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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秦姚兴时（五世纪初）有龟兹国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来长安，秦王姚兴尊他为国师，礼遇甚优，《高僧传》卷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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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支那）竺（天竺）所出，多滞文格义（扞格不通）。兴少达崇三宝（佛、法、僧为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音批）缪（错误也），皆由先度（从前人翻译）失旨（失去本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梵语，是出家人的通称，译为勤息，即勤修善道、止息恶行的意思）增（音略）、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咨（问也）受什旨。更令出《大品》（《大般若经》），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音酬）校（就是对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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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段文字有可注意的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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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汉明帝以来，经过魏晋两朝，译出的经论虽多，但意义多错误，和梵文原本不相应；其病在通梵文的，末必通华文；通华文的，未必通梵文；以致译文呆滞，译义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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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前译经，多由西来僧人于布教的余暇自主翻译，力量有限；这时是得后秦国王姚兴的扶助，并且拨出王家的花园做译场帮助翻译僧众，多至八百人。这种大规模的举动，是从来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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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鸠摩罗什是旷世天才，于三藏既都能谙诵，又善于中国语言文字，所以能融会两国的言文，不必拘拘于直译，而能为流畅的意译，在我国翻译上开一新纪录。他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多至三百数十卷，大都发挥龙树的教系，为中国大乘空宗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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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庐山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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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南方庐山有高僧慧远，结白莲社，僧俗入社的有百二十三人，为我国提倡净土的初祖。慧远博通群经，和罗什虽没有见面，然极其推重，每有疑义，常用书函请问罗什，罗什也极佩服他。但是慧远并不借政治力量的保护，全凭个人的力量，勤苦修行，尤极重戒律。慧远于译经事业，也十分尽力。佛驮跋陀罗（罽宾国人，Gunabhadra）在长安不得志，远迎接他到庐山，叫他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开中国禅门的先河，又译出有名的《华严经》，为中国大乘有宗的开始。这些都是慧远的力量。慧远还派遣弟子法净、法领先后到西域去搜求经典，这时僧伽提婆也来庐山，译出经典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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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慧远两派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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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罗什在长安，为北方佛教的中心；慧远在庐山，为南方佛教的中心。然两派学风，大不相同。罗什受帝王的供养，不拘拘戒律，徒众多至数千，声势显赫，不可一世；慧远却完全相反，持律既非常严肃，更不喜亲近权势，风格高逸，国中乐于静修的人，多愿从他，学者也有数百人。当时人说长安佛教，如春花盛开，生气勃发；庐山佛教，如深秋枯木，旨趣闲寂。可谓确评。这是南北两派隐然对峙状况，也是中国大乘教空、有两大潮流的发源，所以称为译经的第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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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译经事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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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五世纪中至六世纪中）翻译的事业，更加兴盛。这里著名的：宋有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梁有菩提流支（Bodhiruci），陈有真谛三藏（梵名拘那罗陀Guna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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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由小乘进大乘，博通三藏，于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从海道到广州。宋太祖遣使迎接到京师，集合徒众七百人，译出大小乘经很多。《高僧传》卷三有云：“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咨析，妙得本旨。”宝云、慧观都是学问很好的高僧，有他们两人，一传译，一执笔，并且和求那跋陀罗往返问难，剖析义理。所以译出的经典，能妙得梵文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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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流支，北天竺人，遍通三藏，志在弘法，从葱岭入中国，以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来洛阳。魏帝使居于大宁寺，供养丰盛，寺中有七百梵僧，以流支做译经的领袖，二十余年间，译出经论多至三十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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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三藏，西天竺人，以梁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来中国。武帝竭诚供养，本欲盛翻经教，适逢侯景作乱，未及举行。国家多难，真谛流离迁徙，不得安居，至陈宣帝时而病殁。然真谛虽度流离的生涯，而译事未废，从梁武末年，至陈宣初即位二十三年中，译出经论记传，多至六十四部。世亲菩萨的教系，由真谛首先传入中国，他所译的《摄大乘论》、《唯识论》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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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两人，都得帝王帮助。本来真谛也得梁武帝帮助，惜乎遭逢兵难，没有一日的安宁，然其成绩，还这样的伟大，倘得身遇承平，一定更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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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有可注意的特点，就是第一二时期翻译的经典原本，大概自西域传来，或口传，或写本，都是西域文字，译成华文，已是重译，就偶然得到梵本，也已经过西域人的改篡。至于译文，或是直译，或是意译，和梵文原本总有点违异，是不可免的。到这时期，原本多自印度得来，译法也比较完备，所以称为译经的第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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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奘赴印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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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朝贞观年间（七世纪中），我国有大师玄奘三藏出世。大师俗姓陈，十三岁出家，博学无方，凡是国里的名师，个个都去请教过，于是深通三藏，名冠京都。然大师以为诸师各有宗，译出的经典，也多有隐晦难通的地方，乃立志亲往印度，以明其究竟。他孑然一身，万里长征，经过西域诸国，备尝艰苦，方到印度。在印度留学十七年，经历一百有十国，凡大小乘经论，没有不学，获得梵本经典六百五十七部，归来献于朝廷。世俗相传的《西游记》小说，就是写唐三藏这段故事的。唐太宗见玄奘得到这许多经典回来，就叫他在弘福寺从事翻译。玄奘拿从前翻译体例，重加改正，一洗向来华梵扞格的毛病，在译经上又开一新纪元。他数十年中译出经论多至七十六部、一千三百四十七卷（以上见《大慈恩三藏法师传》）。玄奘所传，也是世亲菩萨的教系，至此中国大乘有部，于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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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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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玄宗开元时（八世纪中），有中天竺僧善无畏（梵名戍婆揭罗僧诃）拿真言密教，传来中国。后来又有金刚智（梵名跋日罗菩提，中天竺人）、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北天竺人）师徒两人，从海道到中国，传布密教。于是翻译的密教经典，一时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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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太祖时（九世纪中），曾派遣沙门三百人，往印度求梵本。此后从印度及西域来中国的僧侣既多，从中国到印度去求法的人也不少，往来交通既便，翻译事业，自然更盛而更完美。到宋以后，国家不复加以提倡，译经事业，也就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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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有可注意的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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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三期的译经，虽有本国人参加在内，然总是以梵僧为领袖的，唯有这时期，是玄奘大师亲自西游归来，主持译事，是本国人独立翻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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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前三期内，虽有鸠摩罗什、真谛三藏等大匠辈出，然华文梵文的隔阂，终不得免；并且译例，也未能十分划一，到这时，经玄奘改正后，这毛病方完全除去。所以通常也称前三期所译的经论为旧译，玄奖以后所译的经论为新译，这是译经的第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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