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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孔风潮之后,华英校方汲取教训,改变了以往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开始对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种社会与政治活动采取比较严厉的管束方式,以此约束学生,防止再次发生风潮。不过,一所学校是否发生风潮,固然与其管理方法有关,更与整体社会环境有关。自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学校风潮此起彼伏,就岭东而言,岭东学生联合会在从事各种爱国活动的同时,与其他团体合组为各界联合会,协调行动,且在各团体发生矛盾时能够“出面调停”,使事件获得圆满解决(64)。这表明学生组织在岭东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汕头,岭东学生联合会的学生到各商行查抄日货成为其一项经常工作(65)。在外界如火如荼的爱国形势下,华英学生自然也不甘落后,坚持“求学为国之本旨”,时常参加岭东学联组织的活动,不过面对校方的严格纪律,学生不得不“忍气吞声”,“蜷伏屏息”(66),在行为和方式上有所收敛,以免触怒校方。但相互提防的心理使学生与学校实处于潜在对立的两极,双方的关系已颇紧张,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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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19日,华英学校再次发生风潮。当天按阴历计是五月十四,正是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以往惯例,这一天汕头各校学生集会游行,以“提醒全国同胞”不忘救国。但本年华英校长华河力“以礼拜(按:当天为星期天)重要为词,禁止学生出校”,学生则提出礼拜固然重要,但一年有五十多次,而学联纪念会则一年只有一次,且该纪念会关乎“救国运动”,所以“坚请放假”,但得不到华河力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全校130余名学生中,以信教的50余名学生留堂礼拜,其余学生“放令出游”,华河力仍不答应。很明显,华河力是害怕此先例一开,后面更难收拾。学生则认为“信教自由,环球皆然,断不能强迫以侵人自由”,况且这一天在汕头的教会学校如角石、真光等学校均变通处理,“俱于是日一律整队游行”,那么“华英何得独自违异”,乃“再三请愿”,“恳挚婉求”,华河力还是不同意,并且准备将有关学生“记过斥革”。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乃“议决退学”,并于24日在《公言日报》发表了退学宣言书。学生在宣言书中攻击华河力“摧残学生”,“妄肆威权,冀达其破坏救国目的”,而华河力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学生“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67)。在宣言书里,“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是特别用大字黑体标示出来的,非常醒目。这种标示方式非常强烈地表达了退学学生对华河力及其所代表的校方的敌对立场。华河力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纯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牧师,其本人一直很受中国教友的尊重(68)。华英能够发展成为岭东地区水平最高的学校,可以说,主要是华河力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华河力本人在学生眼中却成了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罪魁祸首,而华河力之所以要压制学生则是出自本性,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是需要敌人的,是需要一个可供攻击的靶子的,如果没有就需要塑造一个出来。自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日本就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靶子,但无奈与汕头相距甚远,查抄日货虽然可以部分宣泄学生的爱国情绪,但日货毕竟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现在华河力仅仅因为行使校长权力,阻止本校学生的一次集会游行,就很自然地被自己的学生当成爱国运动的敌人。作为华英学校的中坚和灵魂的华河力成为敌人和靶子,则华英命运似乎已被注定。在将华河力确定为爱国运动的敌人后,学生的爱国激情就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他们说:“嗟嗟!卧榻蹙蹙,酣睡已属他人,恨海茫茫,真魂虽填精卫。救国事业,惨被摧残,人格被夺,于焉极点。学生等无宗教之臭味,本良心之觉悟,自应共相勉励,策划前途,以副诸父老昆弟姊妹之期望。彼华校长者,以英日续盟之阴险,阻吾辈救国之进行,遂酿此莫大之风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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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是绝不可能参与英日结盟这样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的,其禁止学生游行与英日结盟也没有任何事实和逻辑的联系,可以说学生的指控完全是一个臆想出来的神话。但是,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需要这样的神话的,尽管这种神话会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导向极其褊狭的死胡同。学生一方面要求“信教自由”,另一方面对“宗教”(实指基督教)极端排斥,就是这种褊狭思想的生动表现。没有自由主义和国民国家观念做内蕴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极端排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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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风潮之后,直到1925年之前华英又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过去曾给学校制造许多麻烦的学生爱国团体此间一直比较沉寂,没有违反校纪和干扰教学的事件发生(70)。与此同时,学生人数也有明显的增长,1924年秋季达271人,1925年春季开学时达到292人,与1921年相比,人数几乎翻了一番。3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收复潮汕,在此政治形势的鼓舞下,由一所新开办中学所领导的汕头市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将运动的方向直接指向基督教学校,希望通过唤起教会学校的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在情感上疏远母校,教会方面则担心此举有可能导致学校内部的摩擦乃至分裂。但是,在5月4日岭东学联在汕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游行时,当会场出现反基督教的情形时,华英学生一致以退出学联表示抗议(71)。5月7日,汕头国民党市党部组织各校学生举行纪念国耻大游行,包括华英在内的各教会学校“单独出巡”,并没有参加以非教会学校为主体的大游行活动(72)。显然,教会学生藉此既表明了自己的爱国态度,又显示了忠诚母校、尊重校方办学宗旨的独特立场。就华英而言,学生此举表明,尽管历经风潮,他们对学校仍然有较强的认同感,不能容忍来自校外力量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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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外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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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发生后形势骤变。汕头各界在6月8日举行了万人示威大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铲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各校学生亦准备举行罢课,6月12日,由国民党市党部和日报工会等团体组织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以下简称“外交后援会”)(73),统一领导全市的反英爱国运动。在汕头这样的中等城市,真正与英国有直接关系的机构并不多,在此情况下英属教会学校自然就显得十分扎眼,为各方瞩目,所以外交后援会成立后即发出警告,通知凡属英国人所办学校的教员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否则将受到“严厉之对待”(74)。外交后援会如此对待教会学校,不仅因为它是英国人办的,而且还因为教会学校有可能削弱和败坏爱国精神(75)。显然,这是对“五四”和“五七”两次大游行中教会学校独立行动的一种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教会学校的外籍人士感受到危险,而且所有在潮汕的传教士都感到了危险。因为五卅惨案爆发后,所有在华的英国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分子,成为爱国运动的对立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基督教的同时并举,使在汕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形势的严峻(76),他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让其家属和妇女传教士尽快离开汕头,到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相对安全的地方去,或径直回国(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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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普遍对英国人充满敌意的氛围中,由英国人担任校长显然不可能控制局势,所以华英的英国籍职员与教师全体退出学校,而将管理移交到中国人手中,学生一直坚持到该学期的正常结束,不过其间既没有上课,也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对于校方而言,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没有发生直接攻击英籍教师的言行(78)。对于华英中学校长华河力来说,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维系下去的,从师生的安全角度着想,决定暂时关闭学校。至于学校的重新开放,必须等汕头市抵制英人运动平静下来,且华英学生必须充分保证不再卷入任何政治动乱之后再做决定(79)。学校在8月正式通知学生家长,学校因时势所迫,暂时关闭一学期。至于在此期间学校的管理,教士会准备将其暂时移交给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中基督徒应占多数,且必须明确承认教士会对该校的所有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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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学生在得知学校的决定后,立即由学生会向华河力进行交涉,提出为补救学生失学起见,请求借用校舍及器具一学期,并请旧任教员帮助其继续开课,进行补习。学生会的要求似纯粹从学业着想,自然无法拒绝,但考虑到该组织一直热衷于政治运动等因素,教士会为慎重起见,在讨论之后提出了几项要求,首先要求借期以一学期为限,如果其间中英交涉问题解决,那么华英可随时开学,合同自然终止;其次,参加补习的学生必须是原来华英的学生;第三,学生必须爱护学校财物,如损坏必须修理或赔偿;第四,学校校舍只能用于教育方面,如果学生不得已必须举行一些政治活动,也必须在校外举行。学生基本上接受了上述条款,只要求对第二条略为通融,学生不能局限于旧华英学生,校方也很痛快地答应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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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件的发展进程看,学生会租借校舍的行动显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的开端。在校舍租借一事初步确定下来后,学生马上更改学校名称,并于9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宣言,称自华英学校停办之后,学生重新组织,学校改名为“南强”,以表示“完全脱离英人”,且谓其所借之校舍原来就不是英国人的产业,不过是一种“公产”而已,所以“以假借为第一步,将来可以收为己有也”,并且说陈雨亭的两个儿子愿意帮助学生争回该校(82)。很明显,学生在筹划租借校舍的同时已经有藉此收回学校的考虑,并说服了陈雨亭的两个儿子在此事上站在学生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教士会乃发出公函,通知在校学生必须更正关于学校产权的声明,否则必定收回已借出之校舍。从教士会采取的行动看,尽管它对学生的反叛行为十分愤怒,但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将学生行为视为一时冲动,如果教士会此时采取断然措施完全关闭学校,则事情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在教士会公函发出之后,乃有张廷鉴出面调停,张系一名学生的家长,同时也是华英旧教员和长老会教友,张曾任汕头美国领事馆华人秘书,并开创柯宝等多家洋行,其子亦多在洋行任职。可以说,张廷鉴在当时是一颇有影响的商人。(83)张廷鉴出面为学生担保,并说学生发表宣言,并不是想藉此霸占校产,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做的一种“掩饰”姿态。经过再三商酌之后,教士会乃下令华英学生会亲具正式公函,“承认及保证华英学校之校产为英长老会主权之所有”后,方准学生进校。学生会同意了教士会的要求,立下保证书,内容如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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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约人江学校学生会全体学生,兹因华校长宣布将华英学校暂行停办,学生等为免旷学起见,特向华校长商允,暂江华英学校借与学生继续修业,对于该华英学校校舍产业主权,学生等认明系英国长老会之事,与学生无涉,决无侵犯之意,口恐无凭,立此存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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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会长郑松辉副会长游学诗丘主泽江华英中学校学生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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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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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保证书的这种方式看,英国长老会是以校方的身份强制其学生作出保证的,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单就保证书的内容看也不具备任何意义,因为这只能保证学生不对华英的产权提出要求,而从法律的角度看学生本身也绝不可能有这项权利,真正能对华英产权提出置疑的显然另有他人,但长老会对此则明显准备不足。不过,学生的宣言还是提醒了英长老会,10月1日汕头教士会作出决定,由教士会以书面形式通知担保人张廷鉴,要求他必须保证学生严格履行承诺,同时保证条件一旦成熟,华英可以随时重新开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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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式入校后,立即展开进一步的行动。最初学生与校方磋商时曾经答应不再添请教员,不设校长,如果学校原有教员不愿留任,则可以重新聘请教员,现在学生则攻击学监陈泽霖和其他几位教师,迫使其退出,这样学校就被学生实际控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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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事态进程,整个占校行动环环相扣,计划细致周密,而以中学生之经验阅历是不可能担当起此任的。显然,主导其事的另有其人。此人就是陈小豪,陈小豪是华英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向为华河力所器重,毕业后曾短期担任华英中学教师,后担任福建集美师范的国文教授、新加坡端蒙学校校长,1925年暑假自南洋“告归养病”,正好遇上华英学校停办之事。据陈本人说他当时是“为同情心所驱使遣”,奔走各方,力图“挽回”(86)。陈小豪同情学生之举动是真的,不过他积极参与其事显然还别有所图。先是,当英教士会正在商议华英暂停开课之时,陈小豪以个人身份进见华河力校长,对华河力的困难与境遇深表同情,赞成学校暂时停止开课的计划,并表示愿意竭尽所能给予帮助(87)。陈小豪通过与华河力的交往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为学生所信任,乃代表学生向华河力进呈租借校舍的计划,并表示愿意对该计划负责,从而成为学生方面的代表。在租借校舍成功之后,陈小豪乃违背前言,策动部分学生开欢迎会,请其担任改名后的南强中学校长。为了完全掌控校产,陈小豪鼓动学生反对英国人,希望以此否定英国人对该校产业的所有权,陈小豪认为,该校既然为华人捐资建筑,自然属于华人,也就是属于南强。对此,原华英校方非常气愤,认为陈是“蒙爱国之美名”,“行阴险奸恶之实”,“非为失学之补救,而为滋占之捷径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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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强中学成立之后,学校管理是比较混乱的,学生功课荒废,各种名目的纪念活动非常之多,耽误学习时间达六周之久,而放假日就更多,竟然是上课时间的两倍,在上课时间学生上课与否也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89)。陈小豪本人也承认其间他与学生“同患难之日多,同讲诵之日少”(90)。实际上,学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从事政治活动上,他们甚至在圣诞节派出五六十人的代表参加反基督教游行,且分发反教传单,攻击教会学校,不过此项行动受到基督徒学生的强力抵制。严重的管理混乱,使多数师生不堪忍受,到学期之末,在校教师纷纷离开南强,接受其他学校的聘任,而多数学生则公开表示如果华英不重开,他们肯定不会回南强。但南强的校长陈小豪并未打算按照当初的合同将学校交还给英长老会,而是准备坚持到新的一学期,为此,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包括四名教师和六名学生,但其中两名教师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寒假期间仍然留驻华英,以免校舍被教会收回(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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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小豪等人的行动受到在校多数师生的冷遇和抵制,真正积极追随他的师生不过十数人,但陈仍决心坚持下去,其主要原因首先是社会整体环境有利,人们普遍对基督教已十分敌视,且收回华英的行动受到了政府和社会方面的有力支持与督促。事实上,早在1925年9月,汕头市市长杨霖“鉴于收回教育权之时机已至”,专门派教育科科员到各处教会向华人宣传,指出教会学校“托庇外人,在国体不无妨碍”,要求他们“克日改为中华自办”,废去各校校内的外国旗帜,市政厅已准备“设法逐一收回”。国民军第二次东征,重新占领汕头后,陈小豪就专门拜见过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寻求支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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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周恩来专门召集汕头市五所英国长老会学校开会,它们分别是南强中学、淑德女校、童子部小学、福音国民学校和贝理书院。在周恩来询问各校与英国人的关系、现有学生多少、经费从何而来等问题后,南强中学的代表首先答称,学校“自五卅运动发生后,当即收回自办,与英人无关,经费除由学生交纳外,其余均由教职员维持”。周恩来在听取南强的答辞后,马上作出指示,南强应当发表宣言与英国人脱离关系,此后学校每星期都应开演讲会,请人演讲三民主义及其他新文化运动,要把“学校变成一个中国的学校”,“变成一个革命的学校”(93)。显然,周恩来是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要求南强中学,而南强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汕头学生运动中所谓革命“同志”最多的一所学校(94),至于要求发表脱离宣言则表明对南强与英国人的关系仍存有一定的疑虑。事实上,早在南强成立之初就有舆论攻击南强是华英之替身,人人应起而攻之(95)。南强要想获得新政权和社会舆论的认可,必须再次发表明确的脱离宣言,这对陈小豪和学生会诸君的确是一个考验。不过,新政权及相关社会团体在这方面给予了有力的督促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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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由汕头学生联合会、汕头市教育局、外交后援会、教职员联合会和政治部五处组成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专门讨论收回英国教会在汕头所办的学校问题。会上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首先发表讲话,周对汕头收回教育权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其取得“良好之结果”,能够作为其他地方的示范,这样“各地起而有同样之组织,推而广之,至于全省及全国,于是则帝国主义者,藉文化侵略中国之势力始可打破”,他要求汕头的收回教育权工作应当“十分努力,树全国收回教育权之先声”,对于汕头五所英国教会学校的学生,周恩来明确指出应当让他们“觉醒”,使“他们脱离帝国主义的拘绊,走上革命的大路,并不是对他们有所歧视”(96)。会议要求上述五校在次年春必须“一律收回自办”,且“令各校自行宣布脱离英教会关系”,并取消《圣经》课程和宗教仪式(97)。会议还对相关工作做了具体的分工,并决定凡是该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交由政治部执行。12月30日,上述五个机构和团体商议通过了“取缔教会学校章程”,规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南强中学学生会在1926年1月2日发表宣言,宣布“脱离英教会一切关系”。所有这一切表明,收回华英教育权的活动得到了国民革命军的指导与支持,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除上述机构和团体外,当时汕头一些学校如商业学校和第二学校所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组织,事实上也对南强师生的行动起到声援作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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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方面一直将南强作为一所非正式的临时补习学校来对待,尽管不承认,但也不以为意,且自恃有学生会的保证书在手,待该学期一结束即按约定收回,则所谓南强亦自然解散,不会对华英的产权构成威胁。不过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陈小豪和学生会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后,教会方面开始觉察到事态的严重,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行动。1925年11月2日,汕头教士会召开会议,华英中学委员会报告,在与中间人张廷鉴协商之后,鉴于当前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在本学期的剩余时间里华英不再重开,但准备在中国的新年之后重新开学。会议议决由华河力与时任学校学监的陈泽霖协商,请其担任华英中学的校长,教士会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但同时希望华河力至少在目前仍然对学校保持某种控制权,所以最好的形式是两人并任校长,共同处理学校事务(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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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没有朝教会方面料想的方向发展。前述12月30日南强发表通过章程后,教士会则通过英国驻汕头领事两次向交涉署控告南强校长企图霸占校产,但交涉署置之不理。一直以中间人身份往来于学生与教会之间的张廷鉴态度也忽然改变,1926年1月23日亦即学校放假的前五天,张竟然代表学生要求再借校舍一学期,这种公然违背当初协定的主张自然为教士会所拒绝。教士会的理由是,学生不论在文字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没有遵守当初所订立的保证契约,对于校产以前学生曾声明不敢侵犯,现在则公开宣布学校不是长老会产业,其间学生与反对基督教的人保持一致,违反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且半年的办学乏善可陈,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在未提出此项要求之前已经有意占据,所以不能同意续借的要求(100)。教士会要求学生在放假后三天内即离开学校,以便教会接管学校。教士会通过英国驻汕头领事第三次向交涉署进行交涉,交涉署仍然没有理会。当时交涉署的主管官员马文车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担任交涉使兼潮海关监督,上任以来一直热衷于收回利权运动,不经请示广州国民政府,就擅自在1月18日将税务司所属之五十里常关收回自办,并发表通电,希望以此作为“铲除一切不平等待遇之先声”(101)。对于南强学生收回教育权的行动,马文车肯定是支持的,其不理会英国驻汕领事的照会亦在情理之中。况且,马文车本人与陈小豪因文人相慕,彼此颇有交谊(102),有此一层关系自然会对陈小豪等大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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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在规定的时间到期后,仍有两名教师和八名学生没有离校,其占校意图自然是再明显不过的。面对这种情况,华河力和江克礼等六名教会人士来到学校(103),撤去“南强学校”的校牌,同时将学校的大门锁住,要求在校师生当天中午前离校,但遭到拒绝,华河力等人乃在校舍里另觅一处安顿下来,等候事情的解决。留校的师生见华河力等态度坚决,知事情棘手,乃派人到警区告急,约一小时后10名警察来到学校门前,要求开门,华河力等要求对方出示公文,警察没有出示公文,华河力拒绝开门,不久该队警察自行离去。此后市公安局又派来一人,要求进校调查,华河力等同意其进校。其在看到留校的师生安然无恙,并与华河力谈话后很快也离去。紧接着,有成队的警察来到校门前,其中约12人持步枪,要求进校,被拒,在华河力等讲明情况后亦离去。与此同时,教士会方面也派龙良安(E.L.Allen)到英国领事馆报告,领事让龙良安携带领事馆公文到交涉署,要求交涉使下令让南强师生当晚离校。但当时交涉署只有一名下级官员接待龙良安等,显然,马文车故意躲开了。不过,该官员保证当晚教士不会有新的麻烦,第二天必将情况告知交涉使(104)。当天下午,该下级官员就来到学校,称已经会晤交涉使,现在特奉命来请西教士离开学校,静候事之解决,但是教士们拒绝了该建议(105)。当天晚上,6名教士中有3人留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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