英学生一致以退出学联表示抗议(71)。5月7日，汕头国民党市党部组织各校学生举行纪念国耻大游行，包括华英在内的各教会学校“单独出巡”，并没有参加以非教会学校为主体的大游行活动(72)。显然，教会学生藉此既表明了自己的爱国态度，又显示了忠诚母校、尊重校方办学宗旨的独特立场。就华英而言，学生此举表明，尽管历经风潮，他们对学校仍然有较强的认同感，不能容忍来自校外力量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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