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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特停留期间，休斯与沙特滨海城市吉达的一所女子大学的师生举行了一次会面，在此她与阿拉伯式的骄傲不期而遇。休斯用“折翼”的鸟儿来比喻沙特妇女的地位，因为她们缺乏全面参与的权利，包括没有投票权和驾驶权。[36]她的发言引发了愤慨。学校师生表示对沙特妇女受压迫的这种陈词滥调很失望，并对美国媒体推波助澜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一位妇女反驳说：“我认为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人说，我们是幸福的。我们不仅仅知足，而且我们是幸福的。那么，你打算如何来展示这一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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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盖洛普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沙特妇女说她们应当拥有投票权和驾驶权。那为什么她们对休斯的断言有如此排斥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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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记者的追问下，一些妇女承认她们想拥有投票权和驾驶权，但是坚持说所有的变化都会以沙特自己的步调和决定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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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在沙特所直接面对的是沙特人的这样一种感受，即美国觉得在文化上高穆斯林一等，认为自己处在“拯救他们”的位置上，却对穆斯林的文化和价值观毫不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沙特妇女对休斯的言辞有防御性反应的部分原因，这和其他阿拉伯妇女遇到她们认为的文化霸权威胁时的反应是一样的。活动之后，在西方记者的追问下，一些妇女承认她们想拥有投票权和驾驶权，但是坚持说所有的变化都会以沙特自己的步调和决定来进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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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邻国伊拉克的战争等尖锐冲突已经伤害了很多妇女。因此，即便是西方化的土耳其女性主义者，也指责休斯关心妇女的说法是伪善的。在埃及，人们认为美国反对真正的阿拉伯政治自决，由此引发的愤怒甚至让阿曼尼·菲克里（Amani Fikri）——一家反对派报纸的编辑，受过教育、有着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埃及妇女——也对休斯的动机和真诚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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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文化上不受尊重，再加上政治上受支配的感受和冲突尖锐的现实，这三个维度正是许多男女穆斯林看待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行动和言辞的滤光镜。每个滤光镜都在强化和互相强化，同时每个维度又都通过其他两个维度的滤光镜被观察。例如开罗的一个小货车司机拉什迪（Rushdi）说，“美国仇恨伊斯兰教；看看他们对伊拉克干了什么。”在这里，人们通过自己认为的美国对伊斯兰教的仇恨这一滤光镜来看待尖锐的冲突，美国仇恨伊斯兰教的感受又反过来增强了冲突的尖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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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穆斯林妇女权利是一个重要的并发因素，上述所有这三个维度都至少与此有部分关系。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常常以妇女权利为理由。而且如前所述，对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这类尖锐冲突，解放妇女也被当做说明其正当性的部分理由。然而，穆斯林认为这些战争非但没有帮助到穆斯林国家，反倒损害了它们。穆斯林男性和穆斯林妇女一样，都认为入侵伊拉克造成的危害远大于带来的好处——这是被问及这一问题时多数国家大部分人的感受。[38]不仅如此，穆斯林还认为，西方对穆斯林妇女的关心局限在认为她们会受到穆斯林男性的虐待，但是对于她们在西方列强手里蒙受的苦楚，却似乎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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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穆斯林世界许多地区，那些反对自由选举的人们证明自己观点正当的理由是：选举产生的是反对妇女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不过，在这一论点最盛行的国家，比如埃及，大多数妇女说民主会促进自己国家的进步，同时她们也愿以沙里亚为立法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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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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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感受是否意味着西方人应当采取“文化相对主义”，以一种“不加评判”的方式来看待妇女们的苦楚？他们是否应当安静地站在一边，只关心自己的事务？绝对不是。但是，感受、历史和文化现实混杂在一起，即使西方那些最具善意的穆斯林妇女权利倡导者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他们谨慎、连贯、尊重地向前推进。根据分析，我们有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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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是否应当采取“文化相对主义”，以一种“不加评判”的方式来看待妇女们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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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首要之事于首要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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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能够帮助穆斯林妇女之前，他们必须对穆斯林妇女的优先考虑有所了解。阿兹扎赫·希伯里（Azizah al-Hibri）教授是黎巴嫩裔美国人，现为里士满大学法学教授，她创建的KARAMAH[39]组织由致力于维护妇女人权的女律师组成。她解释了“第三世界”妇女们为何沮丧，因为在她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只能听“第一世界”妇女们的指令，特别是在一些关于人权的国际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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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第三世界的妇女被告知她们的当务之急与面纱和阴蒂切开术（也就是女性生殖器损毁）有关。在开罗，她们被告知当务之急乃是避孕和堕胎。在这两个情形中，第三世界的妇女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与众不同。她们反复宣称自己的当务之急乃是和平与发展。她们表示在自己的孩子因为饥渴和战争而濒死之时，她们不可能为其他事情更感担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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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穆斯林男性一样，穆斯林妇女说她们最感紧迫的事务包括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因此，如果不关注穆斯林世界大多数地区存在的更为严重的独裁主义问题，就不可能回应妇女更多平等和更多政治参与的挑战。在美国已经把妇女问题作为自己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的时候，关注和致力于推进民主也同等重要，因为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没有认识到妇女需要完全、平等地参与所有生活领域，并把妇女纳入其中，中东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民主制需要女性的参与来建构一个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可持续的政府体系，因此我们应认识到，民主化不是妇女赋权运动的副产品；相反，它是衡量妇女权利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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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面也一样。罗纳尔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数十年来都在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对全球价值观进行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几乎在每个社会中，人类的发展都始自于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妇女进入工作场所，并带来文化的变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径。[41]有些人已经提出，经济停滞、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停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不把妇女视为人力资源、因而利用不足有关。[42]不过，鉴于阿拉伯男性中的高失业率，问题似乎不在于人力资源运用不足，而在于经济机会普遍缺乏造成的资源需求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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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不是妇女赋权运动的副产品；相反，它是衡量妇女权利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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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妇女地位确实势在必行。但是，如果在阿拉伯世界首先就关注性别问题，而无视稳定、改善经济和政治权利等更基本的需求，这不仅忽略了社会发展的自然顺序，更重要的是，也就忽略了前面提到的穆斯林妇女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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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关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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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教授丽拉·阿布—卢格豪德（Lila Abu-Lughod）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妇女和性别研究，是妇女权利的坚定维护者。过去20多年里，她一直从事中东妇女问题的工作。一次，友人让她在一份从塔利班手下拯救阿富汗妇女的请愿书上签名，她感到很不自在，对此举的理由，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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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些妇女要求保护巴勒斯坦妇女免受以色列炸弹袭击、或是免受检查站日常侵扰的请愿书。或许这些人里有一些正在签署保护阿富汗妇女不受割礼摧残、保护印度妇女不会因为嫁妆问题而死的请愿书。不过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是穆斯林男性压迫穆斯林妇女的这件事的话，不可能轻易动员起这么多的欧美妇女。……她们为那些穆斯林妇女感到遗憾，与其相比，她们对自己的优越沾沾自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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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对“妇女权利”的倡导，与人权、包括贫困、政治压迫和战争造成的伤害等大背景更加一致的话，可以改变上述这种感受，尤其是在这些苦难被认为是西方政策所造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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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女性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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