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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研究项目，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研究，而非辩护鼓吹。盖洛普从来不曾为任何政党或组织做过调查，且永远不会。数据与分析的纯洁性与客观性，是盖洛普商业模式的基础、品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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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盖洛普在创作本书的特别之旅中的几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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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第1阶段：构想“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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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的指导员理查德·伯克胡德——或者如盖洛普内部所称“我们自己的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1]一样——喜欢引用2001年10月路透社的文章：“在那些以王室的绝对统治为常态、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里，系统的研究，比如出版关于政治观点的民意调查仍是被禁止的。这些社会与生俱来的保守思想意味着，即使开始进行这类研究，进程也是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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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地的专家疑虑重重，盖洛普决定：这项工程太重要了，不能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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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第2阶段：问卷设计——披荆斩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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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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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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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未带任何预设进行了这次研究。研究人员谨慎地避免将流行观点确定为“已知”。这好像是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调查问卷的设计却是一种审慎的艺术。因为提问必须尽量客观，研究人员必须明白他们对一个已知主题暗示性的先入之见，提出的问题要尽量避免不经意间误导调查对象。例如盖洛普在调查欧洲穆斯林时，问卷中没有设计“认为‘一体化’是医治激进主义的万能妙药”之类的问题。相反，问卷问及可衡量各个维度的问题，让数据去揭示一体化与温和主义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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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写出恰当的问题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对科学严密的激情，在设计调查问卷时还要考虑两个重要的问题：调查对象所属国家的政府当局和调查对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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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哈德·法赫瑞丁注意到：“涉入政治敏感领域，冒险无处不在。”法赫瑞丁是盖洛普在这一地区的合作伙伴，他参与设计了第一份调查问卷。“作为阿拉伯研究人员，我们明白调查的极限，但是我们想在本次调查中挑战一下这个极限。突破极限极为有趣，学术上的收获也大，从商业的角度上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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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初，伯克胡德和法赫瑞丁在迪拜安营扎寨，日复一日地忙于设计调查问卷。他们小心翼翼，努力去预测政府官员担心的问题。他们关注受访者的世界观，让受访者明白调查的主要目标是要对其价值和信仰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坦率、不冒犯的背景中，以间接提问的措辞问及关于恐怖主义和西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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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策略确实奏效——至少大部分情况下如此。在一些国家，最终确定的调查问卷没有遇到地方官员的麻烦。在另一些国家，官方也只是让对问卷稍作调整。沙特阿拉伯处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精神核心的地位，它对本次调查极为关键。沙特官员尤其执著，坚持要求对某些关键问题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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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晚才获得官方批准，并且是在萨米（Sami，泛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的一再坚持下才获批的”，伯克胡德说，“最终，他兴奋地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机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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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第3阶段：“他们从来都不想与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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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可能比获得各国政府的批准还要难。“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合理的问卷使被调查者大胆地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伯克胡德说，“规避风险的方法就是直接说：‘你们党的所有政策路线我也都是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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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从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开始问起，如被调查者喜欢读什么书籍和报纸，然后逐渐推进，涉及对受访者比较重要的、关于价值观的一般问题，然后再问一些他们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一般看法，最后问及他们对于西方具体问题的看法。“我们把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问”，伯克胡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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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伯克胡德回忆，联军入侵之后，2003年7月初他在巴格达调查伊拉克人的看法。他在绿区（Green Zone）[2]内与新上任的伊拉克官员会面，该官员告诉他：“这里的人与世隔绝，你别想让他们与你谈话。”伯克胡德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开始有点泄气了，因为虽然他以为在伊拉克会有很高的拒访率，但未想过调查会毫无进展。这位官员离开后，偶尔听到他们谈话的一位新西兰人说：“哥们，我不会太在意他刚才的话，他过去20年一直住在明尼波利斯（Minneapolis）[3]。”爱尔兰人是对的。这年夏天，经过努力，伯克胡德在伊拉克的受访率超过95%（在美国，盖洛普的受访率超过50%就算是碰上好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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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及伯克胡德是如何成功的，他的回答倒不像调查研究人员，更像是心理学家：“这是个建立信任的问题。不管你的问卷设计得有多精细，抽样计划有多完美，访谈人员多么训练有素，如果被调查者认为你不真诚，他们就永远不会对你敞开心灵。”伯克胡德解释道，当被调查者认识到你真的关心他们的看法时，他们才会说真话。正如他在黎巴嫩的一次访谈中所亲历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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