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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潮汕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外部的世俗社会时，一方面他们要展现自身信仰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作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又要充分融入本土社会，为团体的生存获取社会空间。基督教的本土化战略在丰富其普世性的同时充分彰显本土的主体性，为基督教在本土的落地生根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而基督徒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属性则为教会融入本地社会提供现实的保障。潮汕本地教会和海外潮人团体依靠其密切的互动关系，构成一个“大本土”系统，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对地方社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本土化导致教会深度介入本土社会，汲取本土资源，自然就引起本土社会对教会的疑忌，使其不仅有可能遭遇地方势力的排挤，更有可能遭到正式的国家权力的压制，陷入一种真正的两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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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与条约体制的关联性使得基督徒的自我认同始终面临难以克服的尴尬。在民族主义这一极富魔力的符号感召下，不仅世俗社会会将基督徒群体视为外国在华事业的附属，而且有可能使得原本属于教会基础的边缘群体也剥离出来，对教会本身提出挑战，进而彰显其新的身份认同。华英学校的失败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教会利用本地资源，谋求教会事业发展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近代这样一个政治风潮不断的时代里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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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徒”作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已经不需要再从本体论上加以论证，但建构中国基督徒的“中国”独特性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近代传教组织的差传战略不仅导引了整个传教运动，而且也规范了传教历史的叙述模式。差传话语模式不仅建构了本土教会成立之前的历史，而且规定了教会历史记录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而深刻地影响到此后教会历史的书写样式。差会的传教战略形塑了它的历史话语，它是先有一套被教会内中西人士广泛接受的历史话语模式，然后才有符合这一模式的教会活动记载，而各种记载则进一步成为支撑这种话语模式的坚实基础，进而深刻影响关于本土教会历史的叙述。特定的历史叙述模式虽不足以取消或改变基本的历史要素，但却可以赋予不同的历史要素以不同的地位，建构不同的历史谱系，基于地缘、亲缘的地方力量和基于民族国家理念的现代政治力量实际上都深刻影响教会历史的建构与表述。解构教会历史的差传话语模式不仅是中国教会人士的神学任务，也是历史学者在重构“中国基督徒”的历史和经验时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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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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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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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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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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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资料部分编号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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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会会议记录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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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4岭东浸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特刊，浸会干事局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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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5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青年团契协进会会员大会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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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6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会章委员会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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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7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服务委员会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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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8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理监事会联席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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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9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事工委员会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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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38684
C200岭东大会青年团契协进会常务理事会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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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2产业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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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6文字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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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8传道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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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9传道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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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0财政传道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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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1财政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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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财政部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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