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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愤怒（西方支配和干涉）所占有的突出地位，还有政治与宗教互相纠结的程度，已在许多斗争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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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促使奥萨马·本·拉登把基地组织从一个阿富汗—苏联战争中的抵抗组织，转变为全球的军事网络。本·拉登谴责非穆斯林军队驻扎在伊斯兰教的祖国沙特阿拉伯，说这是亵渎。他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是“占领”，会导致海湾国家更加不独立。十多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发起进攻，这些事件都被恐怖分子利用，以招募“自由战士”，抵抗西方，保护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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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方对政治自由和伊斯兰认同的威胁在不断增强，这一感觉很可能强化穆斯林对于“沙里亚”的渴望。求助于沙里亚这一伊斯兰社会蓝图，已是数百年来的模式。因此，不论穆斯林人群存在多少的差异和不同，对于许多人来说，沙里亚都是信仰和认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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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沙里亚作为法律渊源的温和派（83%）和政治激进派（91%）比例相近，而想以沙里亚为法律的唯一渊源的政治激进派比例却明显更高（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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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沙里亚的渴望令人回想起早期伊斯兰教法发展背后的原因，那就是建立法治，以此抵御哈里发或是苏丹们的权力。正如理查德·布雷特（Richard Bulliet）在《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研究》一书中所提到的：“唯一能约束统治者不像暴君一样作为的，就是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由于该法的基础是神圣的、而不是人类的准则，因此没有统治者可以改变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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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治激进派对实施伊斯兰教法有着更大的兴趣。这反映了他们希冀以此来限制他们认为的独裁、“非伊斯兰”和腐败的统治者及其政权的权力。不过，这并不是对神权统治的呼唤。当被问及他们希望宗教领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公共生活（世俗的家庭法、学校的课程设置、起草新的法律或是宪法、决定谁可以参选公职或是妇女在公共场合如何穿着，以及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大多数的政治激进派和温和派说，他们不希望宗教领袖直接负责。不过，激进派更可能让宗教领袖担任“咨询者”的角色，这与乌里玛们担任统治者“顾问”的传统角色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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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的数据所展示出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激进派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也是温和派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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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的数据所展示出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激进派迫切关心的问题也是温和派关心的问题。两组人见解的关键区别在于问题的孰先孰后、情感的强度、政治化和疏离感的程度。这说明两组人群的愿望存在重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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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被问及对于自己国家未来的梦想时，温和派和政治激进派中的大部分提到了改善经济状况。其次最常出现的回答是更多的安全保障和结束国内的紧张状态，有五分之一的政治激进派和温和派都提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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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温和派紧接着关注的是改进教育体制，而政治激进派则更关注推进民主理想和言论自由，增强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赢得更多的尊重，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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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是不是穆斯林全都同情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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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受访者中同情“9·11”袭击的人数比例，以及这些作为宽恕此行为的边缘人群与其他人有何不同。但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穆斯林确实不是因为宗教狂热驱使产生同情，那么为什么对恐怖活动的支持似乎更多地存在于穆斯林当中？或者确实如此？问题的答案是“不”——极端主义的观点并不为穆斯林所独占，事实上，毫不含糊地对袭击平民进行谴责的穆斯林，其平均比例可能超过美国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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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46%的美国人认为“有意针对平民的炸弹和其他袭击”“无论如何是不正当的”，而24%的美国人认为这些袭击“常常或有时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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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46%的美国人认为“有意针对平民的炸弹和其他袭击”“无论如何是不正当的”，而24%的美国人认为这些袭击“常常或有时是有理由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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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一数据与同年从几个最大的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得到的数据对比一下：印度尼西亚有74%的人认为恐怖袭击“无论如何是不正当的”；而这一比例在巴基斯坦是86%，在孟加拉国是81%[27]，在伊朗则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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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的是，6%的美国公众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袭击“是完全正当的”。而与此相比照的是，在黎巴嫩和伊朗这一比例都是2%，在沙特为4%。在欧洲，巴黎和伦敦的穆斯林并不比本国的一般民众更相信针对平民的袭击是正当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拒绝暴力，即使这暴力是为了一个“高贵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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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不少人要追问：如果穆斯林果真拒绝暴力，为何穆斯林世界依然暴力泛滥？这些结果所显示的是，恐怖活动如同任何其他暴力犯罪一样，是一种“外团体”（out group）的行动。正如美国各个城市暴力犯罪事件的持续发生并不意味这是美国人所默许的一样，持续的恐怖暴力并不是穆斯林宽容暴力的证据。大量的统计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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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是诊断还是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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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圈子里的人喜欢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症状，把伊斯兰教诊断为一个问题，但这种诊断是有缺陷的，而且要冒产生危险反应的严重风险。这种做法确证了激进派的信念和担心，疏远了温和的穆斯林大多数，强化了全球反恐战争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的战争这一观点。这种负面的态度在激进派和温和派当中都是非常普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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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先驱论坛》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法瓦兹·戈尔戈斯（Fawaz Gerges）叙述了他在埃及与一位伊斯兰领袖巴拉卡特（Abed al-Rahim Barakat）的谈话。对于穆斯林中蔓延的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是针对伊斯兰教这一看法，巴拉卡特是赞同的。他告诉戈尔戈斯，“在描述反恐战争时，布什总统本人就使用了‘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当戈尔戈斯回应说“这是口误”时，巴拉卡特坚持说：“不，这是无意识说出的心里话。他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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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穆斯林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美国人从根本上反感极端主义。当被问及他们最不喜欢穆斯林世界的什么时，多数美国人回答是“极端主义/激进主义/不听取他人的观点”。相似的是，在问及最不喜欢自己所在社会的什么时，穆斯林最为关切的也包括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如果我们回想到穆斯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人一直是穆斯林时，我们就不会对这一回答感到惊异。“恐怖极端分子”并没有受到称颂，而是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民众们所拒斥，恰如美国的民众所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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